重返繁荣:北宋时期的黄河文明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晚唐到五代十国长达百余年的分裂混战局面,疆域一统推动了北宋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就黄河及其周边流域来说,仍属于北宋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而开封成为北宋都城更促使该地的城市文化迎来了兴盛。一般来说,在历史分期上,北宋往往会被划分成前期、中期、后期3个阶段。北宋前期起于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走上帝位,止于宋真宗赵恒驾崩于汴京延庆殿,从建隆元年(960年)到乾兴元年(1022年),共历时63年。

北宋粮食储备与流通对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的启示

当前,我国仍存在耕地数量降低、农民务农数量减少和种粮收益不高等问题,需要从国家到个人、思想到行动两个层面上采取措施,才能有效缓解。我国宋代粮食市场突出特点是地区间转运贸易发达,随着北宋粮食贸易的日渐活跃,百姓获得粮食渠道的拓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粮食储备压力,影响了当时的粮食安全标准。北宋农民的赋税负担十分繁重,富民、地主粮食储备较为可观,官方与民间的粮食储备总量存在差距,具备藏粮于富民的特征。宋朝廷利用制度性和市场性的手段,将粮商作为国家的后备粮仓,灵活地缓解了官民粮食储备差距悬殊的矛盾。粮食流通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不同的粮食来源和运输距离揭示了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在南、北救荒上的不同分配,北方地区的灾荒救济以官方力量为主,南方地区则以民间力量为主,粮食的性质、流通方式存在较大区别,影响着救荒效果。以北宋时期为鉴,当前我国应切实关注民生问题,构建多种形式的土地耕种格局;合理统筹全国区域性粮食流通,完善重大灾情下的粮食供给体系;树立科学粮食储备观,全方位增强社会戒奢从俭意识。

古礼今义: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墓葬排列及相关问题补论

蓝田吕氏对北宋中晚期的思想学术、社会文化乃至朝堂政治皆有较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吕氏家族墓地由家族“大”字辈成员甚至著名学者规划,清楚地反映了吕氏的礼学思想。墓葬排列中特别突出宗法的做法为目前仅见,而昭穆法则直接承袭二程的丧葬理念,祔葬之法也体现了当时儒学士大夫对于族葬古礼的理解。宁愿牺牲常礼也要特别突出嫡长的埋葬方法,不仅是北宋复兴宗法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或许也与吕氏的时政见解和表达有关。

变与不变:北宋中央临时遣使地方巡察

北宋中央临时遣使巡察地方,以察访民情、考察官吏、寻访人才等为职事,但伴随交通状况的改善和驿站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与官员选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其原有职能发生变化,变为因事而设以解决具体问题为主。在形式上,既有对前朝的借鉴,又有名实不一的差派,更有无名却有实的差遣;在派遣缘由上,更加具体,更具主动性、目的性;在权力上,使臣有奏禀权而无决断权,其反馈后由中央酌情分类处理。这种变化非但没有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反而加速了政务的运行。但到统治后期,部分使臣与地方官员通过不当接待这一媒介紧密联系起来,这既削弱了巡察职能的履行,又背离了设置的初衷。

北宋皇祐年间范仲淹的赈灾智慧

在历史上,从来不乏充满智慧的防灾减灾救灾措施,不仅在当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保证了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更是对后世起到了启迪作用。北宋皇祐年间范仲淹采取的存粟救荒、“宴游兴造”、以工代赈等策略,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借鉴意义。

北宋淮南东部的水利工程与区域发展进程

北宋淮南东部的水利工程主要分为陂塘、闸澳、运堤及开河疏浚四类。分析这些水利工程的兴修情况,可以揭示北宋淮南东部区域发展进程的若干特点。其中陂塘工程的职能由灌溉转向济运,功能趋于单一,这是淮东地区由供粮区演变为转运区的一个缩影。闸澳工程的推广大幅提升了河道节水效率,有利于漕粮转运,并加速了淮东向“转运型”区域转变的进程。运堤工程是为了解决“湖漕”问题,但其兴修加剧了堤坝东、西水系分离的趋势,影响到淮东地区整体的水文环境。开河疏浚工程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展现了北宋淮东地区发展的困境。在护漕保运的指导思想下,淮东地区的区域资源过多集中于运河水利工程,导致农业生产、民众生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记功到志人:史传思维影响下的北宋墓志书写模式变迁

北宋时期,墓志志文有两种典型的架构方式,一是张方平等以编年为纲,累积事功凸显墓主,是“蔡邕体”求全思维结合史传记事功能的产物;二是尹洙、欧阳修等通过记述典型事件本末以撰写人物,将史传的远观思维融入墓志。从蔡邕到欧阳修,墓志的核心功能从记功转移到志人,而选典型事件以志人、编年叙交游以抒情也成为北宋墓志撰写的新范式。以史家的笔法撰写墓志,目的在于追求“实录”的效果,但“隐恶扬善”的道德观使得消极事件的书写曲笔颇多,影响了“实录”的力度,而正向事件的书写又呈现“贪功”的旧态。墓志多写于当下,缺乏时间汰洗沉淀,加之私人关系的影响,导致墓志书写欠缺史传的后见之明,这是“以史笔为墓志”无法弥合的缺陷。

论北宋时期河北白瓷装饰工艺的创新发展与历史贡献

北宋时期,河北陶瓷生产领先全国。无论是以精细白瓷独树一帜的定窑,还是以化妆白瓷自成一家的磁州窑,都成为其他窑场争相模仿的对象,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定窑、磁州窑命名的窑系。从装饰工艺角度看,北宋定窑从学习其他窑场的深剔刻、细线划花走向了自我创新,模制、斜刀(双线)刻划花、满壁印花等新工艺造就了精细白瓷的艺术巅峰。磁州窑则在缺乏优质瓷土的条件下,创新出化妆白瓷划花、剔花、白地黑绘花等装饰工艺,以极高的艺术水准成为了“粗瓷细作”的典范。北宋时期的河北白瓷不但成为当时民间艺术的典型代表和风向标,而且为后世软笔工具创作的青花、五彩等陶瓷装饰工艺奠定了基础。

北宋西北堡寨体系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文章基于对北宋西北堡寨体系历史地理信息的全面梳理,以史料分析、时空剖面、空间量化分析为基础方法,探讨了北宋西北堡寨体系的空间分布结构、运作机制和时代特点,提出北宋西北堡寨体系总体呈现出匀质化军事应援网与中心放射状屯田聚落网叠合的复合型空间结构,并对其局部典型分异结构的历史地理成因进行了解析,揭示了北宋西北堡寨军事聚落体系规划的系统性特质和整体建筑遗产风貌,拓宽了关于中国古代大型军事建筑遗产体系的对比研究视野,深化了对中国西北地区军事建筑及聚落遗产的整体价值认知,并为其系统性保护理论的构建提供了研究基础与参考。

北宋文人对陶渊明平淡诗风的内在需求

宋诗与唐诗之不同,最明显体现于宋诗之“意”,其“意”是诗人人生哲学和生存方式在艺术世界的转换和生成,是人格之美。北宋文人在对晚唐五代诗歌传统进行重建的过程中,选择了陶诗传统,陶渊明的平淡诗风展现了这一“意”,并满足了北宋文人的内在需求:归属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同时,陶渊明平淡诗风哲理化为诗情,满足了北宋文人以理遣情,实现自得闲适、超脱旷达的个体需求。

北宋小说《括异志》中“梦”的思想内涵

《括异志》是北宋时期志怪类笔记小说,书中多记朝野人物奇闻逸事。其中,以“梦”为载体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别具特色,也使小说成为一种教育警示大众的手段。通过对《括异志》中“梦”的思想内涵的分析,探析《括异志》所表达的北宋后期的价值观念。

渐入王土:北宋前期南方族群的治理与王朝统治

北宋前期对南方族群的治理虽皆以“羁縻”为原则,但在荆湖、川峡、岭南等地区的统治实态呈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与各地区族群发展水平相关,更深受宋廷对族群边地所毗邻核心区域治理深度的影响。宋廷在统一南方并重建地方行政体系与军事体系时,基于南方地区治理与猜防的双重考量,兼顾各地区社会秩序、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等因素,采取了不尽相同的统治措施,造成宋廷统治力在各地区的不均衡分布。这直接影响了各区域南方族群的政治抉择,进而迫使宋廷不得不因应不同地区的边地族群采取各具特点的治理措施。廓清北宋前期羁縻统治的区域特点及其原因,不仅能揭示边疆与内地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可增进对宋代羁縻制度丰富历史内涵的认识。

论北宋的海陆联防战略——从登州“刀鱼寨”史实谈起

地处山东半岛的登州是历代王朝经略海疆的重要基地,而始建于明朝的蓬莱水城更是古代海防要塞的典型代表与重要遗迹。相关学者根据明清时期山东地区诸方志所载,多将蓬莱水城的前身追溯至北宋设置的“刀鱼寨”,不过此说并不能得到宋代文献的证实。尽管如此,北宋曾在登州大力开展海防建设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并且其部署不仅着眼于北宋与辽朝以及高丽的关系变化,更立足于防范辽朝为策应西夏而可能实施的跨海南侵。由此可知,北宋有着较为明晰的海陆联防战略。

身份、待遇与生存发展空间——北宋西北边疆蕃官与蕃兵再探

在宋、夏对峙格局下,宋朝对西北边疆归顺的部族大体以族帐除授军职实职官和以功次除授武官阶虚职官。北宋陕西路蕃官体量十分庞大,元丰初约占全国汉蕃官员总数的五分之一,俸禄支出占比却较小。蕃官非常重视军赏,把立军功作为升迁的主要途径。那时蕃兵的指代范围进一步得到扩大,不仅包括宋朝境内的蕃兵,还指代直辖郡县之外的部族兵。蕃兵在神宗前以归顺的部族兵为主体,以招募的蕃部兵员为补充,神宗后以招募的蕃弓箭手为主要组成部分。招募的弓箭手以田土作为主要经济来源,其经济收入明显高于部族兵,甚至高于禁军的平均收入水平,这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蕃兵经济待遇的认识。

赋可补史:黄庭坚两篇不明律赋与北宋科举及试赋的双向互证

今存黄庭坚律赋仅有两篇,即《位一天下之动赋》和《春秋元气正天端赋》,见《山谷别集》,惟黄?《山谷年谱》及今人皆未系年,后人亦几无论之者。采用双向互证的方法,一方面可从北宋科举试赋推测二赋撰作年代,并按律赋体例对之略加评骘;另一方面可反过来从二赋引证、反证与廓清长期以来有关北宋科举试赋的若干成说。

太学学官“作新斯文”职责与北宋太学文风变革

北宋太学学官是太学制度和文风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太学规模扩大、学规完善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为太学文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在任命制诰中太学学官被朝廷委以“作新斯文”之责,他们自觉履行这一职责并肩负起了改造太学文风的重任。这主要表现在庆历间石介等极力排抑西昆浮靡之风、引导太学文风走向“太学体”的险怪,以及熙宁后慕容彦逢、葛胜仲、曾几、陈与义等为振作卑弱文风所作的努力。太学学官“作新斯文”之举是北宋文风改革的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北宋王詵書畫鑒藏印記考述

王詵,字晋卿,是北宋開國功臣王全斌之後,尚蜀國長公主駙馬都尉,好書晝鑒藏,藏品頗豐,于私第之東專築寶繪堂,以蓄其所有。考察發現,王詵經常在其所收古書名畫上鈐蓋奇形異制的鑒藏印記或者花押以作收附。王詵鑒藏印記的“好奇”“求異”之風與其書晝審美趣尚和鑒藏觀念是一致的。此外,王詵還以偽刻的他人鑒藏印記,亂鈐書晝,以次充好。

北宋漕运影响下的钞盐法变革

北宋将漕运与淮盐政结合在一起,漕船返程运输食盐销售,以其收入补贴漕运,形成互利的关系,但是北宋盐政的衰败与变革也与漕运出现的问题有关。舟卒境遇低下、漕运官僚腐败、航运水利治理的不稳定都使漕运食盐不断被盗卖、运作效率逐渐低下、食盐运量不足、私盐泛滥、官盐品质低下等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而通商之议受到漕运系统官员出于自身财务利益立场的反对。北宋末的蔡京钞盐法改革,彻底将漕运与淮盐盐政切割,虽然造成了漕运的进一步衰落,但实现了比漕运更让朝廷满意的财政收入。这是因为钞盐法将官吏从食盐运销中剥离,漕运的诸多弊端不再直接作用于商人自负盈亏的运输,同时蔡京当局也极力保障运输的通畅和排除官吏对航运的干扰,使得钞盐法行之有效,并得以被南宋至清朝等后来的政权所继承,成为全国范围内最主流的盐政运销制度。

历史解释与时代关怀--北宋儒士的曹魏正统诠释研究

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与曹魏代汉同出一辙,皆以“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出于对北宋立国方式和政权合法性的考虑,北宋儒士在诠释三国正闰问题时,多以曹魏为正统,蜀、吴为闰位。北宋儒士的曹魏正统诠释,主要从三条路径展开:北宋初期,德运观念盛行不辍,宋儒以五德终始学说为依据,指出曹魏以“土德”上承东汉“火德”,是接续东汉的正统政权。北宋中期,随着儒学的复兴和五德终始学说的式微,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儒士重新厘定正闰标准,提出以“居正”或“一统”为条件,力图将曹魏纳入正统之列。此后,司马光又提出曹魏取天下于“盗手”而非取之于“汉室”,以重申曹魏代汉的合法性和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北宋儒士不同阶段、不同路径下的曹魏正统诠释,不仅因应着当时的学术与文化潮流,更将其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深切关注,这是其时代关怀意识在历史解释层面的典型反映。

从考古资料管窥北宋河洛地区的茶文化

茶文化作为河洛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文化交融、南北交往等原因,在北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解读相关墓葬中出现的备茶、进茶、饮茶等三大类茶事图像,论证北宋河洛地区具有丰富多彩的茶文化。通过探析墓葬、瓷窑遗址中出土的茶具组合,揭示出北宋河洛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各类茶具的使用方式、使用情境。茶事图像及茶具实物表明北宋河洛地区茶文化具有茶具讲究、品饮环境清幽温馨、茶酒具混用、传播深远等鲜明特色,是深入挖掘北宋茶文化和河洛地区文化的内涵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