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东北话剧的制度型构、文化生产与历史价值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黑、吉、辽三省得益于历史的积淀和社会现实,建构形成了一整套与工业基地物质生产体制匹配的话剧生产与传播制度,并取得堪称辉煌的历史成就,是“十七年”话剧领域的重要流派和生力军之一。尽管诸多当代话剧史和文学史著述都对东北话剧有关注和评价,但总体上的认识和评述还可以再深化和拓展,以展示其历史价值和风貌。

新时期文学史料编纂与“十七年”作家的历史评价——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兼谈现实主义再认识问题

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成气候,并向时段、地域、形态、传媒等全方位铺开之际,有一套研究资料似乎有必要引起关注,即1978年提出设想后陆续出版,一直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结束,总计有近90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集体合作的大型丛书,不仅对后来的史料编纂及其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思考——以“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课程具有鲜活的时代性,教学内容具有迷人的魅力,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与“中国故事”高度契合,在课程思政方面颇具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某些教学改革的困惑。本文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特点出发,结合“十七年”时期的战争题材小说,分别从修订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完善考核方式,创新教学手段等方面具体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以期切实提高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效。

现代左翼文学资源在十七年文学中的艰难融入——《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论争及碧野创作文体转换考察

作为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文坛常青树,碧野的散文创作较受到注意。碧野亦有相当数量的小说作品,且创作有十分明显的文体转向,即在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小说转向散文创作。个中原因复杂,有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论争风波的因素,也有左翼文学资源的转换问题,其中涉及到十七年作家的自我改造、深入生活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被遮蔽的日常书写与地方色彩——以“十七年”中短篇合作化小说为例

“十七年”中短篇合作化小说相对于同时期长篇小说而言,无疑是被淹没和低估的对象。因研究者们的“史诗”情结而使中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学研究界被忽视已成普遍现象。然而,在发掘“十七年”“文学遗址”时,有一些中短篇小说还是值得重新审视的。本文力图抛开学界近于固化的偏见,发掘被当代文学史遗忘、遮蔽的中短篇合作化小说文本,通过聚焦日常生活与地方色彩的书写,对其复杂的思想内蕴、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创作立场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试图让那些被遮蔽的文本“浮出历史地表”。

雷暴雨急 杨柳风轻——论“十七年”连环画《夺印》的艺术特色

创作于“十七年”间的文艺作品《夺印》影响深远,不只是因为政治因素,更是因其自身的艺术性而赢得读者的欢迎。本文选取林锴绘画的连环画《夺印》,从主题确立、人物塑造、风格意趣、笔法运用等方面分析它独到而隽永的艺术特色。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对文学新人的培养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启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培养工程,培养新中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办学模式方面,侧重“小而精”的培训,招生计划、教学安排、师资队伍配备等体现了培养工农文学新人的诸多努力与创新。办学理念方面,既自由活泼,鼓励讨论争鸣;又严肃紧张,突出政治规训。办学质量评价方面,尽管人们常常诟病中央文学研究所培养的大作家和创作的名作品少,但综合考量其办学目标定位、生源质量与培养成效,大体实现了办学初衷,且对20世纪50—70年代乃至新时期初始作家队伍建设和文学生态建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七年”小说中的历史镜像与修辞策略

作为历史记忆的一种传播媒介,文学对于历史的形塑充满主观性和想象性,因而历史的文学镜像与其本像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这与作家采取的修辞策略密切相关。“十七年”小说中的历史镜像主要使用了四种修辞策略:一是正义化的修辞,作家借助原始正义的伦理诉求,赋予了复仇必然性和正当性;二是仪式化的修辞,作家将斗争看作成长与成熟的关键元素,攻击和受刑是英雄走向成长必经的仪式;三是传奇化的修辞,作家把武力视为英雄必备的杀敌技能,并且对其进行了浪漫传奇的想象与渲染;四是史诗化的修辞,作家对集体战斗进行了史诗化处理,将战场的牺牲都转化成胜利的光辉印记。

“十七年”时期东北文艺的批评经验与理论范式

“十七年”时期,东北文艺批评形成了兼具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独特风格。延安鲁艺的迁移、国家整体文化政策的导向以及东北本土文艺创作的积累,使这一时期的东北文艺批评形成了独特的景观,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符合人民文艺本质属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的理论范式,最终实现了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三者之间的共生发展。这为“十七年”时期东北文艺发展研究提供了更为客观和理性的研究视角,亦为东北解放后近三十年的总体文艺风格提供了历史细节。

“人道主义”的屈折——“十七年”萨特存在主义译介与“人性论”论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风靡的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战后存在主义逐渐走入中国学界视野。在这一时期,萨特与中国的初步接触微妙而多变:从外部因素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萨特、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与新中国关系变化的现实影响;但在内部,它有一条贯通始终的脉络,将译介与接受的浮沉维系起来,让萨特存在主义在中国的起落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讨论紧紧纠缠在一起。这条脉络自始至终与它最被关注的那一部分交织着,曾最被提防也是后来也最易被接纳的,即对于人之存在的定义和想象。

新中国“十七年”的外国儿童文学译介与出版

新中国“十七年”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译本不仅丰富了当时国内的儿童图书市场,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儿童教育的有力工具。由于受到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该时期我国的儿童文学译介以对苏联作品的译介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译介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新中国儿童的教育和培养,而以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代表的国营专业出版机构是译本成功走向市场的重要保障。以书目定量统计和个案分析为主要方法对“十七年”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译介与出版情况进行整体考察可知,在通过翻译引进外国儿童文学的过程中,译者、编辑和出版商应充分考虑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主流儿童观和教育政策等影响因素,共同打造既符合时代要求,又满足读者期待的译本。

“文化主体性”的文学表达——以“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为核心的分析

“十七年”文学的文化主体性,表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文化的格局。在“农村合作化叙事”中,文化主体性的文学表达体现于从“小家”到“大家”转变的“家国情怀”的传统观念;在“革命历史叙事”中,文化主体性的文学表达体现于现代革命意识与传统伦理文化共生和互动的关系。对于文本价值的阐释和文学史述的重构而言,“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内在的立场和学术的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历史人物评价理论新探——以史可法的历史地位争鸣为中心

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间,晚明历史人物受到学界较多关注。鉴于研究者对史论关系的把握、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存在着差异,于史可法是否为民族英雄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鸣。纵观这场争鸣,展现了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水平渐次提高,亦折射着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事业的曲折发展历程。

论“十七年”儿童小说中红色儿童的身体成长

红色儿童是“十七年”儿童小说创作的主导形象。作为无产阶级宣传话语的产物,“十七年”儿童小说将儿童的感情、思想一并整合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内,使其具备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品质。由于教育功能突出,红色儿童形象的解读长期与政治历史相捆绑,呈现出契合时代特征的嬗变轨迹。儿童动态复杂的成长被单一地表现为人物革命意识、阶级觉悟的提升,而外在的身体成长被遮蔽,内在的精神成长成为分析其价值旨归的主导取向。革命叙事空间中,红色儿童的身体打破了过往线性封闭式的生长,而呈现出与世界一同成长、与历史前行互融的特征,并由儿童“嬉戏”天性走向革命的过程中实现从儿童到小英雄的蜕变。

苏联科学文艺与“十七年科幻小说”

“十七年”期间,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创制深受苏联影响。从晚清传入中国的科学小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历史性地转变为一种基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文学规范的“十七年科幻小说”写作范式,这一文学类型与当时苏联科幻小说和科学文艺关系密切。本文试图从新中国对苏联科学文艺的代表人物伊林的历史评价出发,在整理分析其代表作《科学与文学》的基础上,厘清“十七年科幻小说”创作观与苏联科学文艺的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与反思这一文类的历史限度与可能。

黄子平“作为方法的文学性”与“十七年文学”研究

“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一个难题。黄子平“作为方法的文学性”将“文学性”作为一种方法,其核心要义是在宏观视野与微观细读的综合中将文本读成“文学”,读出“文学性”。他将这种方法应用于“革命历史小说”的解读上,为我们重新理解“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提供了新的路径。此路径首先将“十七年文学”文本读成“文学”;其次,在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脉络里读出此种“文学性”的独特性;最后,从“文学性”的视野批判文本。从当代文学研究史的角度而言,黄子平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中间意义。

《讲话》与“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叙事策略——以舒群《这一代人》为例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舒群等“十七年”东北作家积极探索国家意志与主体意识的融合,整合时代力量与自我经验,进行艺术构思改造与知识分子话语重置。作家依从现实真实展开对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场景的典型塑造,借由时间的线性发展与循环进步完成对工业发展历程的贯通式呈现,并通过深层情感诠释构画蕴蓄深厚爱国情感与集体精神的社会主义工业景观。一个时代的工业战线图景与一代人的集体建设道路,经由舒群“这一代人”的集体性想象与策略性表达,得到了丰富而鲜活的再现。“十七年”东北工业叙事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讲述故事的“这一代人”与故事讲述的“这一代人”的深刻联结。在舒群这一代作家与一代工业建设者的同声共鸣下,“十七年”东北工业叙事就本质而言成为一种内嵌于工人集体且外显知识分子作家主体经验,融通集体与自我,勾连历史与现实,凝聚国家意志与集体共识的策略书写与话语表达。

“十七年时期”金迪的明星身份建构与银幕表演

培养“新生代人民演员”是十七年时期电影明星生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生代人民演员”的典型代表,金迪接受过社会主义表演艺术人才培养机制的系统训练,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和表演艺术素质,在“参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总体要求下,塑造了“孔淑贞”等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人物。回顾金迪明星身份的形成过程和银幕形象的塑造方式,有助于厘清“十七年时期”电影明星生产机制的运作方式和运作逻辑。

社会主义视域与“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翻译

“十七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该时期的文学翻译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译者往往从政治出发去选译亚非拉文学。首先从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需要出发,选择翻译朝鲜文学和拉美新兴独立国家的文学;其次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出发,翻译大量日本共产党员文学、越南南北战争文学、蒙古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及其他反帝、反殖民和反阶级压迫的文学;再次从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翻译亚非拉反外交封锁的文学及歌颂祖国的文学。“十七年”亚非拉文学的翻译满足了初期社会主义中国的诉求,但选材过于倚重政治却不利于引进精品力作。

新中国十七年间的亚非拉文学翻译研究

“十七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而特殊的阶段,出于外交和政治目的,该时期对亚非拉文学翻译掀起了高潮,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十分有限。国外研究停留在“冷战”时期,且多聚焦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冷战时期的文化研究被严重遮蔽。国内相关研究虽然也处于沉寂状态,但相较于国外而言,在翻译文学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著作中多有关于亚非拉文学翻译的讨论,而且也有研究专门讨论了十七年间拉美文学、亚洲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但研究该时期非洲文学在中国翻译的成果依然缺席。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学界应深化相关研究,为当下中外文学交流互鉴和国际关系发展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