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深受喜爱,诸如屠岸、梁宗岱等诗人译者,甚至终其一生,致力于十四行诗的翻译。十四行诗的翻译涉及跨文化理解。在诗歌形式上,莎氏十四行诗有两种汉译形式,即古体诗和白话诗。虽然两种形式各有优劣,但整体而言,白话诗形式已成主要翻译趋势。在过去一世纪的时间里,十四行诗这一诗歌形式已经成功中国化,中国十四行诗主要得益于对西方十四行诗作品的阅读与翻译,包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其中,莎士比亚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本文梳理莎氏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史,包括阅读、翻译和改写等方面,并辅以具体例证,说明莎士比亚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成为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典型案例。

基于词频分布指标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译多维标度和聚类分析研究

本文通过对8个与词频分布有关的指标进行方差分析,揭示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5个汉译本的异同情况,并通过多维标度和聚类分析,发现没有一个译本能够和原文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但仍有3个译本和原文距离较近。本文通过客观数据分析表明,诗歌翻译难度较大,但是在某些量化指标上可以尽量接近原文,同时也印证了某些译本的定性评价。

创造何以战胜死亡:莎翁十四行诗中的死亡观

“以创造战胜死亡”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组诗中,创造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人类自身的繁衍;二是文学艺术的创造。诗人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提取“真善美”,建立秩序,从而创造了诗人的小宇宙。《旧约》也同样反复强调以“生儿育女”和“建立秩序”两种方式战胜死亡。莎士比亚诗中这种“以创造战胜死亡”的主题与《旧约》中源自希伯来文化的死亡观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又在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影响下产生了变化。通过分析莎翁十四行诗中的死亡观,可以看到两希文明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冲突与交融。

民族精神世界的启蒙与生命存在的沉思——论冯至《十四行集》的精神内涵

冯至的《十四行集》写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郊外林场的居住环境,为他创造了发现自然万物本质的契机,诗人得以从自然宇宙中体悟生命的哲理。诗人的生命体验与时代、历史经验紧密联系,他站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以诗思的方式启蒙民族的精神世界,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诗集呈现了对个人与时代、存在与虚无、人与自然、民族与国家等方面的思考。冯至提倡的人生态度是反抗虚无、积极行动,赋予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诗人将深刻的思想融于想象,通过感觉而得到诗的表现,完成了艺术性与哲理性的融合。

系统功能视角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的及物性分析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第十八首在他所有十四行诗中最为著名,自从它出版以来,许多学者都在研究它。以往的研究多是从文学角度进行探究,笔者以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为框架,运用及物性系统分析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通过对这首诗的分析探讨这首诗的特点,以期更好地理解诗歌。

诗歌中的情爱永恒——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55首为例

文艺复兴时期诗歌有多重主题的解读,其中包括情爱、友谊、时间、生命、真、善、美、自然等主题。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55首格律清晰,内容深刻,美学性强,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文学主题和思想,展示了情爱与诗歌的结合能超越时间,达到永恒。

伊丽莎白时代的三大十四行诗集

回顾十四行诗的起源和历史,简述十四行组诗的特点和传统,分析英国伊丽莎白时代三大十四行诗集(锡德尼的《爱星者与星》、斯宾塞的《小爱神》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文学品质和艺术成就。任何民族成熟的诗歌都有其严谨的格律,用中文翻译英语十四行诗也应该保留原诗的格律和韵式。

在“缪斯们的亭园”呼唤自由:论弥尔顿英雄体十四行诗的独创性

继伊丽莎白时代的爱情十四行诗之后,约翰·弥尔顿的十四行诗成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这一诗体中最为独特且重要的构成部分。本文针对弥尔顿三首英雄体十四行诗的内容展开分析,揭示其作品的独创性:它们摆脱了十四行诗传统爱情主题的束缚,与当时的时政有效结合并用于公共目的,以此凸显弥尔顿一生追求的自由之核心精神。

诗歌的阐释与翻译的多元——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例

该文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第141首的不同中译本为案例,从结构、主题和意境方面来分析译者视域对翻译和阐释的影响.译者视域不同,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也会不同.因此译者要不断扩大自己的视域,只有使它与原文的历史视域相融合,才能更好地再现原文的内容与风格.

罗伯特·弗罗斯特传统十四行诗研究

弗罗斯特的传统十四行诗,主要继承了意大利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和英国莎士比亚体十四行诗的传统。本文重点分析弗罗斯特两首典型的传统十四行诗《相逢又分离》和《最佳速率》,揭示弗罗斯特十四行诗继承传统又超越前人,融现代于传统的诗歌艺术风格。

三类十四行诗的语言学比较分析

对三类主要的十四行诗进行语言学比较可知,三类十四行诗之间的区别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主题的层面和韵律感的层面。它们都拥有各自不同的节奏韵律和描述主题的方式。

创异与坚守:论唐·帕特森的十四行诗创作

自16世纪从意大利文学引入英国,十四行诗在英诗中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进入21世纪,苏格兰诗人唐·帕特森在《40首十四行诗》中颠覆与重建了十四行诗的诗学传统。他用图案、令人费解的符号以及散文等新形式来创作十四行诗,取代了传统的彼得拉克体或莎士比亚体,打破了十四行诗与当代大众通俗文化之间的壁垒。然而,帕特森的十四行诗又根植于传统。他借助具象诗的形式,使趣味性重新回归十四行诗,并尝试用十四行诗中传统彼得拉克式人物关系来诠释21世纪的社会人际关系。在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仿写和重释过程中,帕特森在传统和当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英语十四行诗从形式到主题展现出多元化的时代特征。

真诚还是伪装?——莎士比亚对十四行诗传统的反讽式改写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往往被视为英国十四行诗传统的集大成之作,但结尾叙事诗《情女怨》尽管在诗集结构中地位显要,却长期受到学界的冷落甚至质疑。通过细读16世纪90年代一组近期被归入“迪莉娅结构”传统的十四行诗诗集,可区分出维持、和解、反讽等三种诗集结尾模式。莎士比亚的诗集不仅在形式上可视为继承了迪莉娅结构,而且很可能和反讽的结尾模式形成了对话,这要求把结尾叙事诗把握为从整体上理解莎士比亚诗集的重要关节。借助对《情女怨》中一系列元文本意象的分析,可证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和结尾叙事诗之间建立了丰富的互文指涉,进而发展了传统的反讽模式。此外,诗集中对文类传统修辞的戏仿和不可靠的叙述者也可佐证诗集蕴含彼此冲突的多声音视角,进而以一种隐秘的反讽形式改写了十四行诗传统。这一结构性考察为重审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真诚与伪装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有助于说明十四行诗的抒情主人公体现出特定的自觉性和反思性。最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文类上的原创性需要接受精细的语境化。考察伊丽莎白时期十四行诗文类的文化和政治意味——例如爱情话语作为政治欲望的讽喻性表达——可知,莎士比亚的诗集可被视为对十四行诗传统所植根的社会不平等秩序作出的伪装批评。

意英十四行诗的传承与创新——以彼特拉克十四行诗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例的对比分析

威廉·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在文学史上影响巨大、作品经久不衰、声望享誉全球。他的154首抒情十四行诗以文艺复兴时期为背景,抒发了诗人对于友谊爱情、时间人性、社会变迁的理解与表达。文章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从诗歌的形式、主题及语言等方面探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对传统意大利十四行诗的传承发展与颠覆创新,指出其巨大贡献并为该作品的诠释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李斯特《彼特拉克的三首十四行诗》音乐特征分析研究

作曲家李斯特的音符与诗人彼特拉克的诗歌相结合,音乐与文学的碰撞成就了李斯特第一部歌曲集——《彼特拉克的三首十四行诗》(Tre Sonetti di Petrarca)。作为其早期的声乐作品,无论从音乐性还是学术性方面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文章以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曲式结构、调式调性、钢琴伴奏等音乐特征为基础进行分析,探索作曲家如何将音乐与诗歌进行高度的融合以及钢琴伴奏在歌曲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李斯特作曲技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传统浪漫主义时期作曲技法的基础上加入“频繁的调性变化、模糊的调性感、非功能性和声的使用”等近现代时期才会使用的作曲技法,在歌曲中使用“wordpainting”技巧,用音乐表现诗歌,细致地描写了诗的内容。同时,李斯特通过其高超的钢琴演奏技巧进一步提高了钢琴伴奏在歌曲中的地位。

论莎士比亚的第29首十四行诗

莎士比亚的第29首十四行诗是笔者最喜爱的一首十四行诗。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及相关阐释来回答其中缘由。在对诗歌进行朗读之后,作者聚焦于其形式主义组成部分,包括节奏韵律、押韵方式、诗节划分等,提供一种转述方式,并指出诗中名词、动词、其他有趣的词在使用中产生的语词歧义等特征。接着作者审视了对这首十四行诗的多重阐释,包括对其明显的宗教涵义的讨论,并简要地探讨此诗对后世和读者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这些分析视角可用于对莎士比亚其他十四行诗的分析。

约翰·弥尔顿的第8首十四行诗与诗歌的力量

1642年秋天,英国深陷内战中,国王的军队正准备对伦敦发动进攻。对于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约翰·弥尔顿赋诗一首,并将诗钉在自家门上,以此表明他对语言的力量抱有的信念。本文考察弥尔顿的诗歌与其切身环境的关系,并讨论诗人对诗歌话语、民族语言,以及对正义表达克服巨大困难的保护能力的坚定主张。

莎诗隐喻的多元功能——以第54、69、99首十四行诗为例

香乃无形之至美,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多次使用“香”隐喻。部分学者研究认为,隐喻是诗歌的实质,多数隐喻同时发挥着多元功能。分析并理解诗歌中这些“香”隐喻及其多元功能,既有助于深层剖析诗歌的多维空间,又有助于深度体味诗歌的空间意蕴。此外,在第54、69、99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诗人将爱友比作鲜花且散发着美的凝聚之香等多处艺术表达都承载着诗人的人文主义理想,闪烁着人文主义之光。

心明如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镜子意象

公元前5世纪诡辩学家亚尔西德摩斯感叹荷马的《奥德赛》是“人生的一面美丽的镜子”。这或许是“镜子说”最早的出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使用“镜子”来阐述他的艺术观点:“你如果想做的话方法很多,但最好、最快的办法莫过于你拿着镜子四处照,你就能马上制造出天、地、太阳、人、动物、植物和你自己,刚才所说的一切都在你的镜子中了。”目的在于讲明宇宙间各种客观事物的联系,表述其认为艺术家应如何快速创造事物的方法。

冯至《十四行集》的文化特征

冯至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从192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到1941年出版诗集《十四行集》,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出版《西郊集》,晚年出版《立斜阳集》,冯至的诗歌创作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十四行集》是冯至诗歌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这部诗集以哲理和深思为重,具有鲜明的异域色彩,也与冯至的生命阶段有着重要勾连。从西方文化传统和诗学的角度上看,这部诗集具有浓厚的知性色彩,挖掘它的文化特征和深层的民族传统,是解开《十四行集》谜题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