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近郊公路建设与运输业的发展

近代武汉近郊公路的建设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此期间虽有一定发展,但整体上线路有限、质量较差。出于统一管理和建设事权的需要,公路运输企业亦逐步由商办收归官办。稀疏的营运线路、破烂不堪的路基地面以及事故频发的汽车车况,都使得公路客货运输总量长期徘徊不前。线路规划缺乏科学性、票价过高、铁路及水运方式的竞争、城市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都是造成近代武汉公路事业发展裹足不前的原因,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公路事业的真实写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立法依据问题探析

为了控制思想和战时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严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主要审查法规为1934年的《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和1938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三个修正版。通过对其上位法《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原稿审查制度存在立法依据不足或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立法依据存在问题重要原因在于“以党代政”和“以党透政”审查模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经费刍议——以江苏省监狱经费来源及发放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为时代所倡导,人们围绕监狱经费来源问题展开了争论,人们期望监狱经费由中央政府统一拨付,但因为财政困难,这一愿望最终难以实现。就江苏监狱而言,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省财政划拨,在江苏省财政状况持续恶劣的环境下,减折、拖欠发放成为常态。尽管地方司法部门积极采取了社会募捐、法收项下截留及监狱自身收入补贴等应急措施,但监狱经费拖欠发放及打折发放并未有较大改观。地方负担司法经费筹集,极易导致地方司法系统对于地方行政权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独立性受到严重消解。

集权、程序与冲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南地区匪案处理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江苏地方在清剿土匪同时,对匪案处理问题格外关注。匪案处理权上,中央政府将其集中到江苏省府,操纵于中央,并同时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链,力排其他势力对匪案的干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主要包括侦察缉捕与审理判决两个部分,尽管江苏省高等法院竭力试图通过司法手段帮助国家运转与社会治理内在机制实现良性循环,但事与愿违,司法手段不仅无益于解决匪患问题,还造成省县行政权与司法权若干冲突。分析苏南匪案处理中的乱象,可一窥国民政府现代化司法体系建构的艰辛以及国民政府司法制度现代化转型失败处。

南京国民政府灾害应对能力考察——以四川省1936-1937年旱灾救济为中心

全面抗战前夕,四川发生“百年来所未有”的严重旱灾。灾害应对前期,四川省政府对旱情出现错判,侧重于地方的救济濒于失控。后期在中央政府的参与下,救济措施力度有所增大,但仍无法挽救败局。川灾救济失败的显性因素较多,如灾害信息收集和报送系统失灵,信息真实性受到决策官员质疑;赈济立法缺乏灾情分级标准,上级政府接管赈务于法无据;赈务人员偏少,监督流于形式等。救济失败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涸泽而渔式的征纳导致国家“汲取能力”与“濡化能力”双双受损,进而削弱了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同时,川灾救济也可见“循环型”危机管理模式的延续、根据灾害应对实践及时完善救济立法等积极因素。重新审视此次旱灾救济过程,或可为当下国家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某种程度的历史镜鉴。

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出版审查审定法律制度初探——从行政法角度

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出版审查审定法律制度经历了教育行政委员会、大学院、教育部三个时期。按照法律效力等级,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审定法律制度可以分为法律、规章、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三个层级。通过规定审查具体程序和步骤、明确教科图书范围、增加审定授权法律规定等方式,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审定法律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从行政法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和审定行为具有不同法律性质,其中审定行为符合行政许可法律特征,但在教育行政委员会、大学院时期,审定行为存在授权法律规定不足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政绅党与县域权力格局——以亳县为例

从县域社会出发,通过对地方政治相对微观和长时段考察,能进一步深化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绅党关系与县域权力格局的理解。北洋时期,在县知事之外,亳县形成了广义上的绅权统治格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县党部登上县域政治舞台,县域社会权力资源配置开始发生新变化。虽然起初党权孱弱,但在禁烟案中,党部依靠骑二师支持,扳倒了绅派,进入全盛时期;在后来的李玉奇造反案中,绅派因得到县长支持得以复归,党部遭到削弱。经多回合竞逐,党绅双方互有消长,最终走向融合,地方派系政治出现新的分化组合。亳县的例子表明,县域政治社会因国民党党部的出现更趋复杂,但绅派权势得以延续,党部亦非全然弱势,地方政治呈现出复线的发展历程。

为中国发声:南京国民政府致国联调查团说帖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为因应国联调查团来华,南京国民政府编制并呈递了大量说帖。这些说帖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论证有力,成为中国方面向国联调查团和国际社会揭露中日问题真相并阐明中方立场观点的重要渠道,构成了国联调查团关于九一八事变和中日冲突问题证据链的重要环节,推动了调查团对中日争端形成全面认知,并在关键问题上做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但是,基于现实因素和各方利益的考量,《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最终提出了在国际社会干预下东北实行自治的解决方案。弱国外交只能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寻找机遇,这是南京国民政府致调查团说帖乃至其依赖国联的外交策略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无法突破的桎梏。

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民初以降,四川长期处于“防区制”下,中央政府权威无法触及地方,本省政治亦因省府瓦解而呈分裂战乱局面。1934年下半年,因川军“六路围剿”红军遭遇惨败,南京国民政府得以介入川局,支持刘湘重组四川省府,废除“防区制”,实现“川政统一”。为巩固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省府合署办公制”、“行政督察专员制”、“裁局改科”及“分区设署”等举措,试图通过强化省权以巩固“川政统一”,并为中央统辖四川创造有利条件。然而,中央政府与省府之间权限划分未能妥善解决,随着中央政府与刘湘集团关系恶化,双方权力关系再度陷入此消彼长的博弈困境,四川地方政制改革陷于停滞。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城市人口调查与户籍管理--基于昆明人口档案史料的分析

本文以昆明的人口调查和户籍管理制度为个案,基于人口档案史料,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可以看到,城市人口管理机构经历了从警察机关过渡到专门户籍行政部门的历程,反映出这一时期城市户政不断走向专业化、独立化的发展趋势。与此相伴随,人口调查与户籍登记的次数不断增多,统计项目愈来愈繁,相关统计表册愈来愈多,然而人口统计数据的质量却没有明显提升。各级部门誊抄旧表的情况极其普遍,其人口数据的产生过程充满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因此,在运用这一时期人口统计资料进行研究时,必须常怀谨慎的史料批判意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研究(1927—1937)——以1937年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对扶持手工业虽然并无“一贯的政策”,但在抗战前夕出于救济民生和对日经济备战的现实需要,手工业得到了政府的进一步重视。1937年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的筹办即为政府行为的集中呈现,该展会贯彻了南京国民政府“展览观摩”与“研究改良”全国手工业的强烈旨趣。展会闭幕后,巨大的社会效应不独引起社会各界对手工业的关注,也促使各级政府开始谋划手工业改良,然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因此,鉴于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仍囿于宣传范畴,对其实际成效也不应过高估计。

南京国民政府筹设国史馆的政争与博弈

宁汉合流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各方基于不同的政治利益,要求中央筹设国史馆。为应对各方呼声,国民党中央塑造“党史即国史”的政治理念,并成立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作为官方史学机构。随着时局的发展,“党史”与“国史”的分离问题,逐渐引起各方重视,筹设国史馆呼声再起。然而,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国史馆亦未能设立。1927年至1937年间,国史馆筹设中的政争与博弈,表明国民党内部“党史即国史”的政治理念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展现出传统机构融入近代政治制度的艰难与曲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省禁烟运动研究(1934-1937)

烟毒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痼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省政府为肃清烟毒,尽量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从烟民控制、禁烟机构设置、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开展了遍及全省、规模较大的禁烟运动。尽管江苏省禁烟运动最终未能完成根除烟毒的历史使命,但江苏省禁烟禁毒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为以后中国的禁毒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历史课堂观察与改进建议——以《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一课为例

课堂观察是推进历史教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课堂观察,历史教师能够参照具体的观察维度审视教学行为,改进自身教学,在不断的改进和提升中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近日,笔者以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必修部分《中外历史纲要(上)》中《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一课为例进行了一次课堂观察,从落实历史核心素养的目标出发,分别就教学方式的呈现、问题情境的创设、价值观念的引领和主旨立意的升华等方面提出对高中历史课堂的改进建议,以确保历史核心素养的有效渗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太湖湖匪的成因与治理(1927-1937)

太湖湖匪祸乱三吴由来已久,是困扰民国时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棘手难题。南京国民政府甫立,受天灾兵燹、经济凋敝等诸多因素合力的影响,湖匪之患形成前所未有的紧张形势,严重影响南京政府统治核心江浙地区的社会治理。为此,中央与地方四面出击,采取设立机构、制定法章、两省会剿、多县联防等系列措施打击湖匪。若干措施既是肃清湖匪的直接需要,也反映出南京政府社会治理时国家权力对基层的渗透与控制。总体来看,有得有失,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治标不治本,湖匪的猖獗贯穿整个民国,直至1950年底才被基本肃清。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绥远蒙古族初等教育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开发边疆、巩固国防,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推进边疆教育的措施。边疆教育的基础在于初等教育,为提高蒙民智识,绥远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积极办学,尤其重视小学,为推动绥远蒙古族初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尝试。本文主要介绍南京国民政府发展绥远蒙古族初等教育的背景,从师资、教材、课程、经费等方面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绥远蒙古族初等教育的概况,并从中管窥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国家认同的教育举措,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经验借鉴。

县行政与县财政的二重变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裁局改科再研究

《县组织法》的制度设计存在结构性矛盾,未能在组织层面有效整合县政府和四局,两者在经费收支层面的分立进一步制约县行政系统的运作成效。裁局改科是南京国民政府改革县级政治体制的重要措施。此举首先由江西、山东等部分省份自主推行,之后由南昌行营推出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案,主旨是将调整县级行政机构与改革县财政制度相结合,消除四局的独立性因素,实现县行政层面的统一事权与县财政层面的统收统支。裁局改科的实质是将形成于清末北洋时期的地方局所组织以“再制度化”的形式纳入行政轨道,改变县组织的制度逻辑与运作机制,体现出国家增强政府职能、强化社会控制的意图,通过这一努力,县的组织效能得以提升,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得到巩固。

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邮政职工生活状况演变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营邮政职工被形容为“捧着镶了金边的饭碗”,名不副实。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收入越高的邮工,生活费支出越低,奉养人口数越多,教育、娱乐投入越高,反之亦然。虽比一般工人收入略高,但普通邮政职工生活仍较艰苦,故罢工较频繁。全面抗战期间,邮政职工的生活“严重褪色”;解放战争期间,绝大多数邮政职工的生活可谓“黯淡无光”。分析其原因,战争对邮政经济造成的损失巨大;通货膨胀造成邮政经济入不敷出;国营邮政职工数量增长与收入下降形成反极,恶化了国营邮政职工生活状况。

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与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把孙中山从“总理”推尊演绎成了“国父”圣符,并为之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对前两种典礼仪式进行系统的史学考察,并挖掘和诠释其表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内蕴,不仅有利于把握“后孙中山时代”民国官方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利用与运作体系,而且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