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文学批评论绎

卞之琳的文学批评与其诗歌、翻译和学术研究相互映照,共同构成其丰富的文学世界。他的批评一反其诗歌克制、沉思风格,凸显强烈的批评主体性,是真正的“个人的抒情”。他的批评既是对自己生命体验的捡拾,更是对自我和历史命运的深刻感受。个人“小史”与现代文学“大史”汇融,“归入史乘”是其价值型构。他的批评具有艺术自觉,重视语言,体现了对汉语内在规律及白话新诗格律的理性思考;文体多样,回忆体和序言是其重要批评文体;语言自然质朴,情感自然流露,形成冲淡风格,达到了“最艺术的化境”。卞之琳的文学批评具有以批评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的深层追求,足以与其诗歌、翻译及学术研究并肩,成为“独立的艺术”,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具有警醒和借鉴的意义。

卞之琳:界限的消融

卞之琳诗歌充分调动语言符号的动态运作及意义生成功能,创造出事类之间、主客体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界限消融的效果,从这一视角出发,也可发现卞之琳1938年后的诗歌与前期诗歌之间“转变”中的连续性。

“绝然的距离”的外延、内涵及诗学要义——从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读入

1936年,李健吾在《〈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中提出一个颇为特别的说法,即“绝然的距离”。厘清“绝然的距离”的内涵,不仅对理解卞诗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理解北平“少数的前线诗人”的诗歌特征具有参鉴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一说法隐含了李健吾的诗学观,他从“最初新诗”谈起,回归到“诗之为诗”的“纯诗”中,强调其“感觉”的应用、“灵魂的充实”“内在的真实”三方面的内质。在“繁复的现代”语境中,李健吾所谓“繁复的情思”,能够将“时代”“人生”、自我的“灵魂”,完成艺术性融合,符合了1940年代“新诗现代化”中“现实、玄学、象征”的特点,这是“绝然的距离”的核心要义,也是李健吾诗学观的诗学要义。

卞之琳诗歌美学气质探析

作为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卞之琳对近代白话新诗的发展影响突出。卞之琳中西交融的创作策略,影响着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艺术形象和表达方式,这些都是形成他自然灵动的美学气质的关键因素。通过探析卞之琳诗歌中西交融的实践,能更全面地解读卞之琳诗歌的美学气质,同时也为丰富卞之琳美学气质研究的范式提供一定的启发。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诗歌主题展览的策划与延展——以“又见新月——徐志摩与卞之琳联展”为例

在国际视野下,诗歌主题很适合作为国际交流的媒介与桥梁,作为早期新诗主要流派的“新月派”“现代派”,其本身就带有国际渊源。“又见新月——徐志摩与卞之琳联展”向观众展现了这两位诗人的人生境遇与文学理想,纪念“新月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本文以“又见新月——徐志摩与卞之琳联展”为例,探究诗歌主题展览的策划与针对不同城市的交流展策划的多种可能性,旨在加强国际博物馆之间的深入交流、拓宽博物馆国际传播的新视角,从而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激发文博事业赋能城市发展。

广纳一切的海——解读卞之琳《航海》

卞之琳诗歌在继承新月派格律规范的基础上,在节奏与风格等方面发展出了更加灵活的形式,使作品几乎趋近现代主义。《航海》中富有创造力的对照关系设置及修辞、韵律安排使诗歌特殊的想象逻辑得以展开,进而使诗歌的空间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容纳能力,令繁多的意识层次得以被安放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在相互的交叠和嵌套中表达出整体性的哲学意味。

中国现代智性诗的特质——论卞之琳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与变异

以往论者多探究卞之琳诗歌所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 ,该文侧重论析卞之琳接受西方象征主义过程中的变异 ,认为卞之琳吸纳瓦雷里、艾略特等诗学养分 ,融入自身独特而深刻的审美体验 ,以平凡的意象凝定哲理沉思 ,在智性的探求中发掘诗美 ,并显示了自己的创造和东方智慧。卞之琳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歌的选择和转化 ,不仅新拓了诗美领域 ,提升了中国新诗的理性层次 ,而且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亦步亦趋:卞之琳的诗歌翻译思想——从卞译《哈姆雷特》谈起

公认卞之琳翻译的《哈姆雷特》在诸中译本中质量最佳。笔者通过分析卞译《哈姆雷特》认为,卞之琳"亦步亦趋"诗歌翻译思想是对我国翻译传统的传承,它具有较高的文化战略意义及很强的指导性。其思想基础源于卞先生对白话诗歌语言的认识。

卞之琳诗歌英文自译翻译伦理之透视

卞之琳将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过程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与其在英诗汉译过程中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不一样。英诗汉译过程中,其遵从翻译的再现伦理,不仅再现英文诗歌的内容,还能再现英文诗歌的形式;自译过程中,其遵从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译文虽再现了汉语新诗的内容,却没有完全再现汉语新诗的形式。在诗歌意象传达方面,其译文传达了原诗的意象所指,却没有保留这些意象原有的表现方式;在格律和韵律的传达方面,其译文保留了原诗的诗行数目、跨行方式,却没有保留原诗的节奏和押韵方式。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弱势话语地位,是导致卞之琳在自译过程中践行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的主要原因。

论卞之琳诗歌的古典语言意识

卞之琳对诗歌语言有着永不满足、近乎苛刻的追求,执着于创造一种典雅圆融、凝练精致的现代白话诗语。在语言本体层面上,他在坚持使用现代白话口语的前提下,熔铸古典雅言诗语,从词汇、语法和语义层面改造新诗语言,努力创造一种适合现代新诗诗意表达和诗体要求、与散文白话相区别的新诗白话。卞之琳追求凝练的古典诗语意识,发挥古典诗歌"字思维"的优势,提高诗歌语言中名词和动词的比重,注重文言虚词的运用和表达效果,从而提升了白话诗语构筑意象的能力,拓展了新诗的表意空间。此外,还对诗歌用典作了现代传承和改造,在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架起了一道精神桥梁,探索了现代白话诗语的多种可能性。

卞之琳诗歌的英文自译

早在1936年,在伦敦出版的《现代中国诗选》一书,就收了卞之琳14首诗的英文翻译,那都是他自己译的。后来,在不同的时候,他曾把自己的其他一些诗译成英文,发表在不同的地方。在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时,卞之琳更多地显现了他的诗人本色,随意、洒脱、变化甚至放纵,以意译为主。他对自己诗歌的英译不作“亦步亦趋”的严格要求,至少不如他对外国诗歌的汉译要求那么高。

卞之琳的翻译与诗歌创作关系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从“意象”到“象征”:30年代汉语象征诗学的拓展——以废名、卞之琳、何其芳的诗歌创作为例

从汉语诗学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30年代的诗学理论侧重于主“智”,主“智”的诗学强调创作主体对于其对象的自主性“构建”活动,它可以人为地通过对语词的排列、组合或中断、省略,来营造一种需要智力活动参与的诗学形态与氛围,以使接受者通过对这一特定形态与氛围的智力性“赏玩”来“体味”其间的奥妙。主“智”的诗学携带着汉语诗学浓郁的文人传统,这就形成了一种力求使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能进一步趋于“融和”的发展路向,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以后汉语诗歌的基本精神面貌及其发展形态。

灵气雄心开新面——卞之琳诗论、小说与散文漫论

本文把辑校的卞之琳佚文佚简放置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进行考察,着重分析了卞之琳诗学之充满灵气的象征观、切中肯綮的音节观和传统观及其晚年的新诗史定论,同时肯定了卞之琳从《游击奇观》到《山山水水》的叙事雄心,并及他的散文写作对中国现代知性散文艺术的贡献。

卞之琳:创新的继承

文学影响的课题提出一个互文性的特殊挑战,因为影响的发生倾向于不规则和无意识的过程,很难做出简单的因果判断。而当文学影响涉及跨文化的互动时,就更为困难,因为动机与接受,借用与实践之间的落差以及两个文化传统的介入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卞之琳成于1930—1937年的作品,展现了对作家的多元影响之间的必然的有机关联。卞之琳自己及很多批评家都明白指出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其作品的影响,但是他对西方影响的敏感度,很可能源自中国传统的背景,尤其是道佛思想,因为现代主义诗学补充强化了诗人的中国根柢,为其创作提供了具体的表现策略。反之,卞之琳的道佛思想倾向也给予他接受现代主义诗学一个特殊的视野角度,从而构成一个特殊的东西文学交流的例子。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翻译伦理解析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中蕴含的翻译伦理一直被国内翻译界忽视。卞之琳提出"信"是为了破除"信达雅"对译者的桎梏以及强调译文需要对原作忠实;提出"译"的目的是破除"直译""意译"的无谓争论和批判译界为追求译文的美感而对原文内容不忠的不当译风;提出"似"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翻译中无法做到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译文必须满足译入语文化规范的要求。"信"和"译"折射的都是翻译的再现伦理,"似"折射的是翻译的规范伦理,"以似致信"是卞之琳融合2种翻译伦理的方式。

形式诗学的洞见与盲视:卞之琳诗论探微

本文从细读卞之琳佚作《读诗与写诗》入手,围绕着四个重要的诗学问题展开论述,并且联系卞氏后来撰写的大量诗论,把相关问题放大开来,置于中国现代诗学的脉络中进行叙说和分析,由此呈现卞之琳诗论的洞见与盲视。

《慰劳信集》与卞之琳诗歌风格的转变

卞之琳在抗战时期创作的《慰劳信集》标志着他的诗歌风格的一次重要转变。受时代的影响,诗人创作激情被激发,出于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卞之琳并未放弃前期的艺术理念,而是努力探索个人的诗歌技艺与时代抗战主题创造性融合。与卞之琳前期作品相比较,《慰劳信集》在视角、诗境、意趣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与同时代其他抗战诗歌相比较,《慰劳信集》选择了不一样的理性抒情鼓舞人心与赤子之心贴近大众的艺术途径。《慰劳信集》不仅展示了抗战诗歌的一种新风貌,也是忠实于诗歌艺术,面向大众读者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