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活下来的只有他的语言”

2023年是布拉格犹太德语作家弗朗茨·卡夫卡诞辰140周年,2024年则是卡夫卡逝世100周年。全球卡夫卡学界和读者都在关注、思考、言说、书写卡夫卡,正在掀起一股重读卡夫卡作品的热浪。卡夫卡是20世纪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卡夫卡属于全世界,全世界需要卡夫卡。当今这个面临诸多焦虑、困惑、恐惧、撕裂乃至战争的世界就更需要卡夫卡。卡夫卡似乎无处不在,乃至于不是我在说卡夫卡,而是卡夫卡在说我。卡夫卡的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卡夫卡式处境摆在我们面前,并且总是不期而遇。面对现实的诸多问题、困境、悖谬,我们除了以“卡夫卡式”来描述和表达,几乎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方式了。

卡夫卡传记的“合理”解释反思

卡夫卡传记是卡夫卡研究的重要证据和资料来源,传记作者以各自“合理”的解释,塑造了不同的卡夫卡传记形象,也引发了质疑和争议。因此,有必要对卡夫卡传记的“合理”解释进行反思。卡夫卡传记的解释方法和语言,传递出对卡夫卡的一种外在框定,使其传记形象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滑动,甚至与卡夫卡对语言和真实的思考相悖。值此卡夫卡逝世100周年之际,探讨卡夫卡传记对于理解真实的卡夫卡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走向“少数文学”——“卡夫卡热”的当代意义及其缘由探析

与生前几乎默默无闻相比,今天卡夫卡似乎太有名气了。虽然不能说世界已经都变成卡夫卡式的,但卡夫卡式已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重要特征之一了。卡夫卡思想的深刻性、哲理性和预言性,艺术表现的独创性、开拓性、悖谬性以及所涉及领域的广阔性,让卡夫卡成为学术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卡夫卡是众多著名作家敬仰且能够公开表示喜欢的作家。阎连科被认为是在创作理念与创作方法上非常接近于卡夫卡的中国当代作家,他对卡夫卡推崇备至。阎连科指出卡夫卡发明了“零因果”的创作方法,引领着20世纪文学创作的方向。卡夫卡的作品预言了我们共处的这个“卡夫卡式”时代。希利斯·米勒认为,当今时代研究卡夫卡作品和大屠杀小说责无旁贷,卡夫卡笔下那些看似与主线毫无关系的细节描写,实际上是在推迟即将到来的“大屠杀”。卡夫卡的作品是“现代性的反面乌托邦”,在抵制阐释中不断被阐释。卡夫卡的作品也是众多思想家、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尤其是本雅明的卡夫卡阐释和研究,影响了诸多后来的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阿伦特将卡夫卡视为针对全部现实的幽默作家和批评家,阿甘本则从语言学出发,结合法哲学探讨分析卡夫卡的著作。卡夫卡的作品就是一道“门”,向全世界所有的读者敞开。

探究潜意识记忆的抵抗机制——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海边的卡夫卡》的森林意象分析

森林是村上春树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事物。在小说中,森林既是本色森林,也是村上小说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象。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海边的卡夫卡》这两部小说不仅存在着精神上的内在关联,而且森林也都作为一种意象出现在小说中并承担了重要作用。两部小说中森林是主人公自身的一部分,所表现出的种种危险都是一种假象,象征的是阻挡人们探究被压制在潜意识中记忆的抵抗机制。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中的非人类叙事

近年来非人类叙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话题。20世纪最杰出的预言和寓言作家卡夫卡,不仅是人类叙事的卓越代表,也是非人类叙事的探险者和领路人。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主要涉及他的中短篇小说。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主要通过动物叙事来完成,变形叙事也是卡夫卡的重要叙事方式和手段,物叙事则是卡夫卡的卓越创造和独特贡献。鉴于以往我们对卡夫卡的人类叙事作品关注和研究较多,对非人类叙事作品重视和研究尚显不足,尤其对这类作品的叙事特征和价值研究不够,因此,集中探讨和分析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艺术无疑丰富和拓展了有关卡夫卡的研究领域,对于叙事学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曾艳兵的卡夫卡研究

曾艳兵的卡夫卡研究因为运用了“悟证”,从而打通了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生活,打通了异域与本土、过去与当下,打通了卡夫卡与曾艳兵、卡夫卡与读者、曾艳兵与读者。推而广之,文学研究有“悟证”更容易展示思想的深度和文字的温度。

“人人都渴望卡夫卡”:对话曾艳兵教授

2024年是卡夫卡逝世100周年,我国著名的卡夫卡研究专家曾艳兵教授从事卡夫卡研究也已超过30年。曾教授将卡夫卡作为自己终身的研究对象,既出于某种偶然,又是某种必然。作为既具经典性又极具前沿性的西方作家,研究卡夫卡既满足个人的精神需求,又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身处当前这样一个充满分裂和动荡的现代世界,阅读卡夫卡也显得更为紧迫和必要。当前国内学界的卡夫卡研究也蒸蒸日上,正当其时。作为中国学者,须始终以中国视野研究外国作家,这既是曾教授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其最后归宿。

经由卡夫卡:布朗肖眼里的文学

布朗肖不同于以往的评论家,他并不重视卡夫卡的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具有什么内涵。布朗肖的目的是通过卡夫卡构建出一个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文学观。《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涉及文学本体论,作者与作品、读者与作品、作品与世界之间关系。本文旨在借用文学四要素的相互关系,讨论布朗肖所构建出来的全新文学观。

卡夫卡文学世界“儿子们”群像塑造

该文聚焦于卡夫卡文学世界“儿子们”的群像塑造。通过童年经验分析卡夫卡心理长期处于恐惧状态的深层原因,并将其独特的“父子冲突”书写与奥匈帝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均衡转型相联系,提出卡夫卡笔下“自我矮化”的儿子群像正是他所置身其中的时代语境、族群境遇与家庭环境的文学呈现。作为表现主义德语文学运动边缘的作家,卡夫卡塑造的儿子群像具有特殊性,不是“儿子罢黜父亲”,而是“父亲罢黜儿子”。“儿子们”在水平社会流动与垂直社会流动层面取得的成就在父权之下毫无力量。这样的文学呈现也超越了个体体验上升为特定时代的群体体验。

卡夫卡学术百年:困惑与反思

百年卡夫卡学术催生出诸多矛盾和彼此矛盾的卡夫卡形象,卡夫卡学术本身很早也已成为卡夫卡学者所面临的"卡夫卡式境遇"。从布罗德、本雅明、安德斯等第一代卡夫卡学者到晚近的康格德、吉尔曼、安德森、卡萨诺瓦等人,跨越百年时空的卡夫卡战场依然硝烟弥漫。但透过学术史来观看,第一代学者之间"针锋相对"的差异几乎不值一提,他们的共通性反倒为理解今日文化研究者的"彼此憎恨"提供了新的参照。卡夫卡近乎庞杂无边的知识背景和强大的吸纳统合能力使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学者"。"学术""学者""研究"和"解释"是卡夫卡作品的重要话题,也几乎使得卡夫卡的"文学"成为某种"学术—作品"。就此而言,卡夫卡是卡夫卡学术的最后"守门人",而回到卡夫卡,意味着回到一个无法确知终点的新起点。

卡夫卡小说《美国》的英译研究

《美国》是弗兰兹·卡夫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品之一。卡夫卡逝世百年来,《美国》的英译大致历经了发轫期、校勘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由于译者翻译动机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每个阶段的译本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在不同程度上助推了“卡夫卡式”和“卡夫卡热”的兴起与传播,刺激了全球范围内的卡夫卡研究。深入考察《美国》英语译介的脉络,不仅能多维地呈现作品百年间的英译图景,也有助于理解卡夫卡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和经典化进程。

“被中介化的人”:论卡夫卡小说中的媒介化人物

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不仅存在于高度中介化的环境,并且始终处于“被中介化”进程之中。从媒介学的角度出发,可以重新定义卡夫卡创作中某些重要意象、物象、形象和人物话语、行为、活动,也可以合理地揭示并解释卡夫卡作品中不自知的媒介化人物的行为及其根本原因。《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作为旅行推销员被中介化为“移动人力媒介”,《失踪者》中的卡尔作为电梯工被中介化为“媒介工具之媒介”,由于看守、门警和信使的存在,《在法门前》中的乡下人和《诉讼》中的约瑟夫·K.以及《城堡》中的K.无法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一直都在与媒介化人物而不是直接性的人打交道。卡夫卡笔下的媒介化人物最终导致存在主体成为“被中介之人”,使得主体的生活、生存乃至存在被中介化的程度也越来越深。

卡夫卡《论寓言》及其先驱

卡夫卡短篇名作《论寓言》既是其文本“寓言性”的展示,也是其写作过程的“寓言性展示”,以及内在于文学世界的“文学—现实”之不确定二元关系这一“寓言式结构”的说明,可视作“元寓言”“最后的寓言”或“关于寓言的寓言”。在这一寓言提供的视野中,寓言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转化、彼此依存;文学对现实进行解释与转化以及文学批评对文学文本进行解释与转化之生生不息驱动力,皆来自于这一寓言结构。从比较文学渊源学及语文学角度来看,卡夫卡这一作品及其所包含洞见的“先驱”,可被追溯至古代中国的庄子与古代希腊的欧里庇得斯,由此,内在于古今文学关系之“古—今结构”的寓言性可得到阐明。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堡”——卡夫卡逝世百年纪念

百年前的今天卡夫卡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他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富厚重的文学遗产。卡夫卡用其短促的一生构建了一座宏伟的文字“城堡”。这座城堡就是一个象征符号,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身心开放的写作,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这就是卡夫卡内心深处的“城堡”。城堡还是骑士歌手的一首悠长情歌,歌者尽情歌颂爱情,但却永远无法抵达爱情的终点。城堡也是犹太人的“迦南之地”,归属之乡,当然也是一个属于普通人的安全的小家和一份稳固的工作。城堡就是一座迷宫。一座意义丰富多变并充满悖论的“城堡”,就是一部关于失败的小说。

卡夫卡“我是一个中国人”中的乌托邦叙述

德语犹太作家卡夫卡1916年于书信中写道“我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仅仅成为其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的论据,它背后的内涵却长期遭到忽视。本文结合1900年前后德奥有关乌托邦中国的集体想象与卡夫卡言说的具体语境,认为这一言语并非异国情调的肤浅兴趣,也脱离了清代诗人袁枚《寒夜》中“婚姻与写作”的关系隐喻,而是在道家思想与“身体文化”、布伯哲学“统一性”相勾连的语境下形成的一种“乌托邦”叙述。这种乌托邦叙述在1917—1920年的冥想沉思中再次沿用,但内涵已经变成道教“无为”与政治乌托邦、弥赛亚“隐匿”的关联性。所以,“中国人”不仅成为卡夫卡暂时的理想存在,更是其在不同阶段思考不同问题的载体。

卡夫卡《城堡》中的伪装身份研究

《城堡》是弗兰兹·卡夫卡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也是理解卡夫卡的关键,小说主人公K.的身份又是理解《城堡》的关键。K.自称是城堡聘请的土地测量员,但K.的这一说法直至小说结尾也没有得到证实。小说中那些自称为助手、信差、村长、老板娘的村民,他们的身份也存在种种疑点。实际上,K.和这些村民都在撒谎和伪装。他们伪装的身份在谎言中构建,也在谎言中被消解。身份伪装不仅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也折射出“城堡”的现代意义。

莫言对卡夫卡式黑色幽默的借鉴与创新——《酒国》与《审判》之比较

莫言的《酒国》与卡夫卡的《审判》都采用了共同的黑色幽默技巧,通过“反英雄”人物的塑造以及对文本意义的消解,揭示了现代社会人孤独、焦虑和幻灭的心理现实及在非理性世界中的生存困境。但从书写方式看,两者存在着显著差异。卡夫卡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向世人展示的是虚幻空灵的“出世”之作,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莫言怀有更多的“入世”情结,关注的是特定历史背景下被摧残的人性,以此展示乡土中国的历史和命运。

论卡夫卡的饥饿体验与禁食写作

“饥饿”与“禁食”是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和常见意象。“饥饿”首先是一种躯体感受,又与相应的外部生活条件息息相关;与此同时,“禁食”则是一种主动行为,往往承载强烈的精神意志。此类感受和意图都被作家以自传式的文学语言表述了出来,在其早期作品《判决》《变形记》以及后期作品《饥饿艺术家》《一条狗的研究》中尤为突出。饥饿作为卡夫卡的强烈的亲身体验、自律的生活方式,是与其突破外部秩序的自我意识、孤独求真的艺术理想交互建构的。卡夫卡关于饥饿与禁食的书写暗示着他与尼采的私密精神联系,两人都选择了某种身心互动的创作方式,以服务于对真理的追求。

失语者的言说:话语权力视域下的卡夫卡研究

卡夫卡作为西方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极具前瞻性的文学叙事无不与西方现代社会充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息息相关。在犹太民族身份、家庭伦理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当中,卡夫卡敏锐地察觉到话语霸权对人的独立精神的剥离。卡夫卡此类的创伤性经验与其作品当中表现的“身份认同感的寻求”“对立的父子关系”“失语的抗争”等主题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卡夫卡小说语言独特的不确定性特征亦成为消解话语霸权的重要语言策略。

从《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看村上文学的转变——以人称的变化为中心

基于《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审视村上文学的转变,既有助于从多个维度对两部作品的创作内容进行对比,又能够从宏观视角把握作家村上春树的创作历程。文章以人称的变化为中心,分析人称的灵活切换对村上春树文学创作的影响,并围绕村上文学青春叙事转变、自我救赎转变、世界观转变三方面展开全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