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经济框架”贸易议题发展动向及对亚太区域合作的影响

“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贸易领域的主要抓手。自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年10月在东亚峰会上正式提出IPEF以来,其进程一直处于快速发展中,尤其联通的经济、韧性的经济、清洁的经济和公平的经济四大支柱的谈判突飞猛进。IPEF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其在经济贸易议题上的内容却越来越具体,新趋势、新动向也日趋呈现。文章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IPEF与TPP、RCEP、APEC等亚太区域合作贸易议题进行比较,认为IPEF贸易议题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并分析其对亚太区域合作产生的冲击,可能改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形成的区域合作机制。为降低IPEF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与贸易议题创新,深化亚太区域合作。

美国在“印太经济框架”下对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遏制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东南亚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地区之一,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已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竞争焦点。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启动后,从产业、科技、投资、贸易等4个方面对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进行遏制。但IPEF具有不需要美国国会批准、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不涉及实质利益、不涉及关税豁免、不涉及更宽的市场准入“五个不”的特点和属性,其实施前景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未来,中国要加紧制定经贸、金融领域的反围堵与反制裁预案,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化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头雁”作用,提升与东盟的数字技术合作交流及应用水平,建立数字经济合作制度,积极牵头构建相关规则体系,全面化解IPEF带来的挑战。

“印太经济框架”数字规则:区域合作影响与中国-东盟应对策略

数字经济业已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规则的制定和推广则成为各国提升国际影响力,抢占全球数字市场的重要手段。美国在亚洲和大洋洲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期望通过广泛的经济合作框架或合作委员会拓展美式规则影响力,从而主导未来数字经济发展走向,持续数字时代的美式霸权。“印太经济框架”数字经济领域涵盖数字环境、新兴技术、基础设施、监管措施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方面的内容,既是对美国此前《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内容的承继,也是与《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为主的美式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联动,其倡导高标准合作的同时忽视东盟国家市场准入需求和实际承受能力,实质上是为了坚持贸易保护、阻碍亚太一体化和推广美式规则。“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达成,不仅会利用投资和数字技术输出阻碍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合作,而且会向东盟输出数字发展理念,加剧中国与东盟的“数字鸿沟”,破坏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的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应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善中国数字经济规则;全面对接国际标准,巩固数字合作伙伴关系;细化合作内容,共谋数字发展全球规则,共建数字发展新格局。

“印太经济框架”下供应链协议的内容、影响及中国应对

“供应链”支柱是美国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中的重要部分,在四大支柱谈判中率先达成并发布正式文本。在防范供应链风险、维护经济安全的目标下,美国试图通过构建“供应链同盟”对华推行“去风险化”战略,重新确立其在印太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供应链协议的出台将与美国其他遏华战略形成“联动”,通过制定推广“美式”标准规则,加速中国制造业供应链外移,遏制中国关键产业供应链发展,并进一步加剧印太地区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此,中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和非歧视原则,以“一带一路”倡议、RCEP等合作机制为平台加强对外供应链合作,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提升关键产业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国际经贸规则供给能力,以应对“印太经济框架”下供应链协议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印太经济框架”新进展及其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成员方自愿选取其四大支柱参与的“菜单式”合作,构建不同于传统自由贸易协定、聚焦新兴领域及高标准规则的新型经济框架。截至目前,“供应链”支柱协议已签署并生效,“清洁经济”“公平经济”支柱协议和IPEF协定也已实质性结束磋商。作为美国加速推进的“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IPEF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浓厚,尤其基于“价值观同盟”的区域供应链的构建与强化及对“美国优先”、对中国经济“去风险化”的发展与强调,使地缘经济分裂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有的进程受损、既定的目标趋弱、可能的路径分散,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的推进更为不易。中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的实施,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推进亚太经合组织内部自由贸易协定能力建设与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及自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进程,加快与IPEF、亚太经合组织、CPTPP成员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构建,适时扩容和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切实推动RCEP与CPTPP的融合发展,尽量减轻IPEF带给自身的战略压力。

美国推动成立“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意图和复合影响

二战后,美国始终坚持树立全球领导力,并将长期实施对印太地缘政治尤其是对中国的牵制视为主要战略方向,而美国牵头推行的“印太经济框架”就是其重掌印太经济主导权的关键一环。拜登政府基于对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强大影响力的体系刺激因素、“选择性遏制”战略思维的历史延续、美国领导层对国家安全的意象感知以及美国国内施政环境等综合考量,推出了具有“小多边主义”特征的“印太经济框架”。在“印太经济框架”的推行中,美国致力于在数字经济、供应链、清洁能源、税收与反腐败等领域施行“政治经济双向排华”,这阻碍了印太地区经济融合进程,削弱了中国经贸治理话语权,损害了中国对外事务的核心利益。为应对该框架所可能带来的战略性压力,中国应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区域多边合作,以改革开放优化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增强经济实力,从而提升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引领能力。

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对亚太数字治理的重塑:内容、影响及限度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意图是在亚太数字领域注入美式价值观、规则标准和产业逻辑,力图整体重塑现有地区数字治理,从而实现组建数字领域排华联盟、遏制中国数字技术和产业发展、掌控地区数字经济秩序、维护美国在地区数字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等多重目标。拜登政府强推IPEF的做法冲击和割裂了地区现有数字合作体系,挑动和激化亚太地缘经济竞争,并不符合亚太经济合作一体化大势和地区整体经济利益。由于自身的机制缺陷、地区现有数字治理规则竞争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掣肘,IPEF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对此,中国应凝聚地区共识,加强与地区国家在数字领域的合作,构建以亚太整体利益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产业、规则和机制治理体系,携手共建亚太数字命运共同体。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的原因再审视——基于政党政治的视角

拜登上台执政后不考虑重返TPP而是另起炉灶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政党政治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长期以来在经贸问题上形成的政策偏好、斗争妥协以及政党内派系分歧等共同塑造了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基本内容。“印太经济框架”的推出既源于共和党极力反对下美国重返TPP陷入被动的国内现实,也与民主党内激进派势力的施压密切相关,还是拜登政府谋取中期选举成果和竞选连任的产物。未来“印太经济框架”的推进落实须平衡好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作为党内反对派的民主党激进派、作为政策需求方的民众和利益集团等三种力量的压力。尽管“印太经济框架”的实际效用尚待观察,但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中国须密切关注并审慎应对。

大选年美国推进“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调整及中国应对策略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拉开帷幕,拜登政府进一步调整了推进“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目标和具体举措。拜登既希望加快落实供应链协议,推进贸易支柱谈判,以更多实质性遏华成果为大选积攒更多政治筹码;又希望日、澳等关键盟伴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进一步降低自身为推进该框架承担的成本和风险。为此,拜登政府采取了加紧打造新的区域供应链枢纽、鼓动盟友加大外交攻势、增加投资和援助承诺、重新调整谈判策略和议程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在这一背景下,大部分成员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前景变得更加悲观,各成员对该框架的重视程度和采取实质性政策调整的意愿也变得更加分化。文章认为,中国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升级,加强对各地区成员的差别化经营,加速推进RCEP的全面落实和升级,多措并举挫败美国全面遏华图谋。

“印太经济框架”下新加坡战略地位研究

2022年5月,拜登政府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以填补过去5年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真空。作为13个初始成员国之一,新加坡将在该框架中有关数字经济发展、提高地区供应链韧性等支柱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从“印太战略”到“印太经济框架”,拜登政府日益重视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地位以及新加坡在东南亚地区地缘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印太经济框架”缺乏争端解决机制和其背后由美国主导的重构地缘规则压力,都使新加坡对该战略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新加坡对“印太经济框架”的价值链分析以及基于“东盟立场一致性”视角对东南亚地区整体性利益的判断,将极大地影响东盟国家内部的战略韧性和“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成色,并对当前新加坡在拜登政府东南亚外交框架中的全新战略地位产生深层的影响。

“亚盟”与“西约”:印太经济框架的走向与应对

“印太经济框架”(IPEF)于2022年5月23日启动,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一环。而随着军事和安全、政治和外交的陆续展开,美国及其盟友在亚太建立包围中国的、类似欧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亚洲同盟(亚盟)”和类似北约的军事安全组织“西太平洋公约组织(西约)”的倾向越发明显。中国的应对至关重要,应阻止二者成立,把快速实现IPEF同等开放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重点。

印太经济框架启动对华影响及政策建议——基于各成员国对中美贸易投资状况的对比分析

作为《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印太经济框架服务于整个印太战略。美国希望通过在互联的经济、韧性的经济、清洁的经济及公平的经济四个领域,建立新的规则及标准,以将中国排除在外,重塑地区分工新格局。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均高于美国,中国对各成员国的直接投资流量整体呈增长态势,但从进出口依赖度、进出口品类结构、直接投资依赖度、直接投资行业结构领域看,各成员国出于各自利益考量或因各国资源禀赋不同,美国更具优势,但中美差距日趋缩小。随着美国强力推进,若在相关领域达成协议,将对中国传统贸易产生替代效应,对数字贸易竞争力产生遏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各成员国对中国的依赖,并对中国战略性产业选择性“脱钩”。为此,中国应在坚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背景下,积极促进区域融合,继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基础上,鼓励科技自主创新,以最大限度降低其可能造成的冲击。

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与东南亚的战略互动:以数字经济场域为聚焦

数字经济正在推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本、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中美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及其治理规则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核心关切和战略要旨。美国希望东南亚地区的新兴数字经济体能够接受并遵守“数据自由流动”的规则和标准,最终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发展和遏制中国崛起进程的双重目标。因此,需要将印太经济框架与东南亚的战略互动置于数字经济的政策场域中进行系统性考察。东南亚国家普遍希望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在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强化经济联系、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能够尊重、承认并支持东盟在区域制度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印太经济框架的实施和推进可能加剧东南亚地区数字经济的无序竞争、压缩东盟战略对冲空间、动摇东盟的中心地位。

“印太经济框架”展望及其对亚太经济融合的影响

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是其“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旨在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经济合作,重塑和引领地区经济融合发展进程,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动员能力,以“围堵”的方式限制中国经济发展,迟滞中国崛起进程。虽然“印太经济框架”的磋商和实施面临不确定性,但其作为由美国主导的以非市场开放为目的的经济合作,不仅将干扰和破坏地区供应链体系,更将会冲击和阻碍亚太地区经济融合发展趋势,为地区长期稳定和繁荣带来挑战。

“印太经济框架”对我国影响及应对建议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背景下,美国高调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该框架包括互联互通的经济、有韧性的经济、清洁的经济和公平的经济四大支柱,主要内容将围绕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税收和反腐四大模块,但具体协议还有待谈判达成。美国企图借IPEF设定亚太地区21世纪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区域内国家的经济更快速和更公平发展为幌子,将我国排除在美国经济“朋友圈”之外,对我国进行打压和遏制。受美国内外诸多因素制约,IPEF虽短期内难以取得显著成效,但在供应链、数字经济和技术等关键领域仍将对我国形成直接威胁,对此中国应高度重视,积极应对。

“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意蕴与中国对策

“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为弥补“印太战略”的经济短板而制定的非传统型经贸协定,在议题设置上聚焦新兴经济领域,旨在保障美国在关键领域竞争中的主导权,实现对华开展地缘经济遏制以重返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目标。尽管“印太经济框架”的效能还有待观察,但由于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意蕴极其明显,可能对中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中国在亚太地区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企业的正当经济活动和话语权产生影响。有鉴于此,中国应以开放促改革,从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推动亚太地区国家间经济合作,通过强化规则建构能力以提升话语权,更好地应对“印太经济框架”。

印太经济框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及应对建议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政府经济领域主推的战略,从时间脉络、主要成员、框架内容以及战略意图看,它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威胁与挑战是多维且深远的,尤其将冲击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干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重产业“卡脖子”问题、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阻碍数字经济发展,更会影响我国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为防范印太经济框架带来的诸多风险,不仅应坚持挑战兼具机遇、竞争兼具合作、安全兼具发展的战略思维,更应深挖中老铁路及丝路电商,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动RCEP全面落地升级,稳步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挖自造血能力;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加强新兴产业领域的对话与交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平稳运转。

“印太经济框架”的议题整合功能及其局限

2022年5月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谈判是拜登政府升级“印太战略”、推行“中产阶级外交”的一个重要举措。不同于传统自贸协定,IPEF发挥议题整合功能,呈现出“议题清单”的特征。拜登政府通过将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定、供应链政策、清洁能源与气候政策、基础设施投资竞争、反腐“长臂管辖”等反映自身偏好的内政外交议题整合入谈判框架中,以“区域经贸合作”之名,行地缘经济竞争之实。IPEF整合的议题并非区域国家的共同关切,缺乏实质性激励;经贸规则的“美式模板”难以被区域发展中国家完全接受;整合而非捆绑的谈判方式可能导致部分议题成果有限;部分议题的受重视程度以及“贸易”支柱谈判的存续与推进将受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可见,IPEF对中国的周边经贸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该框架在寻求达成实质性成果的过程中也将面临现实困难。

“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印经济关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

2022年美国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印度作为创始成员国有利用IPEF影响中印经济关系的主观意愿,中国也必须面对美国利用IPEF影响中印经济关系的客观事实,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中印经济关系必将受到IPEF的影响。本文分析了IPEF对中印经济关系的潜在影响,并建立博弈模型探究中国的应对策略。本文认为,印度参加IPEF将使中印经济关系的竞争性增强,合作阻力增大,但中印经济关系的本质仍将是合作与竞争并存;中国反制及其成本引起印度损失的大小将会影响印度参加IPEF的概率。中国应主动加强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关系,增强印度对华经济往来的获得感和依赖度,降低IPEF对印度的吸引力。

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经济预期与威胁认知的解释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后引发东盟高度关注,但东盟各国的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预期和威胁认知是影响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认知差异的两个重要变量。经济预期直接塑造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偏好,威胁认知则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倾向,两者共同决定了东盟国家加入或拒绝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背后的行为逻辑。具体而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对“印太经济框架”持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均比较强烈,因而坚定加入该框架;印尼、泰国都谨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但前者持比较消极的经济预期、对华威胁认知趋强且在一定限度内,而后者则持比较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较弱;柬埔寨对“印太经济框架”持消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很弱,因而拒绝加入该框架。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差异化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干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有必要对东盟各国的态度立场加以辨别,诉诸精细化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