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研究

《香港国安法》填补了香港特区刑事法律制度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规制漏洞,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内地刑法的解释力难题及其与香港地区刑事法律制度的关系难题。前者涉及量刑标准的认定问题,后者涉及控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选择问题。在阐明《香港国安法》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立法规制法理根据的前提下,坚持目的解释立场与融贯解释方法解决上述两大难题,全面发挥《香港国安法》的规范目的与功能。内地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具有有限的解释力,根据罪名区分其参考价值。为实现香港地区刑事法律与《香港国安法》的兼容,《香港国安法》应作为优先控罪依据,除第33条穷尽列举的减轻和免除处罚情形之外不应适用其他减免事由。

新时代刑事普遍管辖原则的新征表——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适用为视角

相较传统犯罪而言,在境外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危害性更为严重。行为人在虚拟空间实施的犯罪行为所具有的多变性、公开性等特点使管辖权难以界定。因此,在管控跨境网络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时,主权国家的管辖权难免会发生一定冲突与矛盾,故解决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犯罪管辖权问题迫在眉睫。文章在分析网络视域下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现状及特点的基础上,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框架,对此类犯罪进行重新分类;以普遍管辖原则为依据,提出对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有效规制的措施。

基于大数据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预测侦查研究

由算法所主导的预测性侦查正成为大数据侦查的新分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预测侦查更加强调干预节点的前移和涉危群体或人员的预判,而这一节点已前移至涉危线索发现之前。以大数据为基础的预测性侦查模式可以塑造国家安全维护新思维、实现涉危情报信息的整合共享、有效判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确保涉危证据留痕与追溯。涉危领域的预测侦查有着一套固有的流程模型,其有效运行依赖涉危情报数据可视化开发和利用、涉危数据融合共享的双向推进、涉危重点群体或人员的分级确定和侦查等予以保障。在大数据预测的运行过程中,需要秉承尊重隐私原则、坚守算法透明原则、坚持“人机共治”,以应对大数据使用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总体国家安全观语境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中的贯彻适用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语境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内涵和外延都更加丰富,也呈现出新时代下的新特点。对于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应当作为严惩的重点。但依法从重处罚,不是一味从严,应当完整准确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司法适用中,尤其要在个案中确立“从严”或“从宽”的总基调,并寻找积极的对向因素进行调剂,以期做到真正的宽严相“济”。

危害国家安全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从刑法规范的角度而言,刑法第106条规定对于内外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从重处罚是合适的。在存在两个加重情节的情况下,对于武装叛乱罪的量刑要根据情况予以适用。对于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中的主体的界定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对于“资助”行为要作特定的理解;同时,在单位犯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的情形下,自然人也可以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对于叛逃罪,刑法第109条第二款需要必要的修改予以适用。

中德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比较研究

中德刑法在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分类及类罪名上有差异。在具体罪名的设置上,德国刑法要比中国刑法细致得多,特别是确立了"危害和平罪"与"危害民主法治国家罪"两个罪名,值得中国刑法借鉴;而中国刑法中确立的"分裂国家罪"与"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是否能够由非暴力方式构成上与德国刑法的规定有着差异。当中国刑法将侮辱、诽谤国家领导人及国旗、国徽的行为予以普通刑事化评价时,在德国刑法中却将此类行为视为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在法律评价上显得更为合适。两国刑法均将言论与文字的形式作为犯罪行为的表现之一,表明对言论治罪并非社会主义国家刑法所独有。在"叛乱罪"与"叛国罪"的构成设计上,两国刑法规定也是各有所长。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及其重构

与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相比,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它仍然具有相当多的缺陷。如果要克服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的众多缺陷,那么,仅仅对其罪种的罪状、法定刑进行补充或修改是不够的,只有对其进行全面重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立法缺陷。文章剖析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设想。

析恐怖主义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以新疆恐怖主义犯罪为例

在新疆,恐怖主义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目的基本相同。但二者在构成要件、活动特点和法律适用方面都有本质的区别。由于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罪名设置的缺陷及程序法的缺乏等原因,导致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大多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犯罪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触碰的刑法中相关的普通刑事罪名处以刑罚。这不仅抹杀了恐怖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普通刑事犯罪的界限,而且导致我们在寻求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时遇到障碍。因此,厘清恐怖主义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界限是准确、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前提。

中国古代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法律规制与现代启示

[提要]中国晚清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规定繁多、处罚严酷。历代均极为重视对国家领土政权的刑法保护。中国古代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法律规制对现代国家的领土安全维护、政权民主建设以及构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益间的动态平衡等具有启示意义。

犯罪成立标准与犯罪既遂标准不容混淆——兼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既未遂

犯罪成立的标准是行为完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犯罪既遂的标准是行为发生了行为人所希望的、法律所规定的结果,两者不容混淆。举动犯这一概念未必必要,其同样可能存在未遂形态。造成危险状态,只是危险犯成立的条件,不是既遂的标志,造成危险状态后,仍有犯罪中止存在的余地。危害国家安全罪中,除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外,均有既遂存在的余地。

从“反革命”到“危害国家安全”——“反革命罪”流变考

危害政治统治和国家安全的犯罪,我国历代法律均有所规定。反革命罪在辛亥革命以后因特定时期革命政治话语的需要而设立,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公审陈嘉谟和刘玉春之司法实践为反革命罪立法提供了最佳时机。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其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淡化了"反革命罪"的政治色彩而强调了其应有的法律内涵。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通过回顾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历史、梳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现状、展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未来,不但可以总结我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演进历程和规律,而且可以为现阶段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治理提供历史经验借鉴和理论支持。在现阶段,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思想地位,适时合理调整我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犯罪体系,同时要避免国家安全概念的过度泛化。由于国家安全概念的动态性,如果一味坚持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划分,会带来理论上的混乱,最终不利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在系统思维的指导下,要停止对国家安全的人为割裂分类,积极追求国家安全概念的整体性。

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刍议

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是单位犯罪、累犯、危害国家安全罪三者的结合点,其存在的法律根据包含我国宪法与新刑法的有关规定,其刑法适用包括认定与处罚原则两个方面。

从危害国家安全罪看俄罗斯的刑事政策

俄罗斯联邦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反映国家的犯罪态势和预防犯罪的对策。随着经济全球化,刑事立法也被置于国际大背景中。侵害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和国家安全的犯罪较为典型地诠释了俄罗斯当前人道主义导向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保护价值观的调整,突出了俄联邦刑事立法上法网严密、刑罚宽缓的特点,符合国际上预防犯罪和改造罪犯的目的。刑事政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其新旧更迭变化和发展也必然符合历史规律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恐怖主义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比较分析——以3.01昆明暴力恐怖袭击案为视角

恐怖主义犯罪是针对于平民实施的,蓄意造成人员伤亡的,意图借此对现政府或国际社会施压达到目的的犯罪行为,在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是指故意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其犯罪构成在我国刑法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恐怖主义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在犯罪目的、罪过形式、危害行为表现形式、犯罪既遂类型方面存在联系。但是,两类犯罪的犯罪目的、具体行为方式、危害行为表现形式、国际刑事处遇方面也存在区别。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理论展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视角

危害国家安全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历来是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的对象。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精辟阐述,为我们研究危害国家安全罪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实践方向。马克思主义对犯罪问题的经典剖析产生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思想萌芽,列宁主义以其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明确提出有关国事罪的系列理论,彰显危害国家安全罪理论学说的发展,二者的借鉴价值不容忽视。

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

近几十年来,"疆独"、"藏独"等所从事的暴力恐怖活动以及民族分裂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宁。针对其从事的危害国家安全等一系列犯罪活动,应以制定反恐怖法、完善《国家安全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五个方面,对我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相关立法进行完善。

论新形势下危害国家安全罪

危害国家安全罪法定犯的性质,决定了在保护国家安全法益方面刑法与国家安全法律的一体性及刑法自身的受限性。伴随新《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法》等国家安全法律的相继实施,我国已经构筑起以新《国家安全法》为统筹以其他特定领域安全法、刑法为内容的完整的保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同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业已确立、间谍行为扩大化、行政责任宽严两极化的局面下,刑法必须顺势而为,积极贯彻新《国家安全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反思自身规制的行为、恰当处理与行政责任的衔接。刑法应然的做法是,在立法层面,改变仅将"国家安全"理解为政治、军事安全的传统理念,重构首章罪名体系,将传统安全类罪名作为第一节规定,将恐怖活动类犯罪作为第二节规定,涉及其他安全类罪名进行兜底式规定,增加首章的包容性和协调性,以空白罪状修改间谍罪规定,堵截处罚漏洞;在司法层面,在划清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界限的同时,在确定间谍罪刑事责任时必须对《反间谍法》第27条第2款、第28条的规定给予必要的观照,避免唯刑法论的错误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