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历史主义视域下大女主商战剧的叙事话语转变与身份认同

大女主商战剧是一种以女性为主角,展现现代商业体系中利益冲突的电视剧杂糅类型。这一类型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当前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对特定时期价值观重新审视,大女主商战剧存在叙事话语的转变、对传统剧情模式进行突破,强调现代性与历史感的文本联结,其背后体现出的是新时代女性力量的崛起和性别主体意识的增强。

新历史主义批评视角下明宫廷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的解读

《奉天命三保下西洋》是一部基于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创作的明代宫廷杂剧,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观点中的“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对该杂剧进行分析,挖掘文本诞生的历史语境,发现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蕴含着当时宦官群体对自身形象的构建,同时该杂剧完整的故事线也为后人了解郑和下西洋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叙述。

《何以中国》历史叙事策略管窥——基于新历史主义视角

本文通过对新历史主义的基本主张及在中国纪录片中的运用进行梳理,基于新历史主义视角,从突破历史叙事的时空局限、建构历史叙事的实证基础、赋予历史叙事的生动鲜活、诠释历史叙事的立体全面、观照历史叙事的因果逻辑五个维度,以及对考古实证与影视化表达、科学历史与文化历史之间的平衡把握入手,对纪录片《何以中国》的历史叙事策略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何以中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具有实践文本意义的创新这一结论,值得在当下进一步推广和借鉴。

西方历史主义述评

历史主义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后来一直产生重要影响。从高度关注个体及其背景或语境的独特性、人的非理性因素作用的角度看,它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重要思潮,因为它推动历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是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影响了许多学科的发展。从它否定价值具有普遍性的一面、狂热鼓吹民族主义和崇拜政府的角度看,它主要是德意志的思潮。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后者的各种极端思想和相对主义全面显露出来,酿成了所谓的历史主义危机。二战后德国式的历史主义受到批判和改造,它从相对主义后退,有点类似于文化多元主义。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历史主义,虽然主要是一种文艺批评理论,但它把历史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自成一家,对历史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沉默的背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视域下对《挚友》的解读

俄罗斯作家叶甫盖尼·沃多拉兹金的历史题材中篇小说《挚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为历史背景,书写了战争中3位德国年轻人之间真挚纯真的友情故事。小说打破了后现代理论文本阐释的桎梏,将历史与文学纳入同一符号系统之中,消解了原有的宏大历史叙事批评模式,关注战争权力边缘“他者”的话语。通过描写拉尔夫等小人物的轶闻“小历史”,逝去的战争空间得以重构,作为阐释者的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重塑,对战争产生了新的价值认知。

刍议我国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探讨国内学界在新历史主义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新旧历史主义简单的被理解成两种截然对立的历史观;在文学研究领域,对新历史主义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理论源认识不一等。本文主要从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的理论分野来分析新旧两种历史观;疏理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在理论渊源上的关系;另外,力图从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角度对建国后文革文学的研究做一些探讨。

梁启超的“共业论”对西方历史主义观念的诠释——兼论其对唯物史观输入传播的中介作用

20世纪初,梁启超通过日本史学界的译介著作接触到西方历史主义方法理论,成为其构建“新史学”的主要思想资源,并利用佛教哲学中“共业”概念消化和诠释历史主义以“流变”之视野看待一切事物的认识观念。梁启超对于西方历史主义的选择性接受,直接影响了同时代乃至后世的中国思想学术界。梁启超所提出的共业论,认为人类文化结构中任何一要素之变革,都受到其他诸要素之牵制和影响,并在整体上构成文化之“合力”,此论克服了多种追求“单一因果”的“决定论”学说之局限,又在一定程度上与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暗合。由此可见,梁氏以“共业论”引荐、诠释历史主义观念,在客观上亦对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边缘意识下的自我言说:新历史主义影片观照

自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后,分属不同代际的电影人从各自的理解出发实现了电影与该理论的互动,为国产历史题材电影注入了活力。第五代电影人以历史寓言引发民族自省,第六代电影人以底层叙事为社会边缘群体代言,其他不能被代际划分阵营的电影人,则在关注市场的同时进行着自我表达。新历史主义电影利用一些碎片化的、似真非真的“小历史”文本与观众进行对话,与传统正史进行商榷,让观众看到了历史的更多可能性。

主流话语解构与他者历史建构——《上海女孩》之新历史主义解读

美国华裔作家邝丽莎致力于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上海女孩》这部作品中,邝丽莎从个人历史和民间叙事的视角,部分还原了华裔移民历史和民间传统,描绘了战争、种族歧视、不平等条约等给华裔带来的精神、身体双重伤害,契合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分析这部作品,回顾这段被主流话语掩盖、甚至被歪曲和遗忘的历史,挑战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能帮助在双重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华裔美国人对文化冲突以及种族歧视的反思,使美国华裔后代更好地重塑历史意识、建构主体身份。同时,也为其他少数族裔通过以讲故事的方式,探索挖掘被掩盖或被边缘化的种族历史提供借鉴。

麦金太尔对休谟问题的历史主义诊断及其困难

休谟问题的实质是“是”与“应当”间的鸿沟问题。关于这一问题,麦金太尔曾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做了独特的分析。他认为,“是”与“应当”的鸿沟是现代道德哲学研究脱离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框架和功能性解释的后果。解决休谟问题,需要回归亚里士多德传统,采纳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目的论架构和功能性解释,回归传统共同体生活,在集体实践中重获“善”的规定。然而,麦金太尔的功能性解释过分依赖传统,对于现代道德形态的历史合理性并不能提供充分说明,由此,道德评价与非道德评价的界限将变得模糊,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筹划空间将受到限制,道德的崇高性亦将难以得到说明。

种族关系的隐晦书写——玛丽莲·罗宾逊《基列家书》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玛丽莲·罗宾逊的《基列家书》以家族史透视美国种族关系发展的历史,并以自身对种族歧视的抨击对现实进行重塑,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互动。“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是新历史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以此为基点:一方面,《基列家书》完成了对美国种族问题的隐晦书写,间接折射出黑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基列家书》寄托了罗宾逊对美国种族平等的期望,以此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能动地参与历史的构建。

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相对性或相对主义?--一种基于伽达默尔“第二等级的历史主义”的解读

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从确立之初就不时遭受“道德相对主义”的指摘,这让他不得不反复撰文阐释和修正自己最初的观点。伽达默尔诠释学同样被施特劳斯用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所责难,可以说,他们二人的历史主义思想和对相对主义责难的回应有着诸多一致之处。他们共同站在“第二等级的历史主义”立场上,用相对性来对抗相对主义,并强调具体历史背景对于理解的先验性。在此种意义上,麦金太尔并非一位道德相对主义者,他从“第二等级的历史主义”出发区分了“参与者”和“旁观者”,继而在确保个人拥有“善良意志”的同时以更高层次的“相对性”打开了获得普遍道德真理的大门,这种真理观是一种诠释学意义上的开放真理观。

新历史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原生文本探究——谈三个代表人物的理论贡献

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国内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陆续出现了先导、第一、第二、第三批研究者。先导研究者最先为中国引入了新历史主义这一思潮或者这一方法论,而第一批研究者则为整个国内新历史主义的译介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张京媛、盛宁、王岳川三位学者对新历史主义的译介和研究成为后来新历史主义理论研究的典范,其文章、编著或专著等相关研究成果成为国内研究新历史主义的“原生文本”。之后的第二批和第三批研究者虽然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但其不少研究则是在先导和第一批研究者成果基础上的再研究,并且很一部分文本属于“衍生文本”。

超越实证主义与现代主义——亚当·沙夫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辩护

马克思历史主义在历史主义的谱系中具有重要的位置,但也面临着诸多误解。亚当·沙夫认为,对历史主义的误读主要表现为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前者坚持消极的历史反映论,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规律的高度依赖使其倒向历史决定论。后者强调认识主体的优先性,否认历史的客观性,最终难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马克思历史主义坚持唯物的辩证认识论,强调真理的历史性和渐进性特征,从而与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划清了界限。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动画《平家物语·犬王》的叙事建构

在汤浅政明的动画新作《平家物语·犬王》中,导演汤浅政明将历史与文本相融合,通过边缘性的创作策略,以边缘人物的视角再现了13世纪前后的日本民众生活与社会面貌,构建了以底层乐师为主体的日常生活叙事,完成了对剧中人物的重塑,深化了作品的意涵,这一创作手法体现了该作品对民众生存境遇及个体命运的关切。通过新历史主义批评视角对该作品进行解读,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平家物语·犬王》这部寄寓着导演人文情怀和个人话语的诚意之作。

论实践历史主义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历史主义方法来源于黑格尔的思辨历史主义方法,但又与之有着根本区别。实践历史主义方法要求我们从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把握研究社会历史的五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点:(1)从作为实践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研究;(2)把问题放到为实践所规定的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研究;(3)从历史现象在实践中的辩证发展进行研究;(4)对历史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5)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实践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关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想"的理论性质的理解问题,又关涉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的理解问题。

超越和扬弃——以《红高粱》和《平原枪声》为例,浅析新历史主义 和革命历史小说的异同

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随着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新历史主义小说崭露头角。这一流派创新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本文以《红高粱》为例,将其与背景相似的革命历史小说《平原枪声》进行对比,分析新历史主义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在历史观、写作技法和中心思想等方面的差异。通过比较,探讨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在何处,为何而“新”。

新历史主义视域下对叶兆言小说《状元境》的解读

叶兆言的小说《状元境》以民国时期为叙事背景,深入历史裂隙进行独特的开掘与想象,完成了主流之外的历史述说,建构了虚实相生的新历史叙事。小说有意疏离单线化的正史,通过不同立场的人物视角,再现了纷繁复杂的战争历史,同时聚焦于历史的个别之处和偶然事件,着意书写“英雄”的风流史和失意史,完成了复线历史的增值。小说搁置了宏大历史与重大事件的书写,转而观照和审视小人物的个体命运,聚焦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实现了大写历史的小写化,丰富了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图景,给读者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新历史主义视域下樋口一叶《青梅竹马》中的孩童形象解读

《青梅竹马》是19世纪日本女性作家樋口一叶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讲述了一群生长于东京吉原地区的孩童之间游乐、恋爱、成长的故事。作品中,樋口一叶以细腻而优美的笔触成功塑造了多位生活在吉原地区的孩童形象,其现实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连接了文学文本与历史现实,表征出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历史与文本的互文性。其中,美登利、信如、三五郎等孩童的家庭背景及性格特征勾勒出时代的投影,而孩童间童趣的嬉戏玩闹也鲜活地再现了不同群体在历史环境中的生存姿态。

论《三国演义》新历史主义书写

作为一种话语行为,《三国演义》受当时官方主流的儒家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影响,体现了书写者的价值判断与情感态度。传统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历史事件与经验教训,新历史主义更关切的是历史如何被阐释与书写,《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与历史书写,是在历史基础之上成功地融入了主观想象与历史虚构。与传统的宏大叙事不同,新历史主义把目光投向“大历史”下的“小人物”和“小事件”,《三国演义》不乏对边缘人物与奇闻轶事的刻画和描述。《三国演义》迥异于传统的女性书写与女性形象,则颇具新历史主义与现代女性主义的先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