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剧

历史剧是用戏剧的形式表现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历史剧就是过去时的政治剧,因而具有政治性。历史剧和历史是部分相交的两个集合,两者相互大于对方。历史以史实大于历史剧,历史剧以文学性和生动的细节及内心描写大于历史。历史剧作家是通俗的业余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可以成为完整的历史剧作家。历史剧在创作和接受上都和现实存在联系,其主题的产生和对主题的理解都有赖于现实。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概念与辨析

自1623年约翰·赫明和亨利·康德尔主编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将莎士比亚的剧本分为喜剧、悲剧和历史剧以来,学者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是否存在着独立的戏剧类型“历史剧”以及当时历史剧的概念曾一度产生争议,说法不一。本文试图从戏剧题材、意图和主题层面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概念进行辨析,认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剧是一种独立的戏剧类型。从题材来源上看,它们主要取材于历史素材,包括编年史、历史故事和神话史;就戏剧意图而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旨在借用历史来隐喻当时的政治,为君王提供政治教诲;就戏剧主题而言,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命运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基本主题。

解构与重塑:探索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的营造方略

现今凡戏曲新编历史剧,无论什么题材,在装扮营造方面均存在旧有程式与现代创新之间的权衡问题。如何守正创新一直是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发展的核心问题。文章尝试以解构与重塑理论来开拓创作的思维空间,以多元视角探索戏曲装扮在当代的营造方略。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营造以解构为理论支撑,以重塑为观念更新,以整合为实施路径。文章在解构理论的支撑下,通过遵、寻、融的营造理念重塑,取、移、借的实施路径整合,探索当下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守正创新的营造方略。

历史剧思维与间离化叙事实践——话剧《福兮祸兮——海昏侯传奇》观感

话剧《福兮祸兮——海昏侯传奇》是首部有关废帝刘贺的舞台作品,获得2018至2019年度江西文化艺术基金的资助。从作品的生成时间来看,这部话剧的酝酿谋划与海昏侯考古项目的进展息息相关。如果说海昏侯墓的出土让这位隐于历史尘埃中的传奇皇帝回到现代人的视野之中,那么话剧《福兮祸兮——海昏侯传奇》(下文称《福兮祸兮》)则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刘贺的跌宕人生。

“自反”的历史--上海沦陷时期李健吾的历史剧书写

《阿史那》与《王德明》是李健吾于上海沦陷时期改译自莎剧的两部剧作,二者共同呈现出历史剧特有的自反性构型。这一构型不仅在作品的美学形式与主题学层面得到显现,同时也与剧作者彼时的生命经验若合符节。李健吾的历史剧书写以古今中外的自由转换打开历史与现实的想象。此外,它们也是李健吾的文学理想与戏剧商业利益折中调和的产物,凝聚着剧作家在沦陷时空下的伦理认知、身世抱负与隐微心史。

传统悲情、英雄悲剧与“戏剧的感动力”——基于郭沫若历史剧《孔雀胆》的考察

郭沫若历史剧悲剧性问题,应置于话剧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中仔细考量。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以“戏剧的感动力”为出发点,提出重视伦理和观众心理诉求的观点,以推动话剧大众化发展。本文通过《孔雀胆》不同版本的比对和史料的梳理,发现剧作呈现出的强烈且持久的悲剧性,郭沫若将戏曲传统中的忠臣蒙冤、为情所困等观众熟悉的元素,灌注进西方英雄悲剧、马克思主义悲剧观中,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悲剧。郭沫若历史悲剧引发的情感共鸣,并不单纯是对战时大众心理需求的契合和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唤醒,更是探索情感对社会心理结构塑造的一种方式。

论阿英历史剧创作的文化图式构造

阿英的历史剧创作,既受到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同时也受他个人的文艺创作思想的影响。在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当时的文艺界思想产生了一定的转变。正是这样的转变,影响了阿英的文艺创作特别是他的历史剧创作,同时也让他的历史剧拥有了自己的特色。也正是这样的转变与特色,让他的历史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编历史剧中帝王角色的入戏与出戏

戏剧舞台上的帝王,特别是开国帝王,大都具有雄才大略、口衔天宪、说红不绿。在古装传统戏中,帝王一角相对好演,没有太多的思想活动和性格刻画、人性展示,甚至这角色就是一尊高居庙堂之上的木偶。而新编历史剧要求就不一样了,编剧、导演要把帝王作为“人”来写、导,演员要把帝王作为“人”来演。在新编历史淮剧《金杯·白刃》中,我饰演第一主角、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号洪武)。经历了艰难的入戏与出戏,终于赢得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认可。我自己也悟出了帝王也是人、也必须是“人”的艺术至理。

一出澎湃激荡、群星闪耀的质量历史剧

《质量简史》是我国第一本系统梳理质量理论发展史的中文原创著作。它以制造业发展为背景,阐述现代质量理念的变迁路径,结合大师理论与经典案例,回溯质量管理的历史基因。作者林雪萍曾说:“很多‘卡脖子’问题其实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质量问题。”

夏衍的历史剧创作及其争论的理论实质

对于夏衍的历史剧《赛金花》,一部分论者坚持鲁迅对它的批判,一部分论者出于对文革拨乱反正的目的而为之辩护,然而,无论批判方或辩护方对当年围绕《赛金花》的那场斗争的意义都缺乏理解。本文对《赛金花》、《秋瑾》二剧作详细分析,不仅意在说明当年的那场斗争对于夏衍话剧创作方法之转变所起的作用,而且旨在阐述鲁迅《“这也是生活”……》一文的价值:对于主题先行论及拔高英雄人物倾向的一次富有卓见的反击。

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历史剧观

史剧观的讨论 ,在 2 0世纪 40年代获得了很大的展开与深入 ,产生了多种意见。尊重史实 ,历史剧应间接服务于现实 ,是当时的普遍认识 ,而在对艺术要求的照顾上 。

现代意识的烛照 历史精神的洞悉——郭沫若与曹禺的同名历史剧《王昭君》剖析

本文分析了郭曹两人的同名历史剧《王昭君》不同的人物形象,揭示了作者不同的现代意识,进一步发掘了潜藏在两部历史剧创作中的文化悖论。

史、诗、美——评婺剧《梦断婺江》兼论历史剧创作

“透过历史文化的背景，折射出太平天国败亡的车鉴，以跌宕多姿的戏剧场面，展现出多灾多难的社会人生。在戏曲领域中，率先以独特的视角对农民起义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新的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品位和美学价值。”这是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对浙江婺剧演出的《梦断婺江》的评价。该剧编剧姜朝皋实地考察金华侍王府，翻阅了大量有关太平天国的文字资料，精心创作新编历史剧《梦断婺江》。

荧屏历史剧的存在形态及价值分野

正说型历史剧和戏说型历史剧是活跃在我国 荧屏上的两种基本历史剧类型，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文本，在史学观、历史观和叙事规则 等方面都存在着迥异的价值分野。而“戏说剧”走红的原因，一是其契合了电视媒介大众文 化的特性，二是顺应了社会文化消费心理的兴起。就存在形态看，正说剧和戏说剧都面临着 模式的突破和品位的提升。

电视历史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与消解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集体记忆”的理论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集体记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立足现在面对过去的建构。在这种建构中 ,集体记忆的形成又非常依赖于各种传播媒介。本文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为研究对象 ,探讨历史剧是如何立足当下而重塑人们的历史观形成集体记忆 。

君王形象与爱尔兰——论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意识形态

莎士比亚历史剧中君王形象一直是莎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君王与爱尔兰之间的内在联系却为很多学者普遍忽视。以莎翁历史剧的两个四部曲为研读对象,并将它们置于1590英爱冲突的历史语境中,以新历史主义为理论视角,以期揭示爱尔兰民族叙述"他者化"的政治意涵及其文化根源。爱尔兰被"他者化"和被征服形象的历史叙述,正是1590英国民族国家意识确立后主导意识形态的表征。舞台戏剧作为这一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流通方式,有助于大英格兰中心主义的"自我型塑"。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剧《赵氏孤儿》的改编策略

历史题材尤其是改编之作的大量出现,是近年来包括话剧在内整个文艺创作的重要趋势,其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国家话剧院同时改编的两出历史剧《赵氏孤儿》尤具代表性。以此为个案分析比较,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两出同名话剧在取材、主题、情节结构和人物性格等方面的不同处理,而且可以窥见近年来话剧改编理念偏重改编者主体感受的发展变化,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历史题材创作热潮形成原因的理解。

20世纪历史剧争论之检讨

20世纪的历史剧争论经历了40年代发端、60年代激化、80年代深化、90年代反思等具有明显阶段性的发展,产生了丰富的史剧观,如古为今用、“失事求似”、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典型化”、“传神史剧”等主流观念,以及“伟大性”、“非历史化”的“假定性”、“寓言说”、“观众认可度”等非主流认识。争论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过分强调类比现实、缺乏体制意识、忽视文人艺人比较、封闭性明显、宏观研究不足等,限制了争论的广度和深度。

历史剧的意涵与构建

历史剧的史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长期引起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应是主体 ,戏剧要服从历史的布署 ;一种意见认为戏剧应是主体 ,历史要服从戏剧的调控。本文认为 ,历史剧的最后真实既不是历史真实 ,也不是文学虚构 ,而是艺术真实。一切形式和手段都要服从艺术整合从而形成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