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历史:活用历史叙述,提升历史素养

2024年上海市中小学中青年教师教学比赛活动中,中学历史学科比赛的主题是“活用历史叙述,提升历史素养”。自2016年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先后组织了三场主题为“叙事见人,论史求通,学史重法”的课堂教学系列研讨活动,对“叙述”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价值定位与运用策略,形成了初步的共识。近年来。

记忆掩埋术与历史叙述嫁接术——《漫长的季节》观感

一故事到了结尾,抒情注定登场。下岗后开了18年出租车的王响站在秋天的玉米地旁,望见社会主义工厂的蒸汽火车隆隆驶来,火车司机是19年前的自己。年迈的王响平和、淡然,他朝着年轻的自己一遍遍地大声喊着:“往前看,别回头!”年轻的王响自然有些疑惑、错愕,很显然,他还认不出自己19年后的样子……这一刻,我突然为沈墨快意恩仇后未能全身而退感到惋惜。王响淤积了近20年的创伤就这样轻易地被抚平?那些代价——车祸身亡的龚彪,躺在ICU里的小露,中风的马德胜——难道只是追寻真相和正义的附带伤害,只需要心平气和地接受即可?那句有些破音的呐喊是发自内心,还是来自代表某种神秘意志的神圣之光的召唤?毕竟在那一刻,他身后的阳光灿烂得像是童话。他到底是在向谁呼吁?

内化或赋新:史传传统视域下的革命历史叙述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创作实践中表征出对史传传统如重“正史”、秉“实录”、喜“奇异”等叙事理念的无意识内化,对结构体例、客观呈现、“异人异相”等叙事策略的有限度借鉴,而主流意识形态的高扬与历史观念的更新等又赋予“以史为鉴”“叙事干预”“体兼赋颂”等一定新意,甚至呈现出某种背离意图。这种既内化、借鉴又赋新、背离的特质使得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独特的文学谱系,人们在奉其为“红色经典”的同时,对其艺术价值与运思方式褒贬不一。深度探究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思其存在缘由,有利于重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丰富性以及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传承状貌。

历史叙述与言说中的1980年代女性诗歌及其反思

因主体性创作实践于1980年代发生的中国“女性诗歌”,历经民间(内部印行)刊物及稍后的公开出版物尤其是诗歌选本的筛选、发表、传播和甄别,再经过21世纪前后出现的一波文学(诗歌)研究和史著叙述,完成了一个完整地被“经典化”和“历史化”的早期进程。这类具有相对“现场性”的归纳、总结或概述建构的女性诗歌发生期的历史知识系统和历史形态,逐步在批评界和研究界沉积为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不言自明”的历史认知结构,更给其后的研究造成相对于“本事”而言的错谬性困扰——甚至有研究者以这种认知指导进一步追述其发生期及其文学与理论话语空间的研究工作。因此,以那些初步形成的经典化、历史化成果为基础和先验性结论生成了一系列被误解的甚至具“本质化”症候、因果逻辑倒置的论证与叙事。

历史叙述方法与中学历史教学

在中学历史教学改革过程中,历史课堂叙述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许多优秀的史学家或标志性的史学作品,均注重历史叙述问题,前人的历史叙述方法在当下历史教学中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在总结前人历史叙述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教师在进行历史课堂叙述时应注重历史叙述的人文性、现实性、全球观、比较法等几点建议。历史叙述是从最早的口口相传开始的,在文字产生之后,历史叙述呈现出了文本的形态。对于历史叙述的界定,无论是史学理论领域、还是历史教学领域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成果。在理论研究上,海登·怀特、罗兰·巴尔特、安克斯密特、傅斯年、何兆武等均有突出成就。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一书揭示了当代历史哲学与语言学交互相融,阐明了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着语言学的特质。在教学领域的探究,于友西也颇有成就。赵亚夫老师《中学历史教育学》一书中写道:叙事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历史教学的基本特征。可见,历史教学的过程就是一种通过历史叙述重现历史事件,让学生认识历史、发展思维的过程。正如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一书中指出:历史叙述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编纂学诞生的过程。历史叙述无论是语言的还是文本的,都是“讲述者”对过去事件的“重现”。

历史叙述·当代意识·文学想象——读高洪雷的历史纪实文学

高洪雷的历史纪实文学作品,以丰富而多元的视角,对历史和文化进行了重新理解。《大写西域》以及《另一半中国史》等作品,以新的历史叙述纬度,“摒弃了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狭隘观念”,将人文与自然风景相融合,见证大漠风光与少数民族的悠远历史。《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则从一片叶子的叶脉勾连与斑驳画影里折射出了整个绚烂多彩的大宋秋色。将一件十分普通案件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细致梳理相关的古今律法和案件办理流程,以论述宋代律法“宁纵不枉”的文明与进步。他的作品在叙述重要历史事件的同时,地域风土人情、社会制度、历史沿革、民众心态等重要问题也在文字间流淌凝结。

历史叙述和时间意识--当下历史小说创作的三种类型

在所有和文学构成词组的文学类别、体裁之中,如女性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离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等等,大概只有历史与文学最没有违和感,其他概念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争议。但历史与文学没有类似的争议,比如历史题材、历史小说等。一方面,就小说而言,我们有个“史传传统”。这个传统说来话长,但与小说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关,大体是不错的。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说的是不读《诗经》就难以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这也是诗比后来的小说地位高的原因之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也没有所谓的“说”部。小说地位低下就需“攀附”,而“攀附历史”是其中的手段和传统之一。其二,文学与历史都是虚构的艺术。文学自不必说,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历史是一种叙述,在叙述学的意义上,任何事物一旦进入叙述,也就进入了虚构的范畴。

弗洛里安·多纳斯马尔克影片中的历史叙述、美学主张与隐性逻辑

自2006年以电影长片处女作《窃听风暴》一鸣惊人后,德国中生代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以下简称多纳斯马尔克)始终保持着自编自导、在长电影周期内制作精品电影的习惯。目前为止,多纳斯马尔克共拍摄了三部电影作品《窃听风暴》(2006)、《致命伴旅》(2010)与《无主之作》(2018),尽管起步较晚,产量也不算多,但每部作品都可以称之为较为优秀的艺术佳作。《窃听风暴》与《无主之作》以具有历史原型的艺术家形象为主线。

基于试题“历史叙述”呈现的教学路径探析——以2023年1月浙江省历史选考试卷为例

2023年1月选考是浙江省在新课标和新教材背景下的首次选考,历史试卷在结构、题量、分值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以2023年1月浙江省历史选考试卷为例,对试题中“历史叙述”的呈现与考查特点进行归类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从三个视角探析如何提升学生的“历史叙述”水平和教学的有效性。

历史叙述中的转喻探究——以马克思对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话语转义为例

在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看来,从编年史到历史、从历史事件到历史故事的转化过程,离不开历史学家的话语转义。转喻作为基本的话语转义模式,不仅具有语言认知和文学修辞功能,更在历史叙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马克思对1848—1852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历史的话语转义来看,历史转喻可以将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事实,并将特定的事件序列放置于其中,最终编排成为特定的故事结构与类型。历史转喻不仅是一种历史叙述方式,更是一种历史解释形式,它不仅描述着历史实在,更能超越历史实在去塑造作为历史表现的史学文本整体,从而体现历史学家隐含的审美偏好和意识形态立场。厘清历史转喻在历史写作中的地位、功能与意义,不仅可以激活对传统史学文本的研究,更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史学客观性的理解。

海登·怀特与历史叙述的“事件转向”

语言论转向之后,叙述主义历史理论正迎来“事件转向”,强调历史叙述中生成、动变的不稳定性,以及对结构主义旗下文本理论之悖反。海登·怀特是其中值得关注的案例。怀特的事件思想可分为事件本体与事件性两条研究路径。前者通过区分事实与事件,将二者分别划归实在—陈述和文本—叙述领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泛文本主义与历史客观性论者的争论。后者强调“现代主义事件”对传统再现话语的颠覆与超越,并通过“喻象阐释”说明事件的“预表—实现”关系,将事件从文本问题还原为诠释学与生存论问题,从而赋予事件思想以现实和伦理关怀。但怀特并从语言结构本身考察叙述与叙述之关系,这也限制其事件论的深入发展。考察怀特的事件思想,有利于把握其理论转向的内在逻辑,也为时兴的事件理论开辟了新的研究视域。

当代性乡土书写:《中原》中的隐性历史叙述

阎连科脱离宏大叙事,始于《心经》,而继女性与宗教话语书写之后,阎连科的《中原》又复乡村书写,描述一个农村家庭复杂冷漠生硬的感情纠葛。父子、夫妻、母子关系的母题在他笔下浓缩到一个当代的普通农村家庭中,并发生异变,承载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关系与情感。但其中隐含的历史因素与历史叙述不可忽视。其是当下的故事,中原的故事,也是世界的故事。阎连科在《中原》中摆脱宏大历史叙事构建当下乡村情境,是对于自身写作困境或局限的反思与跨越,是一种新尝试,也是新的当下乡村叙述模式。

从历史人物刘先主到小说形象刘备——兼说历史叙述与文学描写的关系

刘备作为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世人对其评价呈现两极化。本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国志》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为研究重点,立足历史和文学的内在关系,考辨历史人物和小说人物形象的异同。

存在与表达——论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叙述

从文化存续与理解的角度说,地方性知识需要历史叙述,其价值诉求是维系当地人群的历史记忆;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叙述往往需要借助本土语言符号的运用,从而才能形成可以跨文化理解的文本书写,因而必须认识其认知特点;传承意义上的文本书写主要指文字(或图形)符号的编码过程,而且是地方性知识历史叙述的主要形式。

民国报纸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

民国报纸不仅是研究民国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尤其社会生活史和日常风俗史的必由之路,而且是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史的重要依据。民国报纸里的电影信息,包括电影新闻、电影论评和电影广告在内,为笔者反思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建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系。事实上,正是在以《申报》、《晨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和《广州民国日报》等为代表的民国大报里,充满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汗牛充栋的各种电影信息,潜隐着一段久经湮埋、未被阐发的中国电影史。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历史叙述问题——以几部批评史著作为例

本文以二十世纪几部重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为例 ,分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历史叙述这一为学者关注甚少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 ,从历史观、历史解释范式、话语特征三个方面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 。

清水江文书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上的意义

不同的文献系统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叙述,官修正史必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民间文献则体现了普通民众的行为逻辑。民间文书的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间下人的行为及其异同。利用清水江文书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放到一个更长时段、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中去解读。

走进“一带一路”：跨体系的文明交汇与历史叙述--汪晖教授访谈

汪晖教授基于历史、地理、政治维度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必然与中国智慧,同时也深刻地指出该倡议实施过程中将面临的潜在挑战;汪晖教授于全球性的时空结构变换与跨国间的新兴交往模式中,以"跨体系社会"和"跨社会体系"之概念,创造性地叙述了当今重塑我们生存方式与想象空间的全新世界秩序。汪晖教授同时也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理解文明与文化的新契机,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和新机遇,这也是这项伟大倡议的意义所在。

约瑟福斯的历史叙述

约瑟福斯作为第一位引起非犹太世界注意的犹太史家,他的历史叙述一直力图在犹太文化与异族文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实际上,无论是约瑟福斯在《犹太上古史》中所表现出的不明态度、在《犹太战争》中的双重标准,还是在《反阿皮翁》中自相矛盾式的论证,都是一种文化冲突在史学家心中的深层次反映。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是中国电影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无论有意的忽略还是无意的遮蔽,都不利于中国电影史学的健康发展。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资利用的文字资料和影片资料,在军事侵略和文化殖民的背景下重提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多侧面及特殊性,是任何一个电影史学工作者都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