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抑或思想史?——试论沃格林历史哲学的限度与中国“效应”

沃格林的历史哲学对各种文明表现出西方学者中罕见的宽容与深度,成为中国思想建构的一个有益镜鉴,然而这种哲学在思想性质、秩序观、历史观等方面的限度也不可不察。在思想性质方面,它在根本上乃是一种思想史的乃至社会科学的考察,即从过往思想中总结历史规律,并以某种本身貌似自明的模型来评判历史,而没有达到哲学对这种考察方式之效力应有的更深刻反思。在秩序观方面,沃格林忽视了他心目中的一些灵知主义“典型”在现代性的边缘之处通达宇宙秩序的可能性。在历史观方面,沃格林虽然反对人的解释受到历史的主导,主张“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却由于致思方式的局限,仅仅看到“历史中的哲学”,没有真正达到“哲学观照的历史”,尤其是忽略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谢林肯定哲学“究天人之际”的旨趣。鉴于这些限度,加之中国文明在根本上并未遵从西方以形式感主导的构成方式,我们在沃格林之后“接着说”时不应以沃格林的论述框架为“底本”,而只应将其作为我们重新发掘中国文明“道中庸”的不同方式时的外部参照物。

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再认识——以《历史哲学》为中心的探讨

黑格尔在吸收前人地理环境理论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在《历史哲学》中首次辩证地阐述了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一哲学命题。黑格尔的地理环境理论系统阐述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开始认识到人在环境面前的能动性,为后来人地关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一理论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地理环境理论发展史上的中间环节,既继承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又将其发展为辩证的地理环境理论。以前的学者夸大局限性或者只看到这些局限性,将其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画等号,使我们长时间内未能注意到黑格尔的贡献,从而未能对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做出客观而正确的评价。

孔子返本开新的历史哲学思想

孔子,是人类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古代杰出的历史哲学家。他的思想学说是以返本开新的历史哲学为认知基础并以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为指南。孔子的返本开新思想包括历史发展论、历史主体论、损益认知论和古今互动律。在以此四者为基本内涵的历史哲学中,“变中不变”的是历史本体、传统本质、根本的道,可以简称为“古”;“不变中变”的是历史的现象,传统的变数,指向现实的运动以及朝向未来的可能性,可以简称为“今”。古与今互动,既是传统向现实的新生,也是本体对现象的矫正,更是“变”对“不变”的弘大。它超越地域、时空和民族国家,为人类共生存在提供了永恒的世界意义,具有引导巨变时代文明生生向前的当代价值。

论老子的历史哲学

老子的历史哲学与其史官身份、历史意识和道论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周代的史官,老子对于三代以来的历史有贯通的认识。老子善于对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针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动荡不安,强烈批判“无道”而推崇“有道”。以“道”作为形而上的本原和依据,成为历史真正的“开端”和“根据”,亦是老子历史哲学的突出特点。老子对历史进行哲学化的思考,以精炼而深邃的“诗化”语言表现出来,为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开拓了宽广而深远的领域。“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反映出老子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基于“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哲学审视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成果。文章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不能仅从知性-理论逻辑来揭示,更需要从历史逻辑揭示其辩证的演进路径。即回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端的源头——古今中西之争,然后“还原”这一文明现代发展的历史内在逻辑,从而站在人类“世界历史”的高度评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这就是“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哲学审视,也是当前亟待推进的。其一,从历史逻辑的起点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逻辑起点并非文明内在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在“古今中西之争”双重辩证逻辑中展开的。即一方面要从民族历史走进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要走出“东方从属西方”的世界历史,这就是“第二个结合”发生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其二,从普遍性“世界历史”的辩证演进来看,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结合在一起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历史中巩固了其自身主体性,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三,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作为轴心文明时代世界三大文明形态之一的中华文明,在经历了辩证发展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之后,最终也将在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上展现典范性价值。

雅努斯的两面:《乌托邦》中的历史哲学

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发表了著名的《乌托邦》。这是一部推陈出新之作,它不仅承接了柏拉图的古典思想,更开启了新的历史意识。通过模糊事实与真实的区别,《乌托邦》统合了历史与哲学这两种不同学科,构建出一种不同于古典历史学的历史哲学,为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然而,正如新大陆的发现始终伴随着美洲文明的衰落一样,《乌托邦》所启发的新历史意识也始终停留在欧洲大陆的历史规划之中,乌托邦本身仍是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形而上学,“新的未来”始终也只是老欧洲的未来。

影像语言与史学编纂——克拉考尔历史哲学中的方法论互动

在«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一书中,德裔犹太学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通过借助摄影媒介以及影像语言的形象化思维,对历史编纂学所涉及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批判性阐释,从而构建起独特的历史哲学观.这种带有比较研究视野的史学理论,一方面建基于摄制工作与编史工作之间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源自摄影影像本体论与现代史学认识论之间的一致性.通过考察克拉考尔历史哲学中的方法论互动,或可尝试对史学家的基本原则、史学编纂的过程和历史世界的非均质化结构进行分析,进而敞开那个被遮蔽的现代史学.

如何定位王船山的历史哲学——读《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

王船山终生求“经邦之礼”,在历史哲学方面提出诸多新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王船山历史哲学游离于“民主主义”和“儒家仁政思想”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而程志华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基于翔实文献资料,围绕王船山的“历史观”和“资治论”、“合法性”与“正当性”、“政道”与“治道”等问题,经过透彻而严密的学理分析,系统诠释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并对其进行历史定位,指出王船山政治哲学并非民主主义,而仍是传统的“儒家仁政思想”。此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纠正以往学界对王船山历史哲学之误读、误解,廓清学界的迷雾,为儒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视域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历史叙事指出中华文明四个方面的文明内涵特质:文明的生成与价值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与立足点,文明的演进与变革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思想的演进,文明的现实结构与发展基础依赖于自然界与人的共价结合,文明的发展范式与未来指向则诉诸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样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内涵特质与优秀传统,凝结了中国共产党对文明演进规律、中华文明历史方位的文明哲思和深刻洞见。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视域中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助于厘清其创生源泉、运行机理、结构体系、互嵌关系、价值观念。

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当代续写

立足于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共同理想,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现实化、当代化、中国化的结果,是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它是建立在资本文明之上的崭新文明形态,它的提出使唯物史观在历史的尺度上得到了传递和继承,它的问世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当代延续和当代出场。将人类文明放在历史的宏大视野中,在交流中超越文明隔阂,在共存中超越文明冲突,以共在的方式化解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危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历史哲学的比较分析

斯宾格勒引发了历史学界的“哥白尼式”巨变,他将文化置于种族与国家之上,成为理解历史的核心。在他的体系里,世界历史被重新编排成几个同一时代、具有相等意义的文化体系。此举有效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哲学观念,扩展了对历史探究的视角,并为历史学的深入研究注入了新的启示,其意义不可谓不重大。而汤因比以经验论的方式对文明的发展的阶段做出了不一样的解释,对斯宾格勒思辨历史哲学的不足做了补充。他们在历史哲学的发展逻辑上形成了递进式的解构。Spengler’s Copernican style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replaced nation and state with culture as the main body of history, dividing past world history into several cultures that were equivalent in meaning and contemporaneous in time.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breaking the chronic problem of European centrism in classical historical philosoph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is highly inspiring for deepening historical research. However, Toynbee provided a different explanation of the stages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an experiential approach, supplementing Spengler’s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y have formed a progressive deconstru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争论澄清与形态发现——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历史之维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研究史上存在“有无”“结构”“关系”三个争论,涉及对历史哲学的合理形态、内容本质和理论关系的综合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否定“历史哲学”称谓却没有否定历史哲学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建基于人的实践之上的“历史总体”哲学,在思想内容上既有对“历史实在”的唯物主义思考,亦有对“历史认知”的辩证理解。不能把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等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观察人类社会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与方法,比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涵盖范围更加宽泛,并以实现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历史哲学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问题域与思想对话资源,但历史唯物主义在求解历史之谜的过程中又显然超出了问题本身,成为为历史服务和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的新哲学。

从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变看宏大历史叙事的变迁

宏大历史叙事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表达价值观和追求的一种历史编纂基本方式,也是现实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种反映。西方历史哲学从整体上理解历史,探究历史发展背后的规律,挖掘历史所蕴含的本义,其理论变化投射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变迁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试图梳理西方历史哲学从兴起、思辨、到分析、批判的转变过程,阐述宏大历史叙事书写范式从普遍历史和神性历史、到整体历史,乃至“碎片化”历史书写的过程,对从西方历史哲学转变视角看宏大历史叙事的变迁作一探究。

由概念而理论——牟宗三关于历史哲学的概念建构

牟宗三通过“新外王三书”建构起他的历史哲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通过三个层次、十八组共四十个重要概念的建构予以完成。首先,是关于“历史哲学”之可能的两组概念,目的在于解决“历史哲学”的成立问题。其次,是关于“国家”的三层十一组概念,目的在于解决中国文化生命发展的问题。再次,是关于“大同”的三层五组概念,目的在于解决“世界历史”之可能和人类历史归宿问题。与通常以“内容”为视角的研究不同,以“概念形式”为视角研究牟宗三历史哲学,不仅可以反映其历史哲学的内容,而且还可以反映概念建构在哲学学说建构中的作用。

历史哲学视野下的西方音乐历史书写之反思

针对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发展进程中的理论逻辑进行阐释性分析,可为我们思考西方音乐的历史书写带来研究契机。音乐学家基于实证性研究的历史书写,是对过去历史的不完全记录,并不意味着它无从客观地反映出历史存在;音乐学家在历史书写中融入自身的主体性批评,理应成为客观音乐史知识的组成部分;西方音乐的历史书写从未真正以叙事史的形式出现,在本质上更接近于结构史;音乐学家的历史书写始终受到通过历史证据而呈现出的历史事实的约束,学界对于评判书写准则的共识也会在无形中有着不可逾越的限制。

船山历史哲学之一斑——对王船山《搔首问》的解读

王船山一生著述丰厚,集中体现其治学宗旨的是其历史哲学著作:《黄书》《噩梦》《宋论》《读通鉴论》《搔首问》。在这些著作当中,前四部学界研究较多,《搔首问》则较少被关注。从“朝政”“吏治”“学术”“士大夫”四个方面对《搔首问》进行解读,可得出以下要点:其一,《搔首问》是王船山整个历史哲学的“一斑”,不能反映全貌,且理论系统性不强;其二,“一斑”内容之间只具有现实关联性,理论系统性、逻辑关联性不强;其三,所问为“人问”而非“天问”;其四,所论为“治道”而非“政道”;其五,所论“治道”非常详细、深刻。

关于黑格尔世界历史的发展——基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

历史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就用大篇幅的绪论作为引入其历史哲学的通道。绪论中阐释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诸多概念,并以理性的展开即“理性”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的过程来表述他的世界历史思想。其中世界历史发展与精神运动的辩证思想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历史哲学视域下的开放性时间观研究——兼论本雅明“异质性当下”的行动潜能

时间概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不同的时间观决定了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与历史前景的不同理解。传统时间观研究将历史看作是沿着“自然时间”单向前进的线性发展过程。这种理解将历史发展看作是一种机械决定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革命行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中,开放性时间观作为一条隐微线索可以为解决历史规律与历史行动之间张力问题提供新的理解视域。本雅明的“异质性当下”概念也为这种开放性时间观提供了行动潜能的理论支持。历史哲学视域下马克思开放性时间观的研究,对于准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握革命行动的契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超越思辨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历史哲学的新形态

国外学术界一般把历史哲学划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两大类,而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归结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一类。国内学术界要么否定马克思有一般的历史哲学,要么认同、沿用西方对历史哲学的这种二分法。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历史哲学,但它是在对思辨哲学的批判中产生的,与思辨的历史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具有辩证性质,是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既各有其优长,又各有其致命弱点。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应该扬弃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资本论》的历史哲学意蕴

马克思是历史哲学领域中的旗帜性人物。在对以“永恒论”为基调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批判性拒绝”中,马克思推出了以“发展论”为核心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遵循了哲学服务历史的基本取向,并沿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稳步推进了他的“历史之思”:一是依托于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深入物质生产领域探掘了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二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武器切近现代工商业实践格局,洞悉了资本主义的前景和命运。据此而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竭力探掘社会历史的根源并展开对资本主导下的经济运行规则和文化道德机制的实质性批判,确证了以生产方式为基础、以人类解放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历史哲学运思路向。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就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历史性批判,它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完成了关于人类“历史之谜”的哲学思考。这种历史哲学以“世界历史”为基本定向,以“人类社会”为立脚点,实现了对“当代的自我阐明”,开辟了历史哲学的新境界和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