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历史学家

陈勇1946年生,自幼在江南小城常州长大,先后师从吴于座先生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历史知识传播中的历史学家、普通读者与媒介

在当下的历史知识传播领域,作者、读者和媒介是三个组成要素。历史学家与历史类作家或内容创作者存在不同的分工,前者的职责在于提供专业的历史理解,后者要么将历史理解通俗化,要么利用历史来创作其他作品;普通读者相比于专业读者,更擅长发挥自己的常感,尤其是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回应;新闻媒体对单纯传播历史知识兴趣不大,而各种文类和各种媒介在传递信息方面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

学院之外:美国历史学家的职业挑战

2023年初,美国历史协会发布了《拓宽历史学术成果定义的指引》,重新扩展了对历史学术的定义,旨在消除“狭窄的专业评价”和历史学家做出的“多样性有价值的工作”之间的鸿沟,这造成“对个人和整个学科有害的不平等现象持续性存在”。历史学领域的情况在疫情期间遭遇到诸多方面的打击,历史学越来越变得像是一个吸引力减弱的领域。“工作”(Work)和“公众”(Public),这两个方面在定义从事历史学术活动的工作伦理中获得了更多关注,这些变化也将影响历史学的专业性特征和实际的研究活动。“把历史带进生活”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诚实地使用关于过去的记录不代表在公众中间没有观点。历史交流活动建立在最基本的对彼此工作的尊重之上,这些共享价值观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参与到公众讨论中坚实的伦理立场。

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章开沅教授访谈录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针对史学的现状及历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立足于史学品格与历史学家使命的高度,阐释了自己独到的历史观。他认为,史学只有保持独立的科学品格,才能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用;史学家只有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达致“通识”与“圆融”的境界,才能表达对人类历史乃至宇宙生命的终极诉求;中国史学只有在研究视域、研究手段、研究团队等方面全球化、国际化,才能走向世界。

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

史学是一种以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人文学,历史学家应当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将过去的人作为具有生命和情感的人看待,避免将史学变成纯粹的技术性研究。为了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过去的人及其生活,历史学家必须注重历史的“过去性”,不宜按照现在的要求或用现在的标准来讨论过去,而要以最大的智慧和心力来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努力将前人的言行置于具体“情境”来理解。同时,历史学家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身份,既不能成为历史中任何一方,也不必充当现在的代言人,而要保持中性的立场和独立的判断,慎重审查自己用以观照史实的各种资源,以减少形形色色的偏私对史学求真旨趣的妨害。最后,历史学家还要对自己的民族情感保持警惕,抑制民族和文化的偏见对治史的不利影响,并注重从国际的或全球的视野来探讨国别史问题。

历史学家也要有艺术家的创新精神

在我国历史上,不少史学大师同时也是当时最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他们在史学上的成就与贡献,往往和在文学艺术上有深厚的造诣是分不开的。可是在传统的史学理论中,反对“文人修史”的口号却一直广有影响。这个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造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科学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

历史学家不应该回避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自从历史学被划入科学的范畴之后,这个问题就尖锐起来,因为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允许虚构和幻想;而历史作为一门科学,“首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来不得半点虚伪。所以,他们在研究历史时总是尽量强调它与文学创作的不同,回避与文学的关系,因而历史与文学这一对本来是孪生的兄弟,现在的关系却变得愈来愈疏远了。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注意。

知识分子的信仰、大义与家国情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学家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抵制和克服法西斯纳粹造成的危机,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关键时刻历史学家们的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来捍卫历史进步,制止法西斯纳粹的倒行逆施。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最后被纳粹残酷杀害;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二战中成为一名皇家军队的工兵,其经历对理解战后欧洲新史学的兴起影响莫大;另一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二战中成了一名英国皇家空军少校,通过揭示德国的历史要素,为英美反法西斯提供了切实有用的建议。历史学家们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英雄行为,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揭示出一个真理: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一场世界性的伟大的人民战争。

历史学家的时代使命与学术职责——吕西安·费弗尔和他的“河山之恋”

记得10年前,我曾在《西方史学史》一书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西方历史学家所处的历史环境,研究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因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化,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要研究社会转型与历史转折时期的史学思潮,研究这种史学思潮的特点及其走向,研究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趋向……

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与辩护

20世纪80年代中期爆发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是二战后联邦德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论争之一。论争双方就纳粹德国历史、德军在二战东线战场的作用、德国历史研究的学术多元化、历史学的公共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论争双方分歧巨大、共识缺席。为了重建德国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诺尔特等历史学家从研究方法、历史叙事的逻辑性以及学术伦理等方面出发,对纳粹历史进行了修正式研究,并将纳粹罪行进行了相对化的处理。与此针锋相对,哈贝马斯及其盟友针对德国历史研究的新保守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认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建,不能以对纳粹罪行的修正式研究作为代价,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必须成为当代德国历史—政治思想结构性重组的关键环节。在即将迎来反法西斯战争以及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之际,回顾和梳理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对于反思二战历史、批判法西斯在远东-太平洋战场的罪行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为历史学辩护读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

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研究以时间中的人类为中心.他将历史学家比喻为童话中的一种妖怪,只要闻到哪里有人肉香,就在哪里出现.任何人阅读到这样的内容,恐怕都会哑然失笑,或许还会对布洛赫这个人产生兴趣.

张森楷与四川蚕桑公社——一位历史学家的实业教育探求

历史学家张森楷热心教育，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对教育改革不懈思索，成效显著，尤其是他创办并长期主持的四川蚕桑公社在重庆新教育改革中占居重要地位，对四川全省的职业教育产生了推动作用。

我国历史学家的思维结构与发展趋向

历史学家的思维结构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这种思维结构的形成有着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文章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考察了我国当代历史学家的思维结构,认为大体可以分为传统型、理论型和开放型三种类型,它们各自代表了年龄结构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的各个学术流派。这些不同类型的思维结构各有所长,同时也都有各自的弱点,它们将会在较长时期内相互矛盾与相互补充。如果各种学派能够在平等的环境下进行学术讨论和竞争,那时历史科学研究的又一个春天就会到来。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口述历史——童年与求学

2011年9月,笔者接受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约稿,登门拜访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完成人物稿《李学勤的人生路标》,后在贵刊《邯郸学院学报》发表文章《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成长及治学之路——童年、青少年读书经历》,更完整地呈现了本次采访的全部内容。为给李先生撰写传记,自2012年9月份开始,笔者又先后采访李先生十余次,整理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历史。其中再次涉及到入职历史所之前的成长与经历,且有不少新的内容,在此整理成稿,以飨读者。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访谈录——早期特殊的读书治学经历(少年—1954)

作为当今负有盛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文献学家,李学勤先生早期的治学经历却十分独特。从小酷爱读书,对符号有特殊的兴趣;他希望学习数理逻辑,考进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考进去之后,由于自学甲骨文颇有成绩,被借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再由于认识史学大师侯外庐先生的原因,又从考古所调到了历史二所做侯先生的助手,跟随侯外庐先生做思想史研究(直到“文革”后,李先生才完全回到先秦这一段从事研究工作,另文撰述)。

著名历史学家熊铁基先生访谈录

熊铁基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他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50多年,成果卓著。其成就主要集中在秦汉史,上溯先秦,下迄唐宋,内容涉及秦汉制度史、秦汉思想文化史、汉唐文化史、道家道教文化研究等。2007年11月23日,笔者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赵国华教授的陪同下,就熊先生的治学经历、治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专访,同时,还邀请赵国华教授和刘固盛教授撰写了研究熊先生学术思想的专题论文与本文一同发表,以飨学界同仁。

要寻真知启后人——记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

在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看来．治学与育人不仅是功在千秋的伟业，也是极富智趣的人生乐事白青年时代在金陵大学历史系“磨笔炼剑”以来，经数十年寒暑，章开沅先生用炼就的史家直笔．写下了数部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煌煌巨著与百余篇专题论文，从而被誉为“将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国际”和“让国际教会大学史走向中国”的著名学者．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不仅如此，章开沅先生也是卓有建树的教育家．在培育史学研究人才与对青年学子进行人文教育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章开沅先生耕耘于治学与育人之间．乐而忘返，孜孜不倦。

谈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

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的博与专的协调关系,它最根本的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探寻历史学家的最佳知识结构,实际上就是寻求最好的驾驭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从历史学家的总体来说,虽然可以有一种最佳知识结构的模式,可以作为培养历史学家的目标或衡量的尺度,但是由于每一个历史学家之间天赋、所受教育、家庭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其最佳的知识结构也有差异。每一个历史学家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充实和调节自己的知识结构。

俄罗斯的“新历史学家事件”:缘起、社会反响及实质

近年来俄罗斯与历史问题相关的事件频繁发生,2010年6月俄罗斯又出现了国家机构干预历史研究、把历史研究政治化的所谓的"新历史学家事件"或"教授事件"。该事件是2010年俄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引起了俄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究该事件的本质,在于当前俄罗斯执政当局中有很多人主张进一步非斯大林化,许多俄罗斯人还保留有苏联时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它也是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争论在当今俄罗斯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