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线历史”的书写可能——从清季历史教科书谈起

清季历史教科书在叙述中国历史特别是清代本朝史时,大体遵循线性历史叙事下的普遍主义历史观,以适应民族国家时代到来的新挑战,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导致书写实践中存在矛盾纠结和进退失据之处。只有从经典的以欧式民族国家话语为准绳的线性历史观中走出来,方能写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史著。这恰恰表明中国历史书写具有另一种可能——走“复线历史”之路,建构起中国式的从天下、王朝国家走向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线索和路径。

镜像·想象·真相: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基于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占比、关键词汇出现的频率统计及对教科书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出如下特征:神秘的国度,辉煌灿烂的古代中国;衰败的帝国,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红色的中国,红色朝圣地与个人崇拜的革命年代;觉醒的巨龙,高速发展与“威胁”西方并存的当代中国。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在镜像中国里,英国人看见的是自己。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是中国的现实与真相,不如说是英国的想象与期望。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中外综合国力长期博弈的历史产物。中国需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意识,积极向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

柬埔寨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涉华叙事与中国形象建构

历史教科书是传承知识与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不仅在传递与构建国民历史记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能体现一国对他国的整体性、官方性认知。对柬埔寨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涉华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可发现柬埔寨构建出在古代历史悠久、经贸发达、文明先进的大国,在近代备受侵略、战争不断、不屈抗争的弱国,在现代日益崛起、迅猛发展、问题仍多的新兴国家。柬埔寨中学历史教科书建构的中国形象,不仅受到柬埔寨客观教育条件的影响,而且暗含着柬埔寨官方对中国的认知与战略考量,折射出其国家价值观和政策立场。探究柬埔寨中学历史教科书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及建构逻辑,有助于了解柬方对中国的认知程度及态度立场,为促进中柬两国合作提供现实依据,还能为中国在柬埔寨树立及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提供有益参考和新思路。

抗战时期华北伪政权的奴化教育--以《修正高小历史教科书》为考察中心

1938年,由日本扶持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为在华北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于教育总署下设编审会,开展教科书编修工作,《修正高小历史教科书》即是在此背景下炮制出炉的。该书在南京国民政府教科书的基础上删改炮制而成,内容上既有其他历史教材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的共性缺陷,也为了迎合奴化教育的目标要求,歪曲或增添了一些反映奴化教育指导方针、美化日本及鼓吹中日亲善的时代特色。同时,该书反映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与“征服自然”论调大行其道的深刻时代烙印。总体而言,该书虽然是一部编排较为合理、体例尚属完备的入门历史教材,但受当时政治意志所限,终究沦为一个“戴着奴化教育镣铐跳舞的畸形产物”。

新修统编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研学活动”的设计功能与有效运用

新修统编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研学活动”,主要体现在“课前导语”“辅助栏目”和“课后活动”三类栏目中,旨在引导学生构建历史发展的整体认知框架,全面促进学生历史课程核心素养的进阶发展,推动正确价值观的渗透与教育。研究认为,教师在开展教学时要用好“研学活动”,基于课标要求开展“研学活动”,通过“研学活动”实现“教—学—评”一体化,将“学史方法”融入“研学活动”。

日本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战争观探析——以山川版《详说日本史B》(改订版)为例

二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不断,围绕“改善”和“改恶”交织发展,总体呈现右倾化。通过对日本现行市场占有率最高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山川版《详说日本史B》(改订版)中有关中日间战争的叙述进行文本分析,剖析该教科书中战争观的特征及形成逻辑,深入了解当前日本官方对战争问题的基本态度,以及日本青少年阶层接受战争观教育的现状。历史教科书内容的呈现反映了日本现实政治利益与文化传统的复杂纠葛,是各方力量多维博弈的结果,集中体现了日本现实的国家意志与利益。辨析和反思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战争观的本质,加强对青少年阶层正确战争观的引导,对中日两国关系、走和平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民国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疆域叙述探究

疆域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书写的重要知识点,也是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形成息息相关的概念。近代以来的疆域观念主要通过历史教科书的传播而被普及与认知。疆域的变迁与民族感情的联系也是通过历史教科书的叙述而被感知。清末民国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历朝疆域进行了叙述,从疆域得失中力求构建中国民族精神,这种叙述方式对后世教科书的书写产生重要影响。当然,近代疆域的书写与国土观念的建构也是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21世纪以来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文本表述变化研究——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为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科技成就。21世纪以来,高中历史教科书呈现出多样性和时代性的特点。高中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本表述的变化不仅会改变历史教学活动,使学生的价值观念和对待传统科技的态度受到一定影响,对学生领悟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及家国情怀的培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高中历史教学中文化自信理念的融入——以统编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必修)为例

在当今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文化自信的培养显得尤为关键。文章聚焦统编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必修),探讨教科书中文化自信内容的呈现方式及其对学生文化自信培养的作用,通过详细分析教科书中的相关章节、展示手法以及具体案例的运用,研究揭示了教材内容如何影响学生的文化自信心。结果显示,教科书中精心挑选的内容和恰当的呈现方式,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本国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这一发现强调了教育者在设计教学内容和评价机制时,需要有意识地融入培养学生文化自信的元素。

澳大利亚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古代史史料选用的分析

进入21世纪后,全球性的综合国力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基础教育改革也进入一个高潮期。澳大利亚基础教育在借鉴英国教育模式、融合美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澳大利亚本国特有的教育模式。当前,澳大利亚历史教育深受英国“新历史科运动”理念的影响,以培养学生历史技能(Historical Skills)为核心,发展学生运用历史技能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能力,这充分体现在澳大利亚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

中国台湾历史教科书中“台湾意识”话语流变及其影响

70多年来,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几经调整,以乡土史面貌出现的“中国台湾史”最终取代了“中国史”的原有地位,“中国台湾”从一个单纯的中国地名演变为一个与“中国”并立甚至对立的主体性代名词,“台湾意识”由乡土情感异化为政治认同。中国台湾历史教科书中“台湾意识”的话语流变,只是中国台湾当局重塑民众身份认同这一复杂系统工程的其中一环,其严重扭曲两岸共有的历史文化记忆、促成中国台湾各派政治势力“去中国化”历史叙事主流化、刻意重构了中国台湾的历史悲情。但无论中国台湾当局如何“去中国化”,中国台湾教科书调整、社会变迁始终内在于“中国”的历史语境中。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

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华民族发展史”教育教学的三维解读

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概要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发展史”,呈现出其主线索、阶段性特点与核心内容,突出了大一统、民族融合的历史主流。“中华民族发展史”属于集体历史记忆,蕴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流话语,为其教育性教学的展开提供了意义空间。研究认为,“中华民族发展史”教育性教学的实施,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引领,进行整体学习设计,开展任务导向的探究活动,将教学过程转化为学生解决问题的活动过程,从而真正实现知识与价值的生命内化。

外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进展与革新方向

欲讲好中国故事,必先了解域外中国形象的演变与现状。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域外各国,这种日新月异的中国面貌及其历史根基是否如实且迅捷地反映在当地领导层、精英分子与普罗大众的“中国观”里呢?对此,研究域外各国有关中国的历史教育,将为我们提供近距离观察的一条重要路径。在现代社会,历史教育承担着每一个政治支配系统自我维护和彰显的功能。

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构建

近年来,国家形象成为国内外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博尔丁(K.E.Boulding)认为,国家形象是其本身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总体认知。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就十分重视国家形象的定位,关注外国政府是如何描绘和塑造中国形象、出于何种目的和立场来书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内容是否完整与准确等。这是中国形象认识的体现,尤其是历史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更代表了他国通过教育对中国认知的不断传递。

缅甸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作为官方教材,历史教科书既是连接文化知识与师生的重要媒介,也是塑造国民文化价值观的专用载体。缅甸历史教科书中建构的中国形象,无疑是一面镜子,既能折射出历史与当今缅甸的历史观念和立场,也可以考察不同时期缅甸的对外关系与中缅关系。通过对10年制最后版和12年制最新版缅甸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重要涉华叙事的整理与分析,发现缅甸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按国家行为体分为拥有悠久的历史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整体中国形象,胞波兄弟双向互动的中国对缅形象,以及冲突与交流并存的古代中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塑造的形象。缅甸历史教科书中的重大涉华叙事清晰地反映了缅甸官方及民众对我国的关注点和叙事倾向。全面地审视他者眼中“中国”形象的差异,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缅甸的对华认知程度,为开展中缅双边、多边对话,处理中缅之间的焦点热点问题,提升中缅关系等提供佐证和依据;可为中国构建、维护在缅甸的积极正面中国国家形象及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现实参考,在开展中缅之间人文交流过程中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论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叙事

本文选择1991年至今出版的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对其中的鸦片战争叙事进行研究。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将中英“文化冲突”作为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淡化了鸦片战争英国侵略中国的这一事实。“文化冲突”不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即使没有清朝的禁烟,英国也会发动战争。英国社会存在着对鸦片战争不同的声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经过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想象、过滤和重构,中国逐渐被塑造成一个封闭、落后、停滞、傲慢无知的鸦片帝国形象。

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中民族主义的话语表达

抗战时期,众多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成为时代历史教育的引领者;他们叙述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揭露日本侵略罪状,注重国耻叙事,颂扬民族英雄,突出抗日主旋律,发出民族自强的呼声。这些话语表达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力量,既突出了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教育功能。抗战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与以往有所不同,它承载了更多的民族和国家意志,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话语表达。

民族认同视阈下的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以“明清易代史事”书写为中心

民国是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是建构和传播民族认同观念的重要渠道。南京国民政府的历史教科书编写主要从明朝的衰落、清朝的勃兴、清初内政、清初扩疆等方面阐释明清易代的史事,它具有构建民族认同的特定需求。除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外,这种特定需求还反映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论和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共生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并不相悖,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不成熟的反映。

统编历史教科书的认同意蕴及其逻辑建构

历史教科书在承载国家和民族历史记忆、凝聚国家和民族精神力量、形成国家和民族价值认同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统编历史教科书中的认同教育包含国家认同、世界认同、个人认同三个层面的价值意蕴。具体教学实践中,应该基于教材文本进行资源整合,从世界认同、国家认同、个人认同三个层面进行逻辑建构,设计认同教育的可行教学方案,有效开展认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