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军敢死队》中历史真实与电影叙事的交织

电影《盟军敢死队》作为二战题材的力作,导演盖·里奇以其标志性的黑色幽默与非线性叙事手法,构建了紧张刺激又富含深度的观影体验。影片通过精准的史实改编、虚构元素的融合、反英雄角色的塑造,以及对战争规则的颠覆性展示,成功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创新叙事,既提供了视觉盛宴,又激发了对历史的深思。《盟军敢死队》通过历史与虚构的巧妙结合,不仅娱乐观众,更加深了观众对二战历史,尤其是英军秘密行动部队的认识,引起了公众对历史的关注与批判性思考。

关于史实真相与历史真实问题的辨析——以镇江之战的海龄殉难事件为例

在鸦片战争时期的镇江之战中,守将海龄殉难事件一时竟成聚讼之谜。在史实真相查实后,朝廷对海龄的嘉赏赐典,却遭到士民抵制。镇江民众抵拒的关键问题并不在其死亡之细故末节上,而依然聚焦于“尽忠殉国”大节方面。海龄悲剧性地自杀或自焚的史实真相,并不能成就其“尽节尽忠”的人生定评。时人在日常生活中琐碎片段的场景记录,已经立体地呈现了他原本鲜活而真实的形象。镇江失陷及其失陷后的惨剧与海龄“误国殃民,莫此为甚”的行为有着密切关联。海龄殉难的史实真相无法遮蔽历史的真实。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重读杨尘因日记

著名作家杨尘因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对他的研究却未能得到相应的重视。近年发现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杨尘因1919年日记手稿,记录了他创作的作品多达十余部,其中就有《民潮七日记》———长期被列为五四爱国运动重要史料———这部杨尘因亲历现场撰写的日记体纪实性文学作品,至今尚未有人对其进行文学维度的研究。文章在细读其1919年日记的同时,从创作过程、叙述视角、写作态度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此书进行文学解读,以期探讨杨尘因写作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历史本体论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注的是"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史实与史料的关系,即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历史记忆分为自然事件历史记忆和社会事件历史记忆两类。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是有局限性的、不完整的。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是冲突性的历史记忆。在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中,应该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仅仅存在一种历史记忆,意味着它可能是强权的结果,或非历史真相。

“红色经典”:艺术真实是怎样转变成历史真实的

重新评判"红色经典"的功过是非,关键并不在于它本身是否符合历史真实,而是要研究它怎样被转化成了历史真实;只有解决了这一重大而务实的理论问题,才能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因素,客观而公正地去看待"红色经典"的艺术价值。因此,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非意气用事的妄加指责,才是正确对待"红色经典"现象的批判理性精神。

历史真实:可能性及其限度

关于生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也是文学创作中的基本实践问题。所谓生活 (历史 )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便是这一老而又老问题的更为直捷和简明的现代表达。近年来 ,随着一些创作现象的出现 ,特别是一些历史小说、历史题材的影视剧的出现 ,人们对此更是议论纷纷。本刊特此登载一组文章 ,合成一个专题 ,从不同视角展开对此问题的研究 ,欢迎大家就此展开讨论。

影像中国的力量与探寻“历史真实”的人文良知——论《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在被遗忘和遮蔽的题材中以悲悯的情怀和艺术的力量探寻历史记忆和人文良知。它不是消费民族的"痛史"与创伤,而是在历史的全景复现中,通过叙事视角的回眸即个体与历史的对话,以及对宗教文化、政治权力、家族伦理等文化力量的反思,传达着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启蒙价值观。因此,影片的价值已经不能仅仅用票房来衡量。影片的跨媒介传播和引发的知识界的关注与议论,影片所倡导的对个体生存权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对民族灾难和"国民性"的反思,对历史真实探寻的历史观等,已经打造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公共文化空间"。影片对当前中国的电影文化建设、人文反思意向和文化产业生态等无疑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清水江文书的历史真实性考证

清水江文书是继敦煌文书、徽文书之后,又一古代契约文书的重大发现。其总量估计可达50万份之多,而目前已经入库收藏仅10余万份。清水江文书已经引起学术界极大重视,但质疑清水江文书真实性的声音也不断出现。本文就此对清水江文书历史真实性进行深入考证。

当前抗战题材影视剧的历史真实问题

近年来,抗战题材影视剧在荧屏(银幕)一直很活跃,但为数不少的抗战影视剧为吸引观众,显得过度娱乐化,世俗化,甚至庸俗化,不仅表现出缺乏正确的历史观,而且对于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亦缺乏科学把握,给观众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通过对近年来抗战题材影视剧历史真实的盘点,以及对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关系的分析,对当前抗战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偏差进行了剖析和反思。

《死水微澜》的历史“反叙述”——对作品“历史真实”的思考

《死水微澜》虽然貌似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其中却含有深刻而非同寻常的"历史真实"。即作者通过历史"反叙述",从三方面构建了"使宗主国与臣属国两个对立物发生颠倒错位的当下语境":其一,天回镇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与宏观历史的反差,实际上是关于中国"历史记忆"的"远点"与"近点"的"差异",而殖民者的"话语"霸权无不充斥其中。其二,假"历史记忆"而塑造大批麻木、颓丧的"国民"群像,却意在坚定民族自信和夺回"话语权",以东方姿态对西方世界进行精神挑战。其三,具有强烈的物欲和情欲的"女人"邓幺姑,以与同时代众多女人的迥异而担当起了"历史的转捩点"。但她身上的欲望和信念,不仅具有个体生命存在的特定历史意义,也成为整个人类生命历史和人类文化体系的象征。

后严肃主义时期的“历史真实” 《二十四城记》在话语与多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实践

本文试分析《二十四城记》的电影创作手法,该影片试图以艺术审美的形式探寻历史的"真实性",在真实与想象之间以多种艺术形式穿行,这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导演在审美与认识方面的一种新实践,也为中国电影创作提供了比较新颖的视角。诗性、戏剧性、当代行为艺术、流行音乐、纪录片手段等多种艺术手段的融合使得电影饱满而深入,产生了与单纯纪录片、故事片不同的效果,部分地消解了启蒙运动以来严肃性,进入后严肃时期。

论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度”的把握——以《水浒传》中与苏轼有关的描写为例

在《水浒传》中,与苏轼有关的描写只有三处——高俅的发迹史,玉兰陪酒唱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朝四绝苏、黄、米、蔡的所指。但三处描写中两处存有诸多错误,一处则有争议。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分析,三处描写漏洞明显,经不起推敲。然而从文学虚构的角度来看,三处描写却是成功的,至少与作者的美学观念和表达的主题以及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致。由此观之,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真实与虚构之间"度"的把握,值得认真探讨。

历史事实 历史真实——从客观实证论到主观建构论

对客观实证论与主观建构论视域下的历史事实、客观实证论与主观建构论的理论缺陷,以及历史的真实性是否存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述。认为客观实证论与主观建构论的观点尽管各有其合理性,但是又各有缺陷;客观实证论者认为历史事实是等待着史学家去发现的客观的独立存在,历史事实等同于历史真实,这种观点排除了历史事实中的各种主观因素对历史真实性的影响;主观建构论者认为历史事实含有主观性与相对性,这一观点容易导致对历史知识的全盘怀疑主义;史学家的"自治"和"技艺"、共同的学术规范和学科训练以及相对客观的历史事件和史料的制约等,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护和保证了历史的相对真实性。

论历史文学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不同点:(1)从内容构成关系看,历史真实要求本质的真实,艺术真实以有限反映无限;(2)从与外部现实关系看,历史真实不能和历史现象相抵牾,艺术真实却可以脱开历史真实的羁绊,享有极大的自主性;(3)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典型化方式运用不同,历史真实运用抽象思维方式,艺术真实采取神形兼备的形象思维方式。(二)艺术真实的超历史性:(1)叙述上可以打破时空顺序的严格排列,按照思想和艺术的实际需要,对史实进行自行的剪辑和组合;(2)内容上可以将史实整体大块移入,也可以取其一点强化之,不必面面俱到,顾及全貌;(3)手法上可以严循史实,也可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甚至可以以假当真;(4)评价上可以与历史的结论同步,也可以持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但是,历史文学的超历史性不等于随意性,应有一定的“限度”、条件和规律,同时还应该和深层寓意的价值目标联系起来。(三)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性:(1)从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上看,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其统一的可行性;(2)从思维方式看,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也是可以成立的,(3)从思维活动的脑生理机制看,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向舟并鹜,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自然也是互为沟通的。

民间口头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关于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中几个“史事”问题的探讨

神话史诗在人类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中通常与相应的"历史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文章以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证据法为理论观照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一些"史事",由此说明神话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并以此论证和探讨《亚鲁王》在口述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和作品实际不容遮蔽——对古远清《“看张”》一文的回应

在张爱玲评价问题上,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和作品实际,不容遮蔽;张爱玲依附敌伪、"附蒋"、紧贴共产党政治、"附美"的政治性,不容遮蔽;居安思危,我们必须持久地以爱国思想教育人民。

莎士比亚戏剧与历史真实——兼及当前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有关争议

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崇尚自然、尊重历史为创作原则，注重历史真实首先是一个思想、艺术观念的问题；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用当时时代所能达到的先进思想去观照历史，既不失历史的真实面貌，又使历史剧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莎士比亚的悲剧凡涉及历史素材的，不管其范围大小和数量多少，都不违反历史真实。

再论史剧中的“历史真实”——兼及一种超越历史实证主义的史剧观

文章比较了历史剧与现实剧的不同评价标准,认为与"历史真实"相对应的逻辑概念并不存在于现实剧的评价体系之中。史剧的这种特殊标准暗含了对"史"的过分强调以及对"戏"的严苛制约。从研究对象、研究主体和研究本质三方面来看,历史真实是通过文献手段不断去蔽澄明、让历史实在渐次出场和敞开的过程,是一个永远开放而非已然封闭的系统,动态性、开放性和不断更新是其本质。承认历史真实的复杂性和否定历史真相、阻止人们去追求历史真相的历史虚无主义具有本质区别。史剧艺术追求的是历史内在可能性,它通过对历史情境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得以实现。对历史内在可能性的追求,是史剧创作中"艺术真实"的题中应有之义。优秀的史剧作品必然内含历史内在可能性,而深刻的历史研究也会具有一定的诗学原则。

个人叙事与历史真实——以“沈崇事件”的叙事争议为中心

个人叙事是构建历史真实的重要素材之一。历史学者谢泳发表的关于"沈崇事件"的演讲引发了诸多以个人叙事的形式出现的批驳之声,为研究个人叙事与历史真实性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案例。本文从叙事表演的角度,通过分析被述事件的叙事情境、叙事者的身份构建以及叙事手段的使用等要素,重点审视有关批驳谢泳演讲的个人叙事。本文认为,个人叙事对于事件的重构是否有效,并不取决于叙事者身份及其依靠的主流价值,而是有赖于讲述的准确性、逻辑性与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