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的空间叙事及其历史记忆--以《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为例

科幻小说原本是基于科学元素和想象力建构另一种空间和生活状态的小说文类,然而当代美籍华人作家刘宇昆的科幻小说却在其异质时空的叙事中折射出不同的人类群体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上的价值观及其话语诉求。在其科幻小说《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中,刘宇昆利用他所建构的科幻与现实时空交错的再现空间,将日军731部队的暴行通过创伤记忆书写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该作品具有了承载历史记忆和基于人性的记忆伦理启示作用。此外,刘宇昆小说跨越时空的虚构性叙事与美国华裔纪实文学作家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这部作品里的纪实性叙事遥相呼应,由此构成了科幻叙事空间与纪实性叙事空间的互文性,从而赋予两者共同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对话性。刘宇昆科幻小说的空间叙事将历史的现实回响与记忆书写以及伦理反思融为一体,构建起科幻空间与现实空间互文的空间诗学,进而体现出美籍华人作家的中华文化底蕴、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主人翁精神。

历史记忆、仪式实践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滇西地区邓子龙信仰研究

历史记忆与仪式实践是联结区域社会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明朝中后期,中缅边境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参与了抵抗缅甸入侵的战争,而奉命出征的邓子龙及其“平定边乱,保卫边民”的靖边史也成为滇西各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当地傣族、布朗族和汉族分别将邓子龙传说嫁接到各自的文化图式中,集体围绕邓子龙信仰举行“拜大关”“祭神刀”等仪式活动。从历时性的视角看,明代以来形成的邓子龙信仰为滇西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纽带;从共时性的视角看,滇西地区各族人民通过邓子龙信仰以及共建文化景观、共祀靖边英雄、共享庙会节庆,促进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了边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朱利安·巴恩斯小说中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

朱利安·巴恩斯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2011年荣获布克奖,历史记忆是其小说的重要主题。巴恩斯通过多样的艺术形式深刻展现了历史记忆对型塑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在其小说中,个体的记忆困惑与遗忘导致了身份认同危机,而记忆重拾则参与了身份认同的建构,此外国家也运用历史记忆型塑国民的国家认同,而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则同样借用历史记忆维护其成员的认同感,巩固其政治地位。

“对话式遗忘”下的历史记忆书写——评巴赫曼的小说《在杀人犯与疯子之中》

针对奥地利战后社会虚假的和谐共存和对纳粹历史的有意遗忘,巴赫曼的小说《在杀人犯与疯子之中》以旁观者的清醒叙述触及了战后奥地利社会的禁忌话题,呈现出“混淆状态”下施害者和受害者“同桌共饮”的讽喻场景。作家借此对战后“对话式遗忘”的回忆文化和大联盟政治的本质进行了反思,对日常法西斯主义的延续及其危害进行了警示。小说为审视奥地利的二战历史记忆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走出历史记忆的伦理困境

“历史是有道德的,有些事遗忘就是不道德。”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严海建的这句话让笔者沉思良久。不久前,严老师在一次题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的人文讲座中,特别强调了历史记忆的伦理价值,给我的启发良多:历史记忆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是提升其人文素养的有效载体。秦制的悲剧。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一统天下,帝国体制形成。在讲述秦制形成时,有些教师只重视帝国宏大的历史,如皇帝制、郡县制、建长城等,让学生感受帝国辉煌。帝国的另一面却被有意忽略,如严刑峻法、焚书坑儒、劳民伤财等。如果看到历史的细节,便知秦帝国依靠暴力反受其害。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共同历史记忆

中华各民族在自我繁衍生息和共创中华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共同而持久的历史记忆。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受到严重影响时,共同历史记忆就会被激活,并转化成维护共同体根本利益的磅礴之力和具体行动。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践基础形成的长期“统合”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记忆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资源。以“统合”记忆为核心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之一和重要组成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凝结和巩固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根溯源的重要依据、团结奋斗的实践动能和未来发展的力量源泉。

国家重构中的身份忧虑:以当代格鲁吉亚历史记忆为线索

在当代国际格局中,后苏联空间国家在曲折的转型过程中以独有的方式向外界展现特别属性。对于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而言,新旧发展路径的交替很难以纯粹“休克疗法”进行划分,在实践层面,政治进程的革新也同样与历史遗产相关联。现实是正在书写的历史,也与多种形式的历史遗产存在多样的接续联系,因而受历史记忆影响的认知对国家发展转型发挥着重要作用。近30年来,后苏联空间国家的重构进程也都存在历史记忆的痕迹,具体逻辑在于:对历史记忆的判断和筛选能够服务于国家重构的目标和回应社会期待。作为国家重构重要体现的政治进程演进,有诸多完善空间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问题以及相伴的忧虑认知在当前阶段客观存在。在独立发展时代回应国家的真实发展需求,实现真正意义上更大程度的自立自主,实则是后苏联空间国家群体在当前阶段进行国家重构时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重要议题。

增强新时代青年政治认同的历史记忆路径

中国青年政治认同是指青年对中国政治体系的认同感,主要表现为青年对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情感体验和行为表现,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可塑性和不稳定性等鲜明特征。新时代新征程,历史记忆在国家情感凝聚、社会文化传承、个人价值导向等方面对增强青年政治认同具有重要功能。因此,应通过强化宏观历史叙事力度,深度唤醒青年历史记忆;促进微观历史体验深入,加强青年历史认知内化;全面加强历史教育引导,巩固青年政治认同基础等路径,探讨新时代增强青年政治认同的历史记忆路径。

CCF“中国计算机历史记忆”认定申报征集通知

中国计算机事业自1956年创建以来,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发展历程。国产的计算机装备、基础软件和应用系统为国家重大项目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些散落于全国各地的计算机历史物件见证了我国计算机事业的蓬勃发展。为了推动这些珍贵历史物件的保护,CCF于2017年启动了“中国计算机历史记忆”认定计划(简称“CCF历史记忆认定”)。这项计划通过认证的方式,识别和挖掘国内的珍贵计算机物件,鼓励社会各界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留下宝贵的历史记忆。

遗忘与发掘:历史记忆与西班牙政治发展

历史记忆关乎一个国家的集体认同,但对于暴力历史的记忆则可能激发人们之间的仇恨,对集体认同构成威胁。西班牙在民主转型初期,通过“遗忘公约”为民主转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在政党竞争、央地关系和民间社会的共同推动下,这种缺乏正义的历史记忆策略在民主巩固之后转向“发掘”,2007年通过的《历史记忆法》使历史记忆工作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如何把握好历史记忆与正义之间的平衡,仍考验着西班牙人的政治智慧。

历史记忆与“神话”制造:1899年沈鹏上书事件再研究

1899年沈鹏上书事件震动朝野。学界以往多结合时局,从新旧、满汉、忠奸关系等角度加以考察,予以肯定和认同。详细梳理沈鹏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史,会发现其人虽有家国情怀与匡救时弊之志,但上书更多是在家事刺激下精神疾患加重,无法自控,产生的希图泄愤求名的极端行为。上书事件发生后,各大势力出于不同的现实需要,掩盖上书的真实动机,将其包装为反抗暴政的“神话”。沈鹏案表明,政治人物的个性特质、家庭氛围、情感关系网络会对政治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引入情感视角有助于实现“总体史”的史学研究目标。

青年成长、乡土伦理与历史记忆——杜阳林小说论

杜阳林带着强烈的地方经验和个人记忆进入文学创作,执着于对四川地域文化的书写。青年成长、乡土伦理与历史记忆是理解其小说的三个重要维度。作家在历史变革的缝隙中以绵密的生活细节展现苦难中的青年成长,深描传统乡土伦理中纷繁复杂的人情、人性以及历史记忆中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通过个人经验和历史记忆的重构,杜阳林在小说中打捞起那些被历史遮蔽或为人们所忽略的东西,彰显了作家为现代人构建精神家园的自觉,为当代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考。

草原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记忆与当代价值——以宋辽夏金元时期为中心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草原丝绸之路在宋辽夏金元时期达到繁荣阶段,沿线的北方民族与中原和周邻民族通过聚合、和亲、互市、互嵌式居住等方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契丹等民族的西迁与西域诸国和中亚、西亚及欧洲国家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世界民族的和平合作、互学互鉴,推动人类文明的大发展和大进步。草原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记忆,对推动当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新疆关帝信仰多维建构的历史记忆、文化表征与社会认同

随着清朝重新统一新疆的历史进程,内地移民涌入新疆,关帝信仰随之广泛传播,天山南北关帝庙宇林立。这些庙宇不仅展现了清代新疆治理的智慧,更促进了多元社群的交往与交融,凝聚了情感共识与文化认同,成为新疆地区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基于对清代新疆地方志文献的深入挖掘,本文从历时性、空间性、社会性三个维度对关帝信仰进行研究。历时性建构揭示关帝信仰在新疆的源起、发展及演变,展现其深厚的历史底蕴;空间性建构分析关帝庙宇的分布情况与文化表征,凸显其地域特色与空间布局;在社会性建构方面,关帝信仰作为情感纽带与社会认同的基石,在新疆社会治理中规范了礼法德位,和谐了社会秩序,凝聚了价值认同。关帝信仰将民间祈愿与官方追求融为一体,构建了一套联通历史记忆、彰显文化表征、贯穿情感认同的融通机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深刻的文化启示。

另一种“老灵魂”:新世纪东北城市书写中的怀旧空间与历史记忆

新世纪以来,迟子建、金仁顺、双雪涛、班宇、郑执、杨知寒等作家在东北城市书写中不断注入鲜活可感的元素,那些“老灵魂”——历史建筑、前尘往事、怀旧空间、老物件儿,既存在于昔日的东北,亦存在于现代性的环境中。因之,有必要借助“老灵魂”的力量来考量东北城市书写的过去与当下,挖掘其对历史的回应和与时代的对话,以期展望未来的文学。

历史记忆叙事研究的新收获——论《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的学术价值

《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记忆切入新时期小说,不仅突出了历史记忆叙事的独特性与重要性,还为解读新时期小说提供了全新的面向与维度。本书从发生学和变迁史的角度,整体爬梳了新时期40余年来小说中的历史记忆,从文化视域考察中国当代作家历史记忆叙事的特点和价值,也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下洞见了中国作家历史记忆叙事的特征与缺憾。本文从“历史记忆书写的重要性”、“解读历史记忆小说的多重维度”和“世界文学视域中的中国历史记忆叙事”三方面展开,论析了本书在历史记忆叙事研究领域中的新收获。

用档案史志守护北疆历史记忆——记全国档案系统先进集体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档案史志馆

黄河北岸、阴山之南、敕勒川上,“青城”呼和浩特市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祖国北疆的一颗璀璨明珠,先后荣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等荣誉称号。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是自治区红色革命的摇篮,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光辉典范,是边疆安宁繁荣的见证。从乌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到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从地下党员秘密传递情报的智慧与勇气,到民众积极支援前线的无私奉献,无数革命先辈和各族人民一起,在这片革命热土上前仆后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从历史记忆到文化认同——粤港澳抗战迁徙办学档案与文旅协同开发策略

粤港澳抗战迁徙办学史是一段堪比“西南联大”学术抗战的时代记忆,体现了华南教育界面对民族危机的担当精神和时代责任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在乡村振兴和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背景下,挖掘粤港澳抗战迁徙办学档案和历史文化遗存,重构粤港澳抗战办学历史记忆,并从档案与文旅协同开发上探索构建粤港澳文化认同的多元化实现路径,对促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记忆与媒介传播——族群—象征主义视角下影响民族建构的两个维度

族群—象征主义可视为对现代主义民族建构的补充与修正。以此为视角,选择历史记忆与媒介传播两个因素,呈现该理论对民族以及民族建构的整体性把握。历史记忆是指以历史形态呈现和流传的一种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中多数成员脑海里留存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性再现,其实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寻觅。在共同体的建构上,建构者要寻求一种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如文化与历史记忆的广泛性,媒介传播便是一种共同联结的探寻,以形成横纵一体的民族建构的联结形态。在网络时代,解构性要素弥漫成为对民族建构的一大挑战。

中共领袖人物画传的历史记忆传承功能

中共领袖人物画传的历史记忆传承功能,包括历史知识教育、历史记忆塑造和历史自信引导三个层面,历史知识教育是起点,历史记忆塑造是中介,历史自信引导是归宿。通过历史知识教育,在事实性知识、方法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三个层次深化社会成员对中共领袖人物和党史的历史认知;通过历史记忆塑造,筑牢社会成员对中共领袖人物和党史的符号记忆、情节记忆和价值记忆;通过历史自信引导,坚定社会成员对党的历史成就、奋斗精神、历史经验和光明前景的历史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