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学术”: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史语所学派的建构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了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典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发明学术”为定位,通过征稿、审稿等制度提升学术论文的质量,着力打造学术重心,注重培养学术后备军,推动了史语所学人的代际转换。因此,《集刊》可谓为建构史语所学派的主要阵地之一。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近代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过团队搜集资料,积累了大量的档案文献,整理出版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史料集、调查报告和论著,从而奠定了在学界的重要地位,树立了学术研究的新风气,成为学人效仿的榜样;其还利用商务印书馆的销售渠道,以及运用现代传播媒介,通过设置“议题”,使其学术理念、治学主张和研究方法得以迅速传播,渗透至文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汇聚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发展成为近代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典范,并与国外汉学研究产生交集,跨入国际学术之林。

20世纪4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栗峰山庄旧址复原及修缮设计研究

1940—1946年间,为避战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李庄板栗坳。为进行西南诸省古建筑调查,中国营造学社曾对栗峰山庄建筑群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和拍照记录。本文介绍了笔者所在团队基于实地测绘和对历史图片、文献资料的研究,对栗峰山庄建筑群进行建筑复原设计和使用情况还原的过程及工作方法。

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方法创新初探——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948年)为线索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隶属于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国第一个史学研究专门机构,在很多领域都有创新,对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有三方面的情况制约着其制定办所方针。在"歧路旁皇,莫知所止"的情况下,要用中国境内丰富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的材料,借用欧洲的先进研究方法做出新的成就,唯有"不以空论为学问,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才得以保存下一块学术"净土"。(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业绩:(1)最能体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精神的考古组,使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话语权逐渐回归国人,使甲骨学的发展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推进的基本趋势。(2)"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的历史组,使简牍学、敦煌学、清史的众多史料不再"坐失毁亡",并确定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路向,为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做出无可替代的业绩。(3)历史语言研究所20年间形成以追求"科学"、"客观"为目的,以扩充和整理材料为旨趣,以"求真"和"务实"为风格的研究集体,为历史语言研究规范化和科学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创建典范:历史语言研究所论析

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民国时期的官方研究机构,有着较为稳定的科研条件与独立研究的学术氛围。该所从组建之时起,便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为宗旨,标榜“科学史学”的方法论,一反薪火相传的传统研究方式,广揽学术人才,创建集团研究模式,取得了为中外学术界所认同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文字方面的重要成就,开创了新的学术典范。

历史语言研究所运作机制的生成

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榛辟莽,开启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典范。这一典范的生成与史语所的运作机制密切牵涉。初创阶段的史语所,对组织大纲不断进行修订,进而从制度层面规范了自身的发展。在研究组别的设置上,傅斯年因未能准确定位史语所的工作难度、人员选聘与经费支出等项,而使得研究组别的设置相当混乱,通过对研究方向与内容的反复调适,才最终形成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并存的格局。史语所首创现代"集众研究"模式之先河,由"集体"从事个人难以完成的史料整理、语言调查与考古发掘等大型学术工程。同时,"集众研究"所获取之新材料,又为"个人研究"打开了无数法门,奠定了史语所学人群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成就与地位。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运送及接收保管明清档案相关史料

民国时期,时局动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人员仍尽心竭力对明清档案进行整理、开发。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创办了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亲自主持工作。在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宗旨指导下,史语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四个组,很快选定了研究课题,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陈述的辽金史研究

陈述是我国著名的辽金史研究专家。他从1935年至1941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了近六年时间。在史语所时期,陈述因受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治史理念的浸染,认识到旧史家治史的中心是"以书为本位",而新史家治史的立意在于对"历史问题"进行考察。据此,他撰有系列论文,对于辽金时期的制度史与民族史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从多个面向开启了辽金史研究的方向,为其离开史语所后的学术研究搜集了材料,奠定了基础,指明了路向。故而,对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研究取向与学术成就作出探讨,实为正确解读陈述辽金史研究取得重大成就之关键。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陈寅恪之学术研究

陈寅恪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的主任,因不经常在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故而前人在研究陈寅恪时常常将其与史语所之关系略而不论。实质上,透过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档案材料可以看出,不仅陈寅恪的经济生活有赖于史语所予以资助,而且其学术研究亦因得到史语所众多助理研究员之襄助,得以顺利开展。尤其是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他的两部代表性论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面临极大的出版困难,正是史语所与傅斯年的大力援助,使之能够顺利出版,从而完成了陈寅恪多年的愿望,同时也扩大了陈氏的学术影响。

再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

将"历史"与"语言"并重,构建一个有组织的研究机构的思想认识,最早可以追溯至傅斯年的大学时代。在留学英、德期间,傅氏虽醉心于自然科学知识,但他对于文史之学始终关注与爱好,且成为一股潜流蕴涵在脑际。这股思想潜流的实践便是,他先后创办了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设想将两个研究所同时运作,但实际困境使他最终放弃中山大学的语史所,而专注于中研院史语所的发展。他创办史语所之缘由,一方面是要为中国的文史之学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是要将中国史学推向世界,在国际上取得话语权。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劳榦的两汉史研究

劳榦是现当代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他对两汉史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贡献,影响所及,直至于今。他之所以能在两汉史领域取得卓著成就,缘于史语所中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的精心培养。史语所不仅奠定了劳榦史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开启了他两汉史研究的多重面相。他的两汉史研究,一方面承继了清代朴学家治史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受到近代以来新理论、新史料、新方法的陶铸,因而在两汉政治制度史、兵制史与历史地理等诸多学术领域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认真总结劳榦两汉史研究的学术遗产,不仅裨益于秦汉史学科的深层建构,而且可为当今史学的发展增加推动力。

档案视角:内迁李庄之历史语言研究所

抗战时期迁于宜宾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和当地政府及老百姓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不仅得以生存下来,并且作出了骄人的成绩,使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得以继续和传承。中国李庄当之无愧成为抗战文化中心之一。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现代考古学规范的建立——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墟发掘为例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发掘不单纯是一个考古的学术问题,还涉及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史语所学人通过推动立法、制度建设、自我规范、民众教育等措施化解了中央学术机关与地方的矛盾,并以此为契机,通过考古工作规范的建立和外部环境的塑造,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对其后的田野考古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培养制度述论(1928-1949)

早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期间,傅斯年就认识到培养后备人才的重要性;其后,更把培养青年人才作为所内重要的工作,并写入章程,从而奠定了人才培养的制度基础。从进人唯才原则,至入所后严格管理,研究指导上实行"师徒制",定期的讲论会,学术上的高标准要求,历史语言研究所形成了规范、完善的培养制度。其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影响深远,不仅为中国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且对当今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才培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人与文化抗战研究

作为现代学术精英群体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人有着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学术关怀，他们希望通过专业研究机构的创设和专业化研究的推进重建社会的重心并能与西方学者相抗衡。但日本的侵华打乱了他们的规划，他们或通过议政，或投笔从戎，或潜心学术用“心力救国”，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复兴身体力行抑或在文化上找寻精神资源的支持。在国家与民族遭受侵略之际，梳理和分析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人在战火中的遭遇与思考，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困惑心理和复杂情感，为我们考察抗日战争对知识分子在思想和实践等方面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视角。

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生培养述论(1928—1949)——以史语所档案记载为主的探讨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将招收和培养研究生作为培养后继学术人才的一项重要目标。在以后的20多年间,史语所先后招收了数十名研究生,由于招考制度科学、培养精准、管理严格,这些研究生几乎全部成为其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和领军人物。史语所培养研究生的理念和管理措施,有许多方面值得后世总结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