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海生态环境民事诉讼原告资格的淆乱与矫正

从一般法视角看,涉海生态环境民事诉讼的原告资格理应立足于私益诉讼、公益诉讼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类型归属予以分别确定。然而,从特别法视角看,涉海生态环境民事诉讼的原告资格却因《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并未明确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类型归属而呈现出依据不明、对应障碍以及行使冲突等立法淆乱状况。为解决因诉权争议和法律衔接障碍导致的原告资格认定困境,建议通过涉海生态环境民事私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明确化、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一体化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资格的法定化,对涉海生态环境民事诉讼的原告资格予以立法矫正。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认定研究

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产生伊始,理论界与实务界便产生了对原告主体资格认定的争论。《民事诉讼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立法表达上,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认定仍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主要表现为原告资格认定范围存疑和原告起诉顺位模糊。前者系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有意留白,后者则产生于对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二者位阶关系的不同理解。现行立法仅允许省级以上消费者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而此范围有待拓宽。仅国家网信部门有权授予特定组织公益诉讼诉权,应从组织类型和资格条件层面上适当放宽。基于《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行使立法权,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不受起诉顺位的限制。

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原告资格的法理澄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之受害人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但因其悖离学界期待而备受批评。针对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之利害关系的判断,宜采推定利害关系说,即符合“警察行政领域”要件和“加害人/受害人”要件,就可认定存在“利害关系”。推定利害关系说可从心理利害关系和经济利害关系的视角加以证立,亦可通过保护规范理论加以验证。更进一步,应对受害人条款加以限缩解释,将其适用范围限缩于警察行政领域,以实现受害人条款与投诉举报人条款的合理衔接。

行政协议案件中行政主体原告资格的规范主义视角探析

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当相对人不履行协议时,有效维护公共利益成为实践中的难题。从规范主义视角出发,探讨赋予行政主体在行政协议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具有正当性。从宪法层面看,该做法与宪法精神相契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未排除行政主体作为原告的可能性,反而为其提供了潜在的法律依据。比例原则的应用证实这一举措的正当性,确保行政协议争议的有效解决,同时维护了各方权益及公法秩序的平衡稳定。从公法规范的内在结构角度分析,此举符合公法规范的核心逻辑要求,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保护。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本文探讨了行政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的相关问题,分析了原告资格的含义、理论基础,并指出了现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如原告主体范围过窄、检察机关独占诉权可能不利于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等。提出了完善建议,包括赋予社会组织和公民原告资格,并对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进行合理限制,以促进法治政府建设,保障社会公众利益。

环保组织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实践检视与法理证成

环保组织是否具有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环境保护法》与《海洋环境保护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运用规范竞合理论可以发现,虽然《环境保护法》与《海洋环境保护法》构成一般法律与特别法律之关系,《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与修订前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修订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确实构成一般规范和特殊规范的关系,但是两者的法律后果并非相互排斥关系,因而两者并不构成法律冲突。《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与修订前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修订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两套诉讼机制是并行不悖的,前者对后者起到补充作用。鉴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可以从适用范围、起诉顺位等方面对环保组织的公益诉权加以一定的限制。

房屋征收补偿行政案件中承租人的原告资格研究

在房屋征收补偿行政案件中承租人的救济路径问题上,由于法律规定不明、裁判标准不一,导致承租人司法救济时常陷入窘境之中。赋予承租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既是公法上公民居住权保护的现实必要,又体现出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倾斜性司法保护,能够产生实质性解决征收安置补偿争议的效能,亦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扩张趋势保持一致。公有福利性住房承租人应当拥有完整的原告主体资格;公共保障性住房承租人和以租赁房为唯一居所的承租人可以基于居住权提起课予义务之诉;承租人对承租房屋有不可分割的添附以及装修装饰的,可以就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征收补偿决定提起撤销之诉和给付之诉;经营性房屋承租人还可以就停产停业损失主张权利。

投诉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司法审查研究

无论是在司法实践还是法律规范中都对投诉行为有所提及,并且由投诉行为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也不在少数,但是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中,尤其是在认定原告资格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经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虽然《行政诉讼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投诉人享有原告诉讼资格,并且依据此规定可知,最高人民法院将投诉人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确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具有处理投诉职责这两个要件。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完全按照此标准对原告资格进行认定且运用此标准尚存在诸多问题,并且对于投诉人的概念尚且存在争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这些问题,从而探求投诉人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

中日环境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对比

在行政诉讼领域中,原告资格的相关理论一直众说纷纭,在环境行政诉讼这一特殊的行政诉讼中更是如此,这一概念在我国出现时间尚且不久,其理论却在几十年内历经了四次变动,更说明我国对该方面理论的迫切需要。放眼全球,许多国家都对环境诉讼的原告资格做出了各具特色的制度规定,回顾相关文献与论著,自行政诉讼制度设立以来,日本一部分学者也开始了解我国环境行政诉讼制度的现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备受国际法学界重视,成为许多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是这些学者大多只从单个国家出发,如单独研究日本的环境行政诉讼制度,或单独研究我国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很少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本文将从中日环境行政诉讼制度的对比展开论述,分析中日环境行政诉讼中的异同点及其产生原因,为我国环境行政诉讼制度的再发展提供域外制度的参考。

行政举报人原告资格的司法审查困境与出路——以33份判决为例

通过梳理司法审判中的典型案例,审视案例背后的裁判逻辑,针对“保护规范理论”本土化适用的问题以及司法审查所存在的不足,从完善“利害关系”标准的角度出发,并结合具体的行政实体权利行使,在保护规范理论对举报人原告资格认定的冲击、我国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判断标准的完善两方面对举报人原告资格认定标准路径进行改进。

村民委员会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虽然城市环境治理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农村环境治理仍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部分基层人民政府仍会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面对因行政机关的乱作为或不作为而引发的环境公益损害,立法只明确承认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而忽视了其他主体的起诉权。实践中,即使村民委员会以环境公益受损为由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院也主要适用行政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环境公益救济缺失、行政机关行为失范以及普通矛盾升级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等问题。赋予村民委员会主体资格既符合司法实践的需求,又具理论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同时,为防止滥诉,可在时间、空间、事实三个维度上限制村民委员会之诉权。

投诉举报人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确认

权益保护意识提升,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是如今消费者、受害者维权途径之一,但对于投诉举报行为所带来的结果看,并非所有结果能够得到投诉、举报人的满意,因此引起了行政诉讼救济途径的风潮。而想要进行行政诉讼,即需要满足诉讼之条件,在投诉举报人意要提起诉讼时,值得关注和讨论的便是投诉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确认标准问题。

论我国环保组织的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人民环保意识的增强,社会对于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自2015年行政公益诉讼试点以来,检察机关作为唯一的适格当事人在实践中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但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践行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深入探究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外乎在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范围过窄。环保社会组织作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公益组织,其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专业性、社会性、中立性等特点。所以环保社会组织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和现实意义。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

关于确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学界观点不一。在现行的法律规范中,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学界对行政行为主体的判断,既侧重于“权益”,又侧重于“社会效果”,亦称“法律上的因果”。我国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中关于“利害关系”的判断标准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诉讼主体的范围,有利于行政诉讼双重目标的实现。同时,还可以避免司法裁判人为操纵,促进诉讼主体资格的统一和提高。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格原告资格以及诉讼顺位研究——基于自然资源产权角度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首先就是适格主体资格的确认。从我国《宪法》中规定的自然资源产权角度来看,分析现有的适格原告的法律依据,探讨是否需要进行适格原告资格扩张,将公民个人纳入以及赋予其原告资格后如何进行限制。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与承受问题探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与承受制度 ,并明确了原告资格转移的前提条件及公民死亡后有权提起诉讼的近亲属范围等基本问题。但这一制度究竟保护什么 ,学术界并未作出圆满的回答 ,本文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探析。文章同时就这一制度所涉及的某些特例型问题 。

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识

本文从理论上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原告资格的构成要件进行论述,来探寻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中原告资格的设定问题。

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

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已越来越突出,譬如时下被热议的"城市雾霾"问题。而随着2012年民诉法修正案中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已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民诉法中关于原告资格的问题规定的比较模糊,而原告的起诉又是司法启动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探讨原告资格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试对公益诉讼的原告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并与国外公益诉讼相比较,使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更好地运用于实践。

好事者除外: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标准

公益诉讼若采用"任何人"原告标准可能会导致公益诉讼的效果适得其反,还可能侵犯私人权益,对"私权自治"原则造成破坏。采用"好事者除外"原告标准可以较好地修正"任何人"原告标准的两大缺点。法院应推定每一个起诉者都非"好事者",一般应在庭审中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来决定起诉者是不是"好事者"。惟有在起诉者被法院认定为"好事者"的情形下,它才不具有原告资格。

美国公民诉讼的原告资格及其借鉴意义

美国环境法领域中的公民诉讼制度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其中,关于原告资格的争论一直是公民诉讼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联邦最高法院通过Lujan和Laidlaw两个案件确立了宪法第3条所称的公民诉讼原告资格的基本判断标准。公民诉讼制度对于保障环境法律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尽快建立我国公民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应当制定严格的标准,防止该制度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