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阿恩斯坦的公众参与阶梯——基于公众参与义务履行深度的阐释及具象化

作为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公众参与是一种民主权利,也是一种民主义务。以公众参与义务履行深度为视角、以公众参与事项涉及的利益范畴及公众参与阶段的情况为基本依据,可将公众参与大致划分成为个人及家庭利益的低阶参与、为个人及家庭利益的高阶参与、为公共利益的低阶参与、为公共利益的高阶参与四个级次,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公众参与阶梯,这四个级次在治理实践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具体体现。以北京市基层接诉即办实践中的相关案例提炼可知:从公众参与义务履行的视角来看,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赖于更多体现为更高级次的深度参与的合作治理,而走向这种深度参与的合作治理则需要围绕利益关联性、渠道便捷性、体验愉快性、感情坚实性及保障充分性等原则作进一步的理论讨论和实践探索。

活跃性主体和理性式的社区居民参与治理模型研究

城市居民如何依法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是基层自治首要解决的难题,也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不同的社区参与主体有着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基于社区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探讨社区参与的四种主体:边缘性主体、业余性主体、不满性主体和活跃性主体。基于社区参与实践和利益追求分析社区参与的四种模式:权益式参与、自发式参与、配合式参与和理性式参与。通过四种参与主体和四种参与模式的配对,提出了一个走向活跃性主体的理性式社区参与模型,认为社区参与的理想状态是追求活跃性主体的理性式社区参与。为此,提高居民参与意愿、提高居民参与能力、培养居民公共精神、增强居民参与实践的四条路径是走向理想化社区参与的必由之路,通过四条路径的不同匹配,权益式参与的边缘性主体、自发式参与的业余性主体、配合式参与的不满性主体都可以走向一种理想的活跃性主体的理性式社区参与范式。

跨越鸿沟重返舞台:积极老龄化视角下“银发网红”平台参与模式研究

平台技术在重构公众日常生活的同时,也给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挑战。一方面,老年人积极使用数字媒体,借助平台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参与;另一方面,当数字技术拓宽老年群体的社会活动范围,他们也面临除接入、技能和素养之外的参与性鸿沟。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聚焦深度参与平台内容生产活动的“银发网红”接入平台社会的模式,考察其在此过程中如何实现积极老龄化。研究发现,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多层次、嵌入性、创造性平台参与结构正在形成,“银发网红”在多维平台参与的过程中获得了积极体验和暮年生活新意义。在“自我接入”模式中,他们将平台视为自我展示的空间、日常生活的延伸、拓展社会关系和满足自我需求的工具,在内容创作中获得技术自我效能感和重塑第二人生的机会。“家庭作坊”模式中,他们与家人合作参与平台社会,在获得代际反哺的同时形成代际互惠,也获得了更多情感联结与自我身份认同。“机构辅助”模式中,他们适应自我商品化,跻身银发经济,获得了个人价值的放大,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社会融入。

规划引领下参与式影像路径研究——以西安纺织城四棉社区《纺城录》为例

参与式影像是理解场所、获得认知的重要媒介,有助于提高社区参与积极性、丰富规划互动,拓展规划工具。以西安纺织城四棉社区参与式影像《纺城录》的拍摄、社区参与、规划探索为例,探究规划语境中参与式影像的拍摄(包括培训、访谈、拍录、剪辑等内容)、展示传播、多主体交互和规划响应逻辑。探讨参与式影像介入城市规划的技术要素和关键环节。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参与式影像在社区参与、规划调查、分析以及策略生成中具有正向反馈价值;作为一种规划工具,可以辅助规划师、设计师等深入理解他者的日常生活和场所精神;作为获得认知体验的重要媒介,有助于提高公众参与规划的积极性、辅助规划决策。

理论旅行与地方知识生产:从“文本盗猎”到中国的参与式文化研究

“参与式文化”理论经过特定语境下的跨文化旅行,融入到中国数字网民的行动实践中,形成了本土化的知识生产与经验拓展。从詹金斯的“文本盗猎”概念产生的社会语境切入,在“积极受众观”影响下,参与式文化的提出映射出了文化生产的权力关系与结构性变动,肯定了粉丝作为意义操控者和文本生产者的主体性。在数字技术的交互性与可供性作用下,用户广泛参与并成为文化实践的主体,同时参与构成了公众的日常化生活实践和文化协商空间。因此,对“参与”概念的细化、关系理清与公共价值探讨,有助于理解该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大众面向与实践困境。参与式文化实践与中国的“全民参与”理念逐渐汇流,可以从参与的主体范畴、方式选择、运作结构三个方面,反思粉丝概念及其社群实践、受众数字参与行为的偏向、公域与私域界限的博弈等问题在中国场域内的转化与延异。

大学校友参与学校治理内容样态与创新路径

区别于高校其他治理群体,校友在内容体系、价值内涵、样态特征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特征。回顾校友参与学校治理的发展历程,政策发展与实践经验都是推动校友群体参与学校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治理内容体系方面,分为行动性内容和功能性内容。在治理价值内涵方面,体现了开放治理环境中的“融合式”参与、内部治理环境中的“竞争性”参与和治理关系结构中的“合作型”参与。在治理样态方面,聚焦有组织导向下的“有组织参与”“共赢式参与”,校友参与在组织建设、动员方式和法理、价值、行动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特征。为探索开放式发展环境下校友参与学校治理的新样态,必须聚焦“行动激发”的政策维度、“共同治理”的管理维度、“科学参与”的行动维度、“合理参与”的权限维度、“共同成长”的关系维度和“信赖有序”的风险维度,共同构建校友参与学校治理的创新路径,实现校友参与学校治理效能的全面激发。

老年教育何以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基于参与者视角下的混合研究

积极老龄化强调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水平,老年教育则是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关于老年教育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论价值得到反复重申,然而实证研究却有所匮乏。因此,有必要在实证研究范式的指导下,选择参与者视角,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对老年教育“能否”以及“如何”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论断加以验证与探索。运用自行编制的《老年群体社会参与调查问卷》对1079位老年人展开调研、通过目的抽样对18名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可以发现,老年教育能够影响并预测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且对参加社区治理预测性最强;老年教育通过更新观念、促进健康、培育技能、积累资本等方式可以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主动性、可能性、有效性与可及性,形成了“观念先行-资本储备-技能提升”的交互作用内在机制。未来的老年教育工作需在观念宣导上从消极观转向积极观,在功能上从休闲型走向参与型,在办学容量上从“一座难求”面向各取所需,在技能提升上从有权无能走向知权增能,在资本积累上从形单影只到抱团取暖,在机制建构上从教育价值拓向治理功能,继而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国公众助贫行为的基本模式、影响因素及参与效应

当代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功不仅源自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行动,也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而形式多样的助贫行为正是普通公众参与贫困治理的主要方式。基于2132份问卷调查数据,本文以实证方式对中国公众参与助贫行为的基本模式、影响因素和参与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在基本模式方面,公众主要有购物消费、金融借贷、科教文体、捐赠救助、组织化行为等助贫行为模式,且有较高的参与水平,体现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扶贫机制的作用。在影响因素方面,融合了资源、动员和内在激励的公民志愿模型有较强的解释力,尤其是作为内在激励的重视公共利益和公共参与意识对助贫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在参与效应方面,公众助贫行为对治贫绩效评价和制度认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同时,腐败历闻对两者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培育积极公民,开放公众参与,同时严厉打击腐败,这不仅是中国贫困治理过往成功经验的总结与验证,更可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顺利推进国家治理各项事业借鉴与参考。

课堂参与视域下学生沉默的内涵审视、价值意蕴与有效应对

从课堂参与的视域出发,需要明晰学生沉默作为参与的积极属性,承认沉默是学生自主选择的行为方式,以及改变“去沉默化”课堂的实践偏离。将课堂沉默区分为游离于课堂教学之外的非参与性沉默和以积极的状态投入学习的参与性沉默,对于激发学生深度学习、保证课堂对话真实性、实现课堂教学互动质量与公平具有重要价值。为充分发掘和有效应对参与性沉默,教师应树立正确课堂沉默观,革新课堂参与理念;提高课堂沉默区分力,丰富课堂参与结构;给予学生沉默的空间,提升课堂参与质量。

基于公众参与阶梯理论的城市书房发展路径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为了将公众的智慧和力量融入城市书房的建设与管理中,提升城市书房的服务效能。本研究从公众参与视角对城市书房进行问卷调查,并以公众参与阶梯理论为研究基础,建立公众参与城市书房阶梯框架,提出构建全民阅读社会场域及城市书房阅读场景、构建多层级公众参与共建模式、搭建多种媒体宣传渠道、提高城市书房可及性、提高城市书房满意度等多种路径。

课堂教学中学生的高质量参与及其实现

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高质量参与是学生以主体身份积极参与课堂学习并获得质量与效能双重提升的参与行为,学生作为参与主体的能动性行动和在参与中以意义建构与协商来实现对知识的理解、吸收与内化是高质量参与的基本特征。当下以“应试和育分”为参与价值指向、以“形式性合作与浅表性探究”为主要参与方式、以“迎合和应付”为参与互动形态等问题,制约了学生课堂参与的质效。在课堂教学中学生高质量参与的实现,需要确立“化知识为素养”的课堂参与观,提高教师对课堂教学精准性、艺术性和情感性的把控能力,调动学生课堂参与的主体意识和情感动力。

田野工作的观察、观察参与和参与观察中的观察参与

田野工作中的观察、观察参与和参与观察有其特定内涵、限度和逻辑关联。由于人类学田野工作场域转换、角色转换和方法转换,研究者不仅需要观察,而且需要观察参与和参与观察,甚至要在观察参与中进行参与观察和在参与观察中进行观察参与。实际上,在田野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民族志文本写作过程中,研究者要适时切换观察位态和研究视角,灵活运用观察、观察参与、参与观察、观察参与中的参与观察和参与观察中的观察参与等方法,并综合运用其他方法,不可偏执其一。

面向多元世界的未来探针:参与式推辨设计研究

在这个未来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参与式推辨设计邀请非设计人士与设计师共同推辨未来的多重可能,探讨参与式推辨设计如何面向多元世界展开设计探索,从而达到实现合意未来的目标。首先,从推辨设计着手,阐明其局限性及后续的参与式转向;其次,描绘出参与式推辨设计从探测到生成的具体流程,以及参与类型;最后,运用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的方法,从现有的案例中厘清当前参与式推辨设计的三条实践路径。现有的参与式推辨设计研究多为实验性的设计实践,缺少具体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同样聚焦于未来的可能性、批判性和参与性的当代设计人类学或能为其提供理论指导。作为对未来民主化想象的重要行动之一,参与式推辨设计期待人们的共同参与。

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困境解读与突破路径——基于参与-回报理论的分析

居民作为垃圾分类治理的关键主体,其参与的规模与程度直接影响社区垃圾分类的成效。通过考察长沙洋湖和园小区发现,当前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治理往往陷于参与形式被动、参与范围较小、参与层次不高、参与动力不足等困境。基于“参与-回报”理论,构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动意愿反馈模型,剖析当前困境的根源所在,进而提出强化激励措施,以期为提升社区垃圾分类治理效率提供参考。

全球价值链参与和绿色技术创新——以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

立足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转型问题,本文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327家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够明显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机制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后向参与度这条路径;进一步检验发现,地区宏观经济水平会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新时代高校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意愿与动力研究

高校教师参与学校治理是指作为重要的利益主体之一的高校教师以平等自由的身份,通过对话、讨论、协商、咨询与审议等方式参与学校治理,以满足自身参与治理心理需要和提升学校治理能力的过程。调查发现:高校教师总体参与学校治理的意愿一般;在晋职晋升领域参与意愿最强,在院校发展领域参与意愿最低;不同教师在不同领域与不同事务中的参与意愿存在一定差异。研究还发现,教师参与学校治理行为是教师参与意愿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非典型历史街区遗产保护的社区参与策略研究——以重庆水土老街陵江社区为例

历史文化街区的遗产价值已得到普遍认同,并通过“精英式”“重投入”的方式被率先保护。而相较于历史文化街区,非典型历史街区面临社会关注度低、企业和政府投入不足、社区参与程度低下等一系列保护困境。基于此,建构了社区参与内生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相结合的遗产保护策略。以重庆市北碚区水土老街陵江社区为实证案例进行深度剖析,提出内生性因素“需求匹配”“能力输出”“价值认同”刺激居民自发参与,外源性因素“赋利”“赋能”“赋智”引导居民主动参与。进一步总结为“激励”“实施”“保障”层面的社区参与策略,以期为此类型历史街区的遗产保护提供思路借鉴。

使村民参与运转起来——一个基于积分制实践发展的统合性框架

村民参与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从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的视角出发,在提炼已有研究的主要观点基础上,将各自独立的策略路径内化为参与要素进行统合,构建影响村民参与的框架,以探析不同要素与参与结果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对积分制实践发展的分析进行检验。其中,利益、观念、权威要素承担参与意愿的激励来源、内生动力和调动机制;制度、规模、技术给予参与能力途径支持、条件支持和效率支持。结果表明,村民参与得以实现是两个维度六种要素在“意愿-能力”框架下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结果,实践中应当灵活运用参与框架,构建促进村民持续参与的运行机制。

初中英语教学课堂中学生参与调查研究

学生的大部分英语时间都是在课堂上度过的。因此,需要对学生的课堂参与给予更多关注,帮助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发展。本文就初中英语教学课堂中学生的参与情况展开调查,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研究结果发现:学生课堂的行为参与的均值大于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因此笔者就研究结论,分析原因,提出相关教学和学习建议。

人大对预算参与权的保障对策研究

预算参与权是公众参与权在公共预算领域的延伸,其充分行使有助于推进预算民主、促进预算公平、制约预算权滥用、预防行政腐败。目前,吸收公众参与预算只是地方政府的一种改革实践,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不管是宪法还是预算法,都缺乏对预算参与权的刚性保障。从实践的角度看,现实中存在着基层人大的实质监督乏力、公众监督不足的问题。对此,一方面要从立法层面完善预算参与权保障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在宪法上确立公众参与的基本制度和行动方向,在预算法上拓宽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有效途径;另一方面要从实践层面强化基层人大的实质监督和公众监督,让人大代表和民意代表形成合力,能够约束、制衡政府的预算行为,推进预算的公正性和科学性,从而实现财政领域的善政和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