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斗争对推动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基于省际平衡面板数据(2005—2021)比较分析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得到了全面巩固,在此过程中,“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的论调“若隐若现”。以翔实数据论证反腐败斗争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事实成为当前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本研究基于2005—2021年省际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党的十八大之前和之后两时期反腐败斗争对推动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入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目标,反腐败斗争可通过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与整个要素市场发育而提高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在稳健性分析中,通过安慰剂检验以解决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该结果依然成立。该研究结果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者,能有力回应“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之荒谬论调;另者,能够丰富“反腐败”“共同富裕”等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

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研究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依法反腐"成为必由之路,提出依法反腐首先要加快反腐败国家立法。关于推进中国反腐败国家立法的模式,宜采用多数专家学者主张的集中立法模式,即针对腐败进行专门立法。在此前提下,制定统一的反腐败法典应尽快纳入立法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立法先行"与"立改废释"并举,做好制定反腐败法典的顶层设计,同时应抓紧制定单行反腐败国家立法。此外,修改完善散见于其他部门法的反腐败法律规定,以充分发挥其他部门法的作用。

新时代中国民众反腐败效能感:本土概念与量表构建

意愿等心理机制是决定民众积极有序参与反腐败活动的重要因素,反腐败效能感概念的提出与测量正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学理性探讨。反腐败效能感涵盖民众基于自我能力认知的内部效能感和基于对反腐败政策发生效用的外部效能感,其中对于具体反腐败政策的评价、对于不同层级的官员廉洁形象的评价以及对于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倾向性态度等是中国本土的独有特征。基于民众反腐败效能感的微观测量为构建反腐倡廉宏观方略的长效动力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从严治党背景下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进行具有重要的知识积累和政策咨询意义。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

为深入领会、完整把握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本文从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掷地有声“十一项”核心内容、前行升华的“十大规律”、运筹帷幄的“六个关系”的辩证导向等四个层面,对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理论体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用以深入推进该理论的学习与研究的体系化和学理化,促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智慧时代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智慧时代反腐败追赃面临支付便捷化、货币虚拟化新命题。资产分享制度在反腐败追赃中的地位日益为各国所认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对其加以规定。我国在立法上对此进行了探索,但是实践中依然存在缺乏关于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制度的专门立法、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制度与相关立法协调不够等不足。我国应立足智慧时代积极推动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制度的完善,具体包括构建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专项规范、协同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与相关方式、推动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规范适用。

新时代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中国实践与进路

新时代反腐败国际合作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起着关键的协同作用。新时代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以明确战略地位和实施路径来谋划顶层设计,以完善反腐败国际合作主体机构和修订出台相关法律制度来提供体制制度保障,以开展追逃追赃系列专项行动、在多边合作框架下提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中国主张、积极构建反腐败国际合作平台来参与全球治理践行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是行动的先导。新时代反腐败国际合作面临着对腐败认识差异大、国际和国内法律制度障碍大、数据平台和人才队伍限制大等主客观方面挑战。针对这些挑战,应通过统一腐败行为评价标准和理性对待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冲突来客观认识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强国内法与国际法相衔接及国内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衔接来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反腐败国际合作数据库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来增强资源整合,在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中寻求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最优策略,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更好地朝纵深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主要历程和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与腐败水火不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坚持反腐败斗争的历史。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反腐败斗争,以及党的反腐败历程中的许多“第一次”,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主要历程和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基本经验。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的新议题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的新议题。这一理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战略目标和行动方针方略、高线引领和底线约束以及惩治少数、管住多数、教育全部的协同一致,要求坚持系统观念,贯通融合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运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治理腐败,为中国特色反腐败实践提供了重要遵循。新时代,我们党将自我革命战略思想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完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强化管权治吏,推动反腐败体制机制权威顺畅运行,以强有力监督保障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目标顺利实现,在革命性锻造中淬炼先进纯洁、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表现为反腐败斗争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标本兼治,反腐体制机制不断健全。但是,反腐败斗争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决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包括惩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腐败,深化整治“三集”腐败与惩治“蝇贪”并举,严肃查处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腐败。反腐败斗争必须同向发力综合施策,包括坚持民主监督与自我革命同向发力,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同向发力,境内惩治与境外惩治同向发力等。

论跨境腐败资产直接追回之民事诉讼——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为中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规定了缔约国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直接追回腐败资产。一系列国际公约和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都承认国家作为民事主体的诉讼权利。在直接追回腐败资产的民事诉讼中,受贿者、行贿者以及中间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告。资产追回行动具有许多独特的挑战,资产追回律师应具备一定的政治头脑和会计、金融、法律等领域知识。起诉地点的选择主要受腐败所得资产所在地的影响。就诉讼的类型而言,主要有所有权诉讼和索赔诉讼两类。资产民事追回案件中的调查措施,有前期披露、禁言令和单方搜查令等;临时资产保全措施,如限制令、冻结令或扣押令等。

区块链赋能企业反腐败合规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企业反腐败合规建设既是驱动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区块链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一项创新技术,以其公开透明可追溯、不可变更难篡改、去中心化去信任化和安全隐私可保护等特征优势,有效应对传统企业合规管理的现实困境,驱动企业权力运行数据化、管理数据真实化、流程运行高效化和信息安全隐私化。立足于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社会的时代背景,应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逻辑推动企业反腐败合规的实践落地:建立反腐败合规动态监督预警机制;构建反腐败合规全周期过程管控体系;构建企业反腐败信息互联互通体系;构建反腐败合规数据安全隐私体系。

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采用聚类Logit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在文化环境方面,公众的腐败容忍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政府反腐败绩效方面,公众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腐败感知水平的提升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反腐败信心与公众反腐败行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在制度安排方面,举报的便利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均会显著地提高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在腐败经历方面,行贿经历会显著地降低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而被索贿经历则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基于此,必须努力营造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文化,培育公众的主体意识,为公众参与反腐提供安全和便利的制度环境。

国外反腐败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确立并完善反腐败机制是目前各国治理腐败的主要措施。国外的反腐败机制主要包括:建立独立、高效的反腐败机构;加强对公职人员行为的约束和道德教育;集中开展反腐败活动;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等。这些措施为我国反腐败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了一些启示。

釜底抽薪:韩国现代化中的后期反腐败——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反腐败问题研究之二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韩国的反腐败转入可以概括为“釜底抽薪”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反腐败措施是:把严惩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分析腐败滋生的根源和条件,从惩治为主到预防为主;推进民主化进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遏制腐败;建立起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国际组织相结合的反腐败网络。从而有效地遏制住了腐败的泛滥,保证了韩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

论反腐败的系统工程

腐败现象是在各种法律、法规有隙可乘条件下采取非法手段进行的生存竞争。腐败与反腐败两种力量都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据此必须把反腐败当作一项配套运作的系统工程。每项事业或政策、法律、法规的实施方案必须配之以相应的反腐败方案。

论我国刑法关于行贿罪规定的立法完善——以解决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冲突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项专门指导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其旨在预防和惩治腐败、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方面。我国已缔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将推进我国反腐败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反腐败国际合作有效机制研究

借鉴发达国家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成功经验，加强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建立中国特色有效的反腐国际合作机制，既是客观的、紧迫的现实需要，也是新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同时，我国作为—个地区和世界性的大国，应该建立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融入到国际反腐败合作框架机制之中去。

建党百年来反腐败犯罪立法的历程、经验及完善对策

建党百年来,反腐败犯罪立法经历从无到有、从简约到细密的过程,现已形成较为科学完善的反腐败犯罪立法体系。百年反腐败犯罪立法昭示:坚持依法反腐与依规治腐的统一,坚持反腐败犯罪立法与反腐败机构建设的统一,坚持反腐败犯罪立法与腐败犯罪变化的统一,坚持惩办从严与从宽的统一,坚持反腐败犯罪立法与严格反腐败执法的统一。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腐败变种层出不穷,未来反腐败犯罪立法的重点是:增设新罪名,扩大腐败犯罪对象范围,严密腐败犯罪法网;加强反腐败犯罪立法与《监察法》的衔接,化解立法矛盾;加强反腐败犯罪立法与党内法规的衔接,实现纪法统一;加强反腐败犯罪执法,保证腐败犯罪立法的现实化。

反跨境腐败法: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支撑

出台反跨境腐败法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是中国推动跨境腐败治理的重大举措。跨境腐败是当前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方面。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跨境腐败治理,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推动跨境腐败治理取得了重要成效。由于跨境腐败具有高度复杂性,目前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尚存局限,制定出台反跨境腐败法势在必行。在立法过程中,要以公平合理的反腐败国际合作理念为基础,充分体现针对跨境腐败的预防性举措,并坚持以中国法律制度为基点推动立法内容与国际接轨。

何谓反腐败的成功?——理论与实践

虽然学界关于腐败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很少有研究深入地探讨什么是成功的反腐败。本文首先区别了反腐败成效与反腐败措施之间的差别。反腐败成效指的是反腐败改革的产出或者结果,而反腐败措施则是指反腐败的投入。区别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在于:虽然反腐败措施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是如何定义反腐败成功却有着大致共通的标准。我们认为,反腐败有其逻辑规则,必须做到多维度的治理、全方位的参与以及深层次的预防,只有在这三方面达标的腐败治理才堪称成功。我们的分析主要基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验,通过以上所述的'三维'框架探讨成功反腐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