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测度及演化趋势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省际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日益凸显。文章采用熵值法构建综合评价模型,从地理空间格局、经济空间格局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进行评价,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探索省际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空间特征、来源及演化趋势。研究发现:2015—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于内陆”的不平衡发展特征;省际不平衡程度呈降低趋势,但东西部、东中部区域间不平衡程度上升,数字产业化不平衡程度最高;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绝对差异增大导致不平衡程度上升,呈现“东快西慢”态势。

以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助力广东破局区域发展不平衡--基于湛江的乡村案例与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让农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文章梳理了广东省湛江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情况,分析近年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以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突破,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论发展不平衡视野下的乡村建设行动——兼议乡村转型的两种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转型过程与社会发展的整体形态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后乡村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农村人财物纳入到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中配置,乡村在消除贫困的同时出现了发展不平衡问题。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启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获得了优势积累,形成了城市经济带动的乡村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人财物大量流出,乡村不断收缩。由此,我国乡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中西部地区“收缩型”与东部地区“扩张型”两种基本形态。这种现代化不均衡格局及其带来的乡村转型地区差异,要求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行动必须在做到因地制宜的同时,将乡村建设放在城乡关系动态演变这一框架下规划,在行动策略上将不平衡现状当作机遇,利用好城乡二元条件,努力推动发展并实现更高水平的平衡,为进一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准备。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缓解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吗?

以设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冲击设计准自然实验,结合2013—2021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宏观数据和县域夜间灯光数据,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后发现:设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改善了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平衡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在行政等级较低、中西部区域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通过促进城市产业非空间集聚、优化城市要素配置效率和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等渠道缓解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结论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平衡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正外部性,这为政府加快大数据发展,推动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对城乡发展不平衡研究的反思与乡村角色初论

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根源是认识不够深刻,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一般观点认为“城乡二元体制”下发展机会不均,造成了城乡差距过大,进而提出破除“体制”障碍是有效甚至唯一的解决路径。然而在“体制一元”无序推进的过程中,村民继续被城市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挤出”,强调“主体性与乡村治理”又成为新的解决方案,却又在叠加新问题。通过文献梳理,文章指出了这种不断单向推演的逻辑方式不仅时常“紧张”无法自洽,转换场景后作为逻辑起点的“二元体制”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甚至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要实现城乡平衡发展与乡村振兴,关键要厘清乡村在新时代内需市场、创新文明等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与所扮演的角色并做出正确应对。

共享理念视域下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为践行共享理念提供坚实物质基础。此外,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较为严峻:城市化进程与“三农”发展问题;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领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生产力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些问题相互掣肘,已经成为践行共享理念,实现公平正义的主要制约因素。所以,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以共享理念视域探索解决不平衡问题的实践路径,提出实施脱贫攻坚促进全民共享;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全面共享;保障和改善民生助力渐进共享。通过实施系列政策举措,有效缓解当前存在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助推全体人民逐步迈向共同富裕。

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研究

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强调,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基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实现西藏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两个维度出发,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基础指标构建了西藏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平衡发展充分发展指标体系,测度了2006—2020年西藏自治区各地市经济高质量平衡发展充分发展状况,比较了西藏自治区各地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水平。其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导致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因素。最后,对2006—2020年西藏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平衡发展充分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表明,西藏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导致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经济优化、能源环境这四个领域以及产业结构和医疗卫生领域的部分层面;西藏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以及条件β收敛。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治理逻辑与优化

区域不平衡治理是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区域的平衡和充分发展。缩小发展差距、优化空间治理与协调区域关系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上述目标并结合不同时期宏观发展环境与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构建起了中国特色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治理逻辑,具体表现在: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推进生产力平衡布局,提升发展能力;通过基本条件与机会均等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从根本上缩小差距;将重点发展与统筹布局相结合,持续深化空间治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区域共同发展,构筑和谐区域关系。新发展格局下,加强区域分工,促进合理集聚;畅通经济循环,深化区域合作;创新帮扶机制并构建利益链,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等应成为未来治理优化的方向。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的驱动机制——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基于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在推动区域绿色协调发展上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应强化政府作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引导者的作用,扩大市场配置资源比重,建立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把握绿色发展的政府环境管理与市场驱动两种机制的耦合性和联动效应,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协调流域内省市之间的关系,在逐步消除行政壁垒的基础上,创造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新的竞合关系。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及其减缓路径分析

文章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方法设计为基础,对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具体方案进行了实施效果研究。以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均GDP为研究变量,融合不同测度方法的互补优势,构建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EIDI)、Theil-L指数和Zenga指数分别测算了2004—2019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发现三大地区和全国的经济不平衡呈现先减少后扩大的演变态势,证实了2004—2016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缩小的研究结论。对Theil-L指数进行分解,发现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引起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且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对总不平衡的贡献度最大,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次之。进一步研究发现,减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是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最优路径,且不平衡程度平均可减少8.24%;缩小区域内差异是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潜在路径。

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统计测度与收敛性分析

“欠发达”依然是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基本省情,县域经济的发展实力不强、发展差异较大等问题依然存在。以安徽省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安徽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并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通过深入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从整体上来看,安徽省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各县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呈扩大的趋势。安徽省县域经济的基尼系数一直围绕0.2波动,并未超过国际社会公认的0.4的警戒线,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安徽省内的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空间聚集效应,从空间相关系数来看,安徽省县域经济的空间相关系数均为负数,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空间效应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一定的作用,地理位置相近有利于各类要素的流动,有利于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改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异。

超历史干旱加剧非洲南部城市发展不平衡研究

在全球许多城市地区,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风险增加,其中重度脆弱区面临的风险更高。然而,不同社会组织、政府机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干旱的具体影响尚不明确。以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Maputo)为例,该地区具有非洲南部城市发展高度不平衡及脆弱性不同的特征,建立了一种社会环境情景.

制度质量、创新驱动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兼论贫困治理

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其引发的相对贫困,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文章从制度质量的视角,以国有企业比重和计划经济体制依赖程度作为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探讨在经济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过程中,制度质量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和作用机制。通过引入制度质量和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的交互项,基于2000-2021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中国加快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随着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的提高,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所处的制度质量水平相对越低,越将显著阻碍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创新能力是制度质量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机制。研究说明,提高制度质量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治理相对贫困的基础。

德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现象与治理

德国社会的区域发展具有十分显著的特征。由于产业结构老化调整、伴着社会制度的落后以及财政流转困难等问题,德国社会在历史上分别出现了三个不同阶段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的统一,德国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了德国政府治理区域发展的核心关切。文章研究发现,依靠实施财政平衡制度、独特的地区结构政策配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德国有效缓解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并为世界其他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有效经验。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2001—2021年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分析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定量测度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区位条件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因素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结果显示:2001—2021年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经济发展迅速,但存在绝对和相对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极差和标准差均逐渐扩大,使用人均GDP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在2015年之前基本呈持续下降之势,2015年之后呈窄幅波动之势;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区位条件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因素均对长三角区域整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显著影响,但这些因素对各省(市)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加强地区间合作,推动协调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投资机制。

我国农机化发展不平衡度的测度分析

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发展更加充分、更加均衡、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率。多年来,以数量、规模、速度等外显性指标为主要表征的传统增长方式,在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累积了质量与效率不高,以及区域、产业、品种、环节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测度分析农业机械化发展不平衡度,对于推动我国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可为新阶段农业机械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

对于贫穷落后地区家长在社会分层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对子代教育期望过低的问题,使用201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多层线性模型对家庭教育期望展开研究。研究发现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积极的家庭教育价值观都对提升家庭教育期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家庭教育期望存在负向的影响,而地区文化资本不仅对家庭教育期望存在正向的影响,同时还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教育价值观影响家庭教育期望时存在调节效应。为了促进乡村教育振兴和教育公平,政府部门不仅要从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角度优化地区间的教育资源配置,更要关注地区间文化资本上的差异,打破贫困认知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聚集和循环。

科技人力资源分布密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研究

通过分析2000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探讨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密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等经济学方法解释不同地区呈现不同关系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

区域发展不平衡研究进展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指区域之间在发展水平、功能和结构上的时空不平衡性。文献综述分析发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评价指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地区经济增长成果指标,另一类是地区间生活水平指标。这两类指标都局限于收入或GDP等经济指标,这对评价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不够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评价应该落到福祉水平层面。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区域发展与时间、空间组成的三位一体,对其研究应从时、空2个维度展开,即将空间维度的静态研究和时间维度的动态研究结合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与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已走过40年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区域发展不平衡所存在的问题,结合"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围绕界定政府职能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各区际间协调、平衡发展新模式,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平衡、充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