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

青年生育意愿减弱是造成当前“超低生育率”问题的重要原因,而青年生育意愿的形成深受父母个人特征的影响。基于此,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青年的生育意愿越低;照料支持和“传宗接代”观念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经济帮助并非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产生代际影响的有效方式;相比于男性,女性的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到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当前父母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加强公共托幼服务,提供隔代照料津贴,培育积极生育观念和完善女性生育保障是提升青年生育意愿的有效政策措施。

中国青年何以自豪?——青年受教育程度与国家自豪感的关系演变(1995—2018年)

文章基于1995—2018年世界价值观的中国调查数据,利用多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以18—35岁青年为研究对象,分解出青年受教育程度对其国家自豪感影响在时期和队列变迁中的演变趋势。实证结果显示,从总体上来看,中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最强,高等学历青年次之,初等学历青年最弱。随着时期推移,我国青年总体上的国家自豪感呈“U形”变迁趋势,其中,1995—2012年的先降后升趋势主要与初等学历和中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变化有关,而2018年达到最高点则主要与高等学历青年国家自豪感的加速提升有关。随着队列年轻化,青年国家自豪感呈现出“三个高峰”的趋势,并依次由初等学历、中等学历、高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变化所引起。由此来看,在时期和队列变迁中,较低学历青年的规范性国家自豪感会随个人地位及其生活体验进行重构,而高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则主要来自于对国家客观成就的理性判断。

受教育程度与胰腺炎的因果关系:一项孟德尔随机化研究

目的 通过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MR)分析探究受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EA)与胰腺炎之间的因果关系。方法 采用双样本MR分析,EA和胰腺炎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汇总数据分别来自SSGAC数据库和FinnGen数据库R9版本。采用逆方差加权(inverse variance weighted,IVW)、MR-Egger和weighted median法探究EA与胰腺炎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Cochran’s Q检验和漏斗图等方法评估异质性和定向的水平多效性。结果 共有604个与EA相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被纳入研究,EA与急性胰腺炎和慢性胰腺炎发病风险均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急性胰腺炎:OR=0.52,95%CI:0.44~0.62,P=2.43×10^(-14);慢性胰腺炎:OR=0.51,95%CI:0.41~0.64,P=7.20×10^(-9))。MR-Egger和weighted median的结果也提示EA与胰腺炎发病风险呈负相关。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没有违反MR的基本假设。结论 EA与急性、慢性胰腺炎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EA与胰腺炎的发病风险呈负相关。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

利用2013—2014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考察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少年子女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能够显著提升子女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分非认知能力维度来看,父母受教育程度能够显著提升子女的开放性、外向性和宜人性得分,但对尽责性和情绪稳定性得分没有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户口、年级和地区差异。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对子女的物质和时间投资越多,且越倾向于采用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越不倾向于采用专制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即父母受教育程度通过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和教养方式两条途径影响子女人力资本发展。

子女受教育程度与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父母未来信心的中介效应

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检验家庭中子女受教育程度与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子女受教育程度与父母晚年阶段的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父母未来信心”在子女受教育程度与父母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中介效应,即子女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父母未来信心”而影响着父母的主观幸福感;父母养育子女的数量与父母的主观幸福感和父母未来信心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是这种负相关会随着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逐渐降低;稳定而持续的婚姻、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拥有非农户口和养老保险等均与父母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最优及理性的选择;其次,政府相关部门需加大对多子女家庭的专项教育补贴,降低教育成本;最后,鼓励“老有所养”和“幼有所育”良性互动,突出子女教育对父母养老的反哺功能。

父辈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子代相对贫困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分析

探寻教育减贫的实现路径是后扶贫时代发挥教育扶贫作用的关键。本研究旨在从群体差异视角探究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子代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教育减贫实践提供一定的启发与理论指导。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对1143户配对家庭的父辈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以及相对贫困等变量的分析,结果发现: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均影响子代相对贫困且具有跨时间稳定性,父辈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代越不容易陷入相对贫困;从纵向发展趋势上看,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会直接影响相对贫困的初始水平,然后通过家庭规模的初始水平产生间接影响,再影响相对贫困变化率;母亲受教育程度会直接影响相对贫困的初始水平,通过家庭规模的初始水平产生间接影响,再间接影响相对贫困变化率;父辈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有效控制家庭规模大小,从而减少其子女家庭落入相对贫困境地的可能性。总之,教育减贫作用存在显著的代际效应,应进一步强化教育在后贫困时代贫困治理中的长效作用。

地权稳定是否促进农村地区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提升?

促进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是落实乡村人才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维护农地产权稳定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以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队列DID方法分析地权稳定性增强对农村地区青少年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权稳定性增强会显著促进青少年完成高中阶段学历教育。机制分析表明,地权稳定主要通过劳动力非农转移渠道,缓解家庭教育支出的资金约束,对个人受教育程度产生积极影响;劳动力非农转移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家庭的作用较为明显。因此,稳定农村土地产权不仅有助于惠农富农,还有助于促进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提升。

父母受教育程度、教育卷入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研究

为探析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关系,以及教育卷入在其间的中介作用,运用父母期待量表、父母参与量表和核心能力量表对某“985”大学1 961名本科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城市学生与独生子女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教育卷入程度更深,学业表现更佳;父母受教育程度直接预测大学生学业表现,并通过教育卷入间接预测大学生学业表现,教育卷入中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比父母期待更强;父母教育卷入水平有待提高。基于分析与讨论,从父母层面、学校层面和政府层面分别提出对策与建议,父母应转变教育理念,提升教育能力;学校应推动家校协同,形成教育合力;政府应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吗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张,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但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依然明显。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人口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从影响效应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对缩小教育性别差异的作用依次递减。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受教育预期的提升作用更大,缩小了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这种影响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落后地区更为明显,并在2016年《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之后得到强化。从教育阶段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缩小人口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对初中及以下教育阶段的影响不明显。从地区差异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缩小人口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的作用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人力资本积累较低、公共教育投入较低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促进了教育公平和包容性发展。

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为了使经济复苏,我国提出了双循环政策,消费在这种双循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鲜有学者研究女性及其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现阶段女性开始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提高,为探究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在家庭消费中的影响,采用西南财经大学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促进消费,但是存在不同城市及家庭角色之间的差异,针对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加大对教育的扶持力度,提升居民消费结构等措施。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全面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已成为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任务。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教育发挥着基础性、持久性、引领性的作用,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同时,受教育程度作为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能力的评定。然而对于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流动人口来说,教育对这一群体的就业质量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构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比较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将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表现为收入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就业稳定性增加以及社会保障参保率提高;在流动人口内部,教育对男性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收入和就业稳定性的提高作用大于女性;而对减少女性流动人口工作时间,提升获得社会保障可能性的影响更大。根据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国情,建议重视对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财政投入,加大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宣传力度,增加对落后地区女性的教育投资,保障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权益。

受教育程度、议价能力与家务分工——基于双边固定效应模型的经验分析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格局亟待转变。本文基于时间利用的视角,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双边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务分工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受教育程度对家务劳动时间存在显著影响,但并不会影响夫妻间的家务分工;(2)自身工作时间对家务劳动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配偶工作时间对家务劳动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家庭内部存在时间补偿机制;(3)女性收入的提高能够促进家务分工的性别平等,“女高男低”的收入格局更有利于家务的公平分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加强教育普及力度、落实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提倡居家办公等政策建议。

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和受教育程度与宅基地流转意愿的Meta分析

本文运用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对30项实证研究的11 922个调查样本进行再统计分析,获得了更加细化和精准的结论:户主家庭收入来源和受教育程度与宅基地流转关系都有着显著正向弱相关关系。不同经济区域和数据来源年份2个情境因素均对上述关系有着一定的调节作用。不同经济区域对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和受教育程度与宅基地流转意愿的调节作用都是显著的,中部地区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与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正向影响比东部地区更强;经济越发达地区,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宅基地流转意愿正向影响越强。数据来源年份对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与宅基地流转意愿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数据来源年份在2013以后,数据来源年份对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与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强;数据来源年份对农户教育程度与宅基地流转意愿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数据来源年份在2013以后对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与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家庭抚养比对女性劳参率的影响——来自CSMAR“一带一路”68国2010-2018年数据

利用国泰安“一带一路”沿线68个国家2010-2018年的国别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时间与个体交互固定效应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家庭抚养比对女性劳参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条件等变量后,女性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其以下时,其劳参率不会有显著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一旦接受大学教育后,女性的劳参率有显著提升,在1%水平显著;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女性家庭儿童抚养比每增加1%,其劳参率下降0.276%,在10%水平显著;女性家庭中的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其劳参率没有显著变化。这对研究全球女性劳参率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也为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往来提供了新的视角。

职业培训、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农场经营绩效

受教育程度体现家庭农场主的价值观念和认知能力,对生产经营决策具有较大影响,更好的教育有助于家庭农场主提升经营绩效。为分析职业培训、受教育程度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提出职业培训对低教育水平的弥补作用,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利用2018年江苏省家庭农场运营监测数据,构建了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年培训次数和家庭农场经营绩效之间的2种简化回归方程,并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因变量替换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限、受培训次数及其交互项的系数在回归方程中均为正值,受教育年限、受培训次数系数在0.1%置信水平上显著,交互项系数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因此,职业培训、受教育程度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参加职业培训能够帮助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农场主提升经营绩效,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农场主参加职业培训后的经营绩效提升越明显。藉此提出,应从顶层设计上加大对农民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完善家庭农场主培训体系,积极构建继续教育的长效激励机制。

受教育程度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的关系研究进展

社会经济地位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已被广泛视为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影响因素,由受教育程度、收入及职业在内的多种因素构成。其中,受教育程度被视为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最常见指标。研究表明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与较低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和较好的临床预后相关。现就受教育程度对不同心血管代谢性疾病发病及预后的影响展开论述,以提高公众对受教育程度的重视,从而为进一步改善心血管代谢性疾病负担提供新思路。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代际居住模式

代际居住模式与养老模式、人口老龄化问题密切相关。本文从女性视角出发,分析了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居住模式的关系。本研究基于实施义务教育法的准自然实验,使用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识别女性受教育年限对代际同住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显著降低了其与配偶父母同住的概率。进一步,本文发现教育通过提升女性的家庭地位、让女性拥有更平等现代的价值观念、生育子女数量下降等渠道,使得代际居住模式发生改变。本文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的角度,为我国家庭小型化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维度,同时也为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使得孩子更可能继承母亲姓氏、改变女性相关认知等提供了证据。在老龄化和教育持续扩张背景下,本研究对于从国家战略高度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有重要现实意义。

个体受教育程度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基于性别和时间的视角

近年来,中国离婚率的攀升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了性别与受教育程度对个体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与国外研究结论类似,我国个体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稳定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第二,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离婚风险越高、婚姻稳定性相对低,但男性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稳定性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第三,受教育程度降低了1978年以前、1978—1990年和1991—2000年初婚女性的婚姻稳定性,但对2000年以后初婚的女性无影响,而2000年后初婚的男性受教育程度对提升婚姻稳定性有显著影响。文章关注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受教育程度对男女婚姻稳定性的整体性影响,并发现随着年代推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并不一定拥有较高的离婚风险,而对男性而言受教育程度对婚姻的稳固作用越发凸显。探究性别与受教育程度对婚姻稳定性的作用及其机制,对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婚姻观及其变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受经济走势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回报率走低,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和风险问题凸显,家庭金融投资要求从粗放型向智慧型转变,居民受教育程度成为分析这一问题的有效研究视角。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居民受教育程度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结果表明:提升居民受教育程度能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比重,并且这种影响在户口类别、家庭所处区位和经济发展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受教育程度主要通过金融素养、社会保障等多种路径来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提升全民素质、普及金融知识和加强金融监管是优化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有效途径。

共同富裕背景下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基于CGSS2017年调查数据

以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微观数据为基础,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并考察子代受教育程度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且与农村相比,城镇样本的正向增收效应更高;父母受教育的不平等会进一步拉大子代收入差距;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从分区域来看,东西部地区较为明显,而从不同家庭经济状况考察,对不高于平均水平的家庭影响程度更高;子代受教育程度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增收效应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