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公羊学与变法维新

清代公羊学在乾隆后期逐渐崛起,后来经过常州学派、龚自珍、魏源等承袭和传播,逐渐蔚为大观,由学术影响到政治,最后转化为激进的变法工具,乃至与维新变法同归歇绝。考查清代公羊学,我们不仅要从学术发展本身的规律上去看,更要将之与时代和政治形势相联系。公羊学开始作为"汉学"的竞争者而出现,但是当后世学者逐渐将之用于改变现实的学术工具之后,公羊的"本义"渐渐被"引申义"所取代,但是于社会而言,公羊变法的影响却也变得更为有力。所以考查清代公羊学与晚清变法的关系,可视为传统学术和政治关系最为经典的注脚。甚至极端而言,近代的一切变革思潮,都是以公羊学为"里子"而以舶来的西学为"面子"的结合。

李端棻《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研究

开制度局和开懋勤殿的斗争贯穿百日维新始终 ,成为维新派和守旧派争夺国家权力的焦点。在维新派开制度局受挫 ,变法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 ,维新官僚李端向光绪皇帝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 ,提出了以开懋勤殿为核心的四件关系变法全局的大事 ,对当时的变法斗争 。

托古改制 破旧立新——试论康有为变法维新的体制蓝图

康有为作为维新运动的旗手,早已载入史册。而其学术研究,则是为"政治的学术研究",是为其托古改制、图谋变法所作的理论探讨,纯为"经世致用"、"救亡图存",其著作《孔子改制考》就是为变法维新作的体制方面的思考。

浅析刘光第学术思想与变法维新

本文着重就刘光第学术思想与其变法维新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评析。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刘光第的学术思想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如:依时据理发挥变易学说,倡言变革;从尊崇皇权观念到重国权观念等。不仅如此,刘光第还改进研究方式,深化对西学的认识,积极推动中学同西学会通。在此基础上,刘光第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和方案。综观刘光第学术思想与变法维新关系的历程可以发现,是刘光第生活的时代造就了他,而他又为时代的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刘光第也和其他思想家一样,其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处时代的限制。

论谭嗣同的变法维新与“变通科举”

特殊的人生经历、理论渊源和哲学理念造就了谭嗣同思想的特殊性,与此相伴而来的则是他教育思想的独特性。正如其他近代哲学家一样,谭嗣同深切认识到了教育的作用,并且极力提高教育的地位、凸显教育的地位和价值。这使他对教育寄予厚望,进而将教育改革奉为变法维新的重中之重。谭嗣同一面将中国的衰微落后归咎于教育,一面将中国振兴的希望寄托于教育改良即"变通科举"。"变通科举"在保留科举考试的前提下改变科举内容,既表明了谭嗣同的变法诉求,又流露出对传统教育的保留。

川西鼓吹变法维新的号角—《蜀学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魔爪直接伸进了四川,向天府之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强行开辟商埠,开厂设栈,象瘟疫一般的宗教和文化侵略活动则更为猖獗。法国人德酿德勒竟有《吞灭四川策》一书出笼。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四川一些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员深感要改变旧法,以适应新的情况,他们强烈要求探索中国富国强兵的道路。这股改良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抵制殖民主义掠夺。

变法维新与文体改革

中国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末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逐步加深的客观现实情况,远比太平天国时期要复杂得多了,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前一时期。中法、甲午战争的惨败,天津、马关灰溜溜的外交,掩饰在“同光中兴”外衣下的昏暗政治,瓜分狂潮,巨额贷款,这一系列事变,使中华民族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不能不为之所动。梁启超的一段话很反映这时的政治形势。他说:“甲午丧师,

变法维新志士宋伯鲁

在距今100年前的“百日维新”运动中,有一位被梁启超评价为“屡奏定国是,废八股,劾奸党,言诸新政最多”的变法维新志士,他就是陕籍学者宋伯鲁。 宋伯鲁(1853-1932),字子钝,号芝栋,

黄遵宪的变法维新思想及其实践

黄遵宪的变法维新思想及其实践刁元庆，樊协太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诗人和外交家．至于他的思想和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作用、地位，则鲜为人知．因此，本文仅就黄遵宪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变法维新思想及其实践略作论述．黄遵宪（１８４８－１９０５年），字公度，广东嘉...

“心学”、今文经学与康有为的变法维新

康有为第一次上清帝书受阻后,于激愤之余,遂思从经籍中寻求变法根据,以便给维新运动披上古色古香的袍服,演出历史的新场面。于是,“心学”同今文经学被用来宣传改革与维新。

变法维新和中国近代军事革新

变法维新期间,维新派提出了一系列革新军事的主张。这是变法维新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对近代中国军事革新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丰富了中国国防思想的内容,推动了近代中国国防思想的发展;它对近代中国军制革新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它促进外国军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军事学术的进步,并推动了中国新式军事人才的产生。

略论郑观应的变法维新思想——读《盛世危言》

郑观应（1842-1923）字陶斋，广东香山县人，是中国近代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他“幼猎书史，长业贸迁”，任过外商洋行经纪，“总理宝顺及太古轮船公司事务”，参加过当时官督商办企业的许多活动等，具有“三十余载”经营近代工商业的丰富实践经验。曾捐纳过郎中与候补道台。

《时务报》政论与维新变法的公共舆论建构

本文以《时务报》鼎盛时期梁启超的政论为切入点,重点研究《时务报》及其所载政论对维新思想以及变法运动的政治宣传,并结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探讨《时务报》对当时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建构。

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新旧冲突探析

戊戌前后发生在湖南的新旧冲突,既是当时全国性新旧冲突的一个缩影,也是维新阵营中两种不同变法理路、不同改革势力之间相互争夺变法话语霸权的典型例子。陈宝箴等人在湖南举办的新政,是甲午战争后全国性的政府主导的变法运动的组成部分。湖南固然"真守旧之人"不少,但当时以陈宝箴为首的湖南省官绅主流倾向是开新的,绝大多数并不反对变法维新。"真守旧"的徐树铭、谭钟麟等湖南籍官绅的奏疏、书札,却长期未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

叩响天朝之门的世界革命——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革命”的使用

1895年之后,由于满清统治者未能成功应对甲午战争的失败所产生的民族危机,革命的意识形态赢得了立足之地。经由日文翻译的刺激,并以孙中山自称"革命党"为表征,中国的革命话语发生了一次范式转移,从而接受了将上升中的大众作为历史主人的观念。康有为的世界观正是形成于这一世界革命的背景中。他将法国大革命与反清革命并称,即是赋予了造反者合法性,从而背离了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今文经学的经典。分析康有为1898年的奏议,可以揭示其改良理论与实践如何由他的世界革命视野所建构,以及他如何在修辞上将世界革命与"汤武革命"传统相混合,使得"变法""维新""变政"这些词语与隐身的"革命"一词相互交织。康有为所使用的刻写着激进蓝图的"革命"话语,实际上是将现代性强加于满清王朝,而非以一种传统儒家的方式赋予其合法性。在传统语境中细察这些关键词的过程中,本文的分析不仅跨越了语言、政治、经学和知识精英文化各领域,更跨越了诸多微妙的层面,如互文验证、心理复杂性以及政治的与文化的紧张等等,藉此希望给康有为及戊戌变法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考维度。

近代湖南维新派人物群体经世观的主要特点论析

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代湖南人物群体对传统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他们以今文经学为武器,将变法与经世结合起来;既注重宣传,又躬行实践,将理论阐发与变法实践结合起来;他们提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社会风俗习惯上进行变法维新的主张,因而其经世内容非常广泛;在改良失败时,他们不怕流血牺牲,断然倡言流血革命,以唤醒世人的觉醒。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与他们的先辈们一些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