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交错”叙事诗学的深化及其跨文化表征——从张翎的创作轨迹谈《余震》

在张翎小说的创作轨迹中,早期的《寻》为张翎“时空交错”叙事诗学的开启,《余震》则意味着其叙事诗学的深化。这一深化具体呈示在小说人物沃尔佛的结构性存在以及王小灯与李元妮的母女共生关系的形塑之中。从《余震》开始,张翎将“时空交错”叙事诗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演绎出故土之源与新居反哺的双向性跨文化表征路径,使这种“双向交互”突破了情节性的束缚,且随着张翎“在故土之外”回归故土的情感和美学探索,逐渐形成一种隐性的、“在故事之外”的结构性叙事特征。

嬗变与转型:新文学运动前后的中国叙事诗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及新文学运动前后 ,是中国叙事诗艺术由古典向现代形态演进的关键时期。西方叙事诗学及其文学的影响与中国抒情文学中心地位的式微 ,使当时的”新体”叙事诗创作及其理论批评 ,呈现出新的创作形态与艺术追求。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白话叙事诗”及其创作形态的出现 ,为中国叙事诗艺术现代文体类型的确立与理论批评体系的重构 。

汉维现代叙事诗结构类型及对比分析

叙事诗以叙述性的方式讲述故事或叙述一系列事件。与抒情诗强调情感表达不同,叙事诗注重通过故事情节、角色和事件的叙述来传达信息。相对于传统叙事诗,现代叙事诗在形式和主题上更为多样化,反映了当代社会、文化和个体的体验和观点。该研究以对比分析为方法,综合大量文献资料,系统地归纳总结了汉维现代叙事诗的结构类型,通过比较汉维叙事诗的结构元素、融合方式及表达手法,得以深刻理解汉维现代叙事诗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该文通过把握汉维现代叙事诗不同结构类型的核心特点,揭示了叙事诗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价值和表现力,以期促进对这一特殊文学形式的深层理解,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和帮助。

朱湘、冯至叙事诗比较论

朱湘和冯至是两位在中国现代叙事诗初创期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诗人。本文从中国现代叙事诗初创期的特定背景出发,从题材选择、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及风格形态等多方面比较他们叙事诗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其叙事诗出现的重要意义,认为他们各以初具系列化和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真正使中国现代叙事诗获得独立的文体特征,标志着中国现代叙事诗体制的正式确立。

郭小川长篇爱情叙事诗中的恋人形象研究

郭小川一生共创作了三部长篇爱情叙事诗,分别是《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和《严厉的爱》。本文通过细读诗歌文本,对三部长诗中的恋人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探究恋爱中的男女青年在面对革命伦理与爱情伦理冲突时的不同态度。通过多种恋人形象的塑造,展现了革命与恋爱的融合与消解,更揭示出在革命背景下人性的复杂与冲突,以及在革命伦理与爱情伦理的碰撞中人物内心的多重拉扯。

道德底线与欲望诱惑:拜伦土耳其叙事诗中媚俗的女性书写

在浪漫派时期,西方读者对东方书写的渴望达到了顶峰。空前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大批书写东方的书籍,但这些盈利文学多因触碰了西方人的道德底线而饱受批评、销量不佳。拜伦则不然,他在创作土耳其叙事诗的过程中,将目标读者聚焦西方中上阶层的女性,通过对平衡术、白日梦、“甜媚俗”与“酸媚俗”等媚俗策略的巧妙使用,不仅逃脱了僭越道德底线之嫌,为西方女性提供了力比多的代偿性满足,也符合中产阶级女性的性别规范,满足了上流女性的猎奇心理,甚至还突出了西方女性的道德优越感,成功缔造了“拜伦神话”。

意义的生成:东北解放区农村叙事诗的历史复杂性

东北解放区农村叙事诗意义生成有一定历史复杂性。延安《讲话》精神在东北落实与延安文艺制度在东北落地,影响东北解放区诗歌题材选择、生产运作和意义结构;同时,农村叙事诗既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话语体系下,又扎根于政治和文化局势高度复杂的东北区域话语场中。在复杂历史语境和东北土地改革政策的影响与引导下,农村叙事诗呈现出典型的战争文学样态和“人民性”的革命文艺本质意义,承担大众化红色革命诗歌应有历史责任与时代担当。

壮族叙事诗《寻找太阳的母亲》的文化传承研究

《寻找太阳的母亲》是广西壮族诗人韦其麟的代表作之一,该长篇叙事诗通过融入壮族文化元素、壮族民间生活和诗歌艺术手法,再现壮族民间故事《妈勒访天边》的民族精神、民族信仰和民族情感,充分体现出作品具有民族性、诗歌性和母体性的文化传承特点。该文从学校、媒介和社会层面发掘作品的文化传承途径,全面呈现其文化传承价值,即通过丰富的壮族文化课程内容,开展壮族特色文化活动,培养教师壮族文化素养,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叙事诗《寻找太阳的母亲》的文化传承功能,为推动广西壮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研究发挥积极的作用。

于“不寻常处”探寻叙事诗的教学价值--以统编教材八年级下册叶石壕吏曳的教学为例

教学如何凸显单篇文本的价值,让经典重新焕发生机,打破与学生心理的隔膜感,是一线语文教师教学的难点。《石壕吏》是杜甫“诗史”的典范之作,文章依托孙绍振文本解读的矛盾分析法,立足經典文本的“诗”“史”价值,分别从叙事层面、形象层面、价值层面三个维度还原文本语境,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剖析文本中不寻常的细微处,深入挖掘《石壕吏》背后忧国忧民的内在矛盾和作者忧患悲悯的伟大人格,进而理解杜甫作品谓之“诗史”的经典价值,以此引导学生借由单篇阅读打开社甫叙事诗的群文视野,提升自主阅读的语文素养。

韦其麟叙事诗《百鸟衣》中的古卡和依娌形象研究

百鸟衣的故事是广西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广西著名诗人韦其麟从小耳濡目染,深深被故事里的情节打动。1955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时,20岁的韦其麟创作出了叙事诗《百鸟衣》,民间故事中的张亚原与公鸡姑娘在这首叙事诗中得到了新的生命。在诗人的笔下,古卡与依娌的形象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因此对古卡和伊娌形象的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点。

初中古代叙事诗情境创设的原点和生长点

初中古代叙事诗呈现出叙事式抒情的特点,兼具叙事性和诗性。教学的难点在于借助所叙之事、所写之人,品悟诗人如何叙的艺术手法和为何叙的复杂情感。情境化教学是解决此难题的有效策略,成败的关键在情境创设。诗言情,“情”是情境创设的原点;聚焦“叙”的视角以及“事”的留白、矛盾逆折处,这是情境创设的生长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彝族叙事诗《妈妈的女儿》保护与传承研究

《妈妈的女儿》是一部彝族传统叙事诗,蕴含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中占据重要地位。这部叙事诗不仅是彝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研究彝族历史、民俗、哲学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的珍贵资料,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它虽然来自民间,却具有高雅的艺术品位,体现了彝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论40年代“解放区”叙事诗创作及其形式的“谣曲化”

40年代"解放区"的叙事诗创作及其艺术形态,不仅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学事实,而且也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大众化"及"民族化"追求与"现代化想象"的结果之一。从文学史的立场,考察分析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格局下"民歌体"叙事诗创作的繁荣,发掘其文体形式的"谣曲化"选择与现代叙事诗艺术互动、冲突及作用的历史,避免对"解放区"的叙事诗创作及研究的简单化,成为本文学术探讨与历史描述的主要目的及内容。

说唱叙事诗与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状况的辩证考察

学术界普遍认为 ,中国古代叙事诗是不发达的。但这实际上是在传统型叙事诗不发达的前提下作出的推论 ,而不是在对包括传统型叙事诗和说唱型叙事诗在内的中国古代所有叙事诗之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令人信服的论断。我们认为 ,中国古代叙事诗应包括传统型和说唱型两大类 ,“说唱叙事诗”也应纳入古代叙事诗的范畴。虽然量大篇长的说唱叙事诗并不能改变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的事实 ,但广义地看待并评价包括说唱型叙事诗在内的中国古代叙事诗 ,才能更好地揭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实际状况。

呐喊与叙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叙事诗探论

在 2 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 ,叙事诗创作形态的出现及成长 ,是现代文化背景下中西文学碰撞与对话中形成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类型之一。本文通过对 3 0年代叙事诗创作形态的描述 ,和它的文学成长经验与审美要求的历史考察分析 ,期望发现并探索叙事诗文体类型在现代文学整体中的演变及意义 ,以及对中国现代诗学文体形式核心骨架形成与发展的作用 。

诗歌观念变化与现代叙事诗的脉冲式繁荣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诗歌的本质是抒情，叙事似乎不具有咏物抒怀同等重要的美学意义。因而，《诗经》时代就没有出现过荷马英雄史诗式的长篇叙事诗。亦如荷马史诗并不排斥抒情一样，中国的《诗经》也并不拒绝叙事。这恰好说明抒情与叙事是诗歌与生俱来的两大功能，

论贺敬之叙事诗集《乡村的夜》

《乡村的夜》一次次把死亡凸现出来,饱含着对下层人的深切同情和对人性的呼唤;而具体描摹的人物命运又给人一种悲剧性的震撼。它所表现出来的叙事技巧则是故事性和戏剧性的融合。

试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民族特色

在中国这样一个诗的王国里,古代叙事诗实在是称不上发达的。这不仅表现在叙事诗数量的微弱,而且因为它们与中国古代那些不太发达的史诗一样,情韵浓厚,往往以情挟事,借事抒情,而不重视叙事的联贯、情节的铺排和人物的刻划,有别于纯粹的客观叙事的诗作。说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还因为纵观中国古代诗歌史,长篇叙事诗作寥寥无几,于《孔雀东南飞》、《胡笳十八拍》、《木兰辞》、《长恨歌》、《圆圆曲》、《兰陵女儿行》、《双鸩篇》等之外能够列举出来的,实在不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象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斯宾基的《仙后》、弥尔顿的《失乐园》之类长篇叙事诗,在西方文学史上可谓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