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边疆民族的服饰文化与交流

古代中国的边疆民族是多元文化的交汇点,西域的草原、南疆的丘陵形成了特有的服饰,反映了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服饰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商品的贸易,加强了文化的互动和影响。

观念、制度与政策:古代中国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逻辑的历史考察

近年来,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日渐凸显,如何实现和谐共生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与西方目的论动物观不同,中国先民很早就形成了“德及禽兽”的观念,并且周王朝还建立了较为系统的野生动物保护制度。董仲舒将儒家思想与各派思想相结合,使这种观念系统化、理论化。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产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善待动物的思想。在传统动物观的影响下,我国历代统治者不断颁布禁猎、禁屠等“恩及禽兽”的法令,完善相应的制度政策,对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浅析古代中国创世神的属性——兼与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属性比较

从宗教信仰的方式和内容来看,神灵属性主要包括自然神、祖先神、职能神、至上神和唯一神等类型。古代中国的创世神多为祖先神,而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多为自然神,如此差异,与两地区早期的文化发展模式、家庭形态演变过程以及政治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同时,通过对古代中国与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属性的比较,可以反映出两者虽同为东方文明,但具有明显不同的文明特征,从而使人们对两种文明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企鹅版《浮生六记》的古代中国形象建构

由白伦和江素惠翻译、企鹅出版社出版的《浮生六记》,是四个英译本中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个。本文基于法国形象学理论,从正文本和副文本两个维度分析了企鹅版译本建构的中国形象。研究发现,译者基于“狂热”的态度,建构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形象;基于“亲善”的态度,建构了古朴纯厚、异国风情的古代中国文化形象,和落拓豪爽、善良苦难的古代中国人形象。研究还发现,译者建构的中国形象包括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个部分,前者范围是清代,以消极形象为主;后者范围是明代及以上,以积极形象为主。译者建构中国形象的“动力线”在于,在拨乱反正背景下的译者,热爱中国、尊重中国、同情中国。

财税制度与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构建与巩固

财税制度的每一次变动都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息息相关,缴纳赋税使得国家获得了物质资料以巩固统治和发挥职能。因此,财税制度对国家的统一和巩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大一统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是古代中国的治世传统。从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入手分析中国古代财税制度与大一统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财税制度推动了家国共同体的构建,提升了国家集权化程度,有利于大一统国家的构建与巩固,提高国家控制力,实现国家发展。

古代中国女性译者:身份、角色与启示

中国古代女性译者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正史中从未有过关于女性译者的记录,且目前学界极少有关于中国古代女性译者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这一译者群体缺乏历史影响力。西汉伏胜之女、出土的居延汉简所载的“女译二人”、唐朝女尼法澄是目前有稽可考的四名中国古代女性译者。笔者在查阅多方史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将上述四位译者的翻译置于其各自的历史语境中考察,认为此四位古代女性译者均为其各自所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翻译角色,考察她们的翻译活动、身份对当前翻译史研究有启示意义。

以中国为视角的丝绸之路逻辑线梳理与反思——评郭建龙《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丝绸之路历经2000余年历史风烟,相关研究亦浩如烟海,望之每每既令人兴叹感慨,又觉纷乱如丝。郭建龙《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在纷乱如丝的丝绸之路历史中抽绎出逻辑主线,表现出较强的史识及与此相关的史料处理能力。该书最大特色有二:一是梳理了丝绸之路的几条逻辑线,较为清晰地把握了丝绸之路的历史主线;二是反思丝绸之路上古代中国遭遇世界的历史,较为精准地点中了丝绸之路兴衰的穴位。

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

古代中国基层公共事务的自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涉及并不多。拟通过文献分析和史料分析,研讨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的特点,认为它通过互济互助解决乡村基础性公共事务以及公共事务的伦理治理方式,形成了公共管理的一类模式,透现出公共管理的特征,并对现代公共管理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何为宪制问题?——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

有别于通常对Constitution的宪章和宪法理解,本文集中关注宪制,即一国的政治性构成,以及为促使一国得以构成和发生而必须以制度回应的核心政治问题。通过对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中世纪和近代英格兰、美国以及古代中国的宪制实践和经验进行简要比较分析,本文提出至少一些重要国家的宪制问题是不同的,而古代中国的宪制问题具备自身的特殊性。

关于“古代中国有无民法”问题的再思考

从 2 0世纪初至今 ,学界对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对该问题的两种相反立论反映了近代以来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的两种不同理解。本文首先对其争论过程略加回顾并予评述 ,同时指出讨论的合理性和真诚态度是不容置疑的。但由于分析方法、概念运用等方面存在错位 ,讨论双方越来越远离讨论的初衷。为了使讨论获得更广阔的空间 ,问题本身需要得到更精确地限定。

香满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社会发展

蜀身毒道、麝香之路与丝绸之路,都是古代中国西部民族与世界民族交流的古道。在这些古道的一端是具有适合香料产生的湿热、高寒自然环境的中国西部地区,历史上,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元,且瘟疫、瘴气等自然灾害多发,并关系国家疆域的安危;在这些古道的另一端,是同样适合香料、香药生产的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等异域国度的世界各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香文化在丝绸之路等古道上,与世界各个民族传统文化交融并生、和合共存。一直以来,香料、香药是丝绸之路等东西方交流古道上朝贡、商贸等活动中的重要物品,香被广泛的应用于古代中国的世俗生活和神圣世界,在民族传统文化交往、医疗卫生及文化精神生活等方面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香文化成为实现边疆社会稳定发展、维系丝绸之路等东西方民族交往古道兴衰的重要文化纽带。借助香及香文化,古代中国各民族与异域世界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断交流、借鉴、融合创新、和合共存。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民族交流古道上丰富多元的香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有效构成。汉唐以来,香文化深刻的影响着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构建。挖掘、整理香文化是共享丝绸之路精神、把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之宗教文化核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

想象中国的方式:关于西方建构古代中国形象的研究路径与现实意义

有关西方的古代中国形象研究,不仅有知识论的价值,对于当下中国的跨文化交流也颇具反思意义。既有研究大致提供了一个西方视野下古代中国形象由盛转衰、由好变坏的知识谱系,其背后却隐含了不同偏好的研究路径和价值取向。知识-权力论和边缘-中心论注重主体对于作为客体的中国形象的权力关系或政治经济关系而易陷入主观,文明冲突论过于强调不同文明主体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超越权力和政治经济结构的限制,回到文明本身,从多元主体的角度建构中国形象,成为中国跨文化实践的核心命题。

古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观论纲

古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观是发展观研究中的一个空白领域。古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观在社会根本属性问题上认为“君权神授、天下王有”,在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上认为维护君王的天下大业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在社会发展模式问题上认为应构建一种以君王拥有绝对权力为特征的社会治理体系,同时采取“王”道和“霸”道两种相辅相成的方式,实现维护君王天下大业的目标。这种社会发展观在当时确保了人类社会发展前进所必需的秩序和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与之后的社会发展观相比,在许多方面都是非常落后的,尤其是其将社会主要注意力引导偏离了社会经济发展这个本应的第一位重要事情,从而直接导致了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和封建制度长期延存。

古代中国宗教的基本精神

中国宗教的基本传统在于。古代中国宗教与原始宗教保持了连续性,由此,原始信仰或宗教中的一些基本元素都在以后的中国宗教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多神信仰和巫术崇拜。上述基本传统在道教、佛教和儒教中均有体现。其中道教的原始信仰品格最为典型。同时,道教与佛教的原始宗教精神还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功利主义特征和非理性特征。儒教由于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因此也难免原始宗教中的一些陋习,但儒家的无神论色彩和对巫术的斥逐都具有矫正作用。道教和佛教也有与原始或早期宗教不同的部分,这是指其中的伦理内容,具体说是与善恶和惩戒观念相关的内容。但道教和佛教都受到巫术性质和功利主义特征的深刻影响,而佛教还包括精英与大众双重性的困惑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共同体疲弱的深刻原因,这就直接削弱了其伦理性质。对儒教而言,汉代以后善恶二元论逐渐得到确立,并且受佛教影响。宋代以后以家族或宗族这一共同体为基础的惩戒观念与体系也获得建立,这些都担保了儒教伦理成为真正可能。与道教和佛教相比,儒教真正成为一个伦理型宗教。

古代中国探测南海珊瑚岛礁的历史意义

古代探测南海珊瑚岛礁是中国发现、管理和开发南海诸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漫长历史活动集航海技术、渔民生产、岛礁地貌、海洋生态、领土主权于一体,是古代中国开发利用南海诸岛的重要历史证据。从属性来看,南海珊瑚岛礁的发现、管理和开发在古代中国历史中不断演进,古代中国各朝代对南海珊瑚岛礁管理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形成了中国南海多元、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历史画卷;从归属来看,南海珊瑚岛礁的管理和开发推动了古代中国各个更替朝代在海洋领域发展的历史演进,历代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生产生活,进而推动南海诸岛主权归属很早进入中国领土版图的渊源历史;从主体来看,历史发展形成了多层次而又具传承性的南海珊瑚岛礁主体,南海问题发展中也应将南海珊瑚岛礁视为一个历史发展主体,它既拥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积淀,又面临着颇具争议的南海问题。

古代中国足球与现代英国足球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基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辩证统一,阐释古代中国足球与现代英国足球的历史变迁及其相互关联。认为:两国足球的历史紧密联系着其民族、国家的命运;文化本能的守持与调和支撑着西方足球的现时强盛,而文化本能的磨损与偏废促成中国古代足球早衰及现代足球振兴的艰难;基督教信仰保存与维护着现代英国足球的个性,而儒家文化限制古代中国足球的个性乃至积重难返。

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在日本的传播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与中国隔海相望。《三国志》中说：＂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1）（P854）《旧唐书》中说：＂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与中国通。＂（2）又云：＂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

政府执政理念对农村养老保障中政府责任的影响分析——以古代中国的家庭养老制度为例

政府作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设计的主体,理清政府执政理念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价值取向、政府责任内容影响的作用机制,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古代中国的传统家庭养老制度为例,对"忠君"的执政理念、对"尊老"传统孝道文化的制度价值取向和政府责任内容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有利于剖析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运行的内在规律,并准确预测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

古代中国民本思想长期存在的原因、价值及其揭示的问题

民本思想自形成后便长期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其原因主要是它披上德治主义的合法外衣、匹配重农抑商的合法政策以及与尊君构成失衡的一体两翼关系。民本思想长期存在的主要价值体现为直接价值和根本价值。前者在于它是社会秩序的润滑剂,后者在于它成了人文精神的表演场。它的长期存在还揭示了古代中国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周期性存在的民生问题、无法摆脱的农民造反和治乱循环之周期律、难以实现社会的持续性发展以及王朝体制存在诸多制约社会发展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