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大陆产业结构的影响

虽然台资对大陆三次产业的产出都有促进作用,但是现阶段这种作用还较小;台资对三次产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对第二及第三产业的优化升级作用较第一产业明显;台商投资的不平衡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中国大陆产业结构的不协调。为了进一步吸引台资,使之更好地为中国大陆产业结构升级服务,应加强对台资的政策引导。

台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工业增长的影响——以福建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笔者根据1989年～2007年福建省统计数据,运用协整检验、Breusch-Godfrey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台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工业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但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同时,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台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工业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台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区域工业增长的原因,而区域工业增长却不是台商投资增加的原因。最后,本文就进一步扩大利用台资、提高利用台资质量提出了政策建议。

台商直接投资推动海峡两岸产业内贸易研究——以机电业为例

本文在运用格鲁贝尔—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2001—2003年间的机电产业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海峡两岸贸易逐步从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趋势,分析了中国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对海峡两岸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对发展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产业内贸易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于台商直接投资和大陆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利用1991～2003年统计数据分析了台商直接投资与大陆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台商直接投资是大陆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大陆经济增长也是台商直接投资增长的原因。台商投资呈现出不平稳的特征。

台商直接投资与大陆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文章运用协整理论,利用1991~2006年统计数据分析了台商直接投资与大陆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台商直接投资是大陆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大陆经济增长也是台商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原因。

大陆相关立法对台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已进入全面投资阶段,促进了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目前在影响台商投资大陆的因素中最令台商困扰的问题是大陆的投资环境,大陆的相关立法已形成体系,旨在保护台商投资的合法权益。但最重要的还是法律的落实,大陆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基本达到了大陆相关立法对台商投资的保护目的。

台商直接投资对天津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天津正成为台商企业北上投资重要的目标地区之一。本文通过对天津市2000-2008年的有关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证明了台商直接投资对天津市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但相比于内资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度,台资企业的技术溢出贡献有限。由此,给出提高在天津投资的台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建立有效竞争机制,做好规划产业群落带,夯实人力资本基础,调整产业分布结构,促进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关联,促进内资企业自身技术能力的成长。

台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门槛研究——基于异质吸收能力视角

基于区域异质吸收能力视角,选取江苏、广东、浙江、福建等24个地区1993-2012年20年的数据,创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指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区域异质吸收能力对台商直接投资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特征与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TDI对大陆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作用并且存在地区差异,其主要原因是受限于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和对外开放度等异质吸收能力影响。

台商直接投资祖国大陆的空间扩散研究

台商在祖国大陆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江苏、广东两省为核心的沿海地区,在空间上呈现分散化趋势,在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同时,主要进行东部地区内的合理化调整。祖国内地各省市区的市场容量、资本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程度、经济开放度与地缘优势等因素随时间的变动决定着台商直接投资的空间扩散。

祖国大陆农业利用台商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农业是祖国大陆较早利用台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领域。台商直接投资祖国大陆农业经历了一个由隐蔽投资向公开投资、由短期试探性投资向长期稳定性投资、由单一小型投资向多元中大型投资的发展过程,并呈现出一些显著的特点,同时也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采取有效对策来促进其健康发展。

台商直接投资对福建产业结构升级影响门槛研究

界定区域吸收能力研究维度，选取福建、广东等24个地区1993－2011年数据，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研究台商直接投资对福建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实证表明台商直接投资对福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未完全发挥，主要是受限于较低的区域吸收能力，基于提升福建区域吸收能力等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台商对广东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广东省2005-2014年的有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台商投资对广东省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但是这种技术溢出效应的贡献程度相对比较有限。接着笔者通过分析台商投资对广东技术溢出效应的渠道以及广东省在利用台资上载技术溢出效应中所存在的问题,最后对有效发挥台商对广东省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出了建议。

台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根据1989-2007年福建省统计数据,运用协整检验、Breusch-Godfrey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台商直接投资(TDI)与福建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就扩大利用台资,提高利用质量提出了政策建议。

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台商直接投资对大陆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台商直接投资区位与GDP、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外贸依存度等呈正相关,与经济距离、FDI存量等呈负相关,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台商投资区位选择与在地营商环境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1995-2018年台湾地区对25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别从投资动机和制度距离的视角分析了在地营商环境对台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地区)营商环境总体上对台商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当前台商在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上主要出于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但东道国(地区)营商环境与台商投资动机存在负向联动效应,体现台商对外投资具有明显“次优原则”特征,即为了获取市场规模和低廉生产要素会在东道国(地区)营商环境稍差的地区进行折中性投资;第三,台商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制度接近性”,即会优先选择制度质量与自身相近的地区投资,并且东道国(地区)营商环境与制度距离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基于以上,本文对大陆优化涉台营商环境、增进两岸经济融合提出建议。

重要外部事件冲击下台商制造业对外投资的时空格局变化

利用2009—2021年台商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在分析台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的基础上,建立面板回归模型探讨重要外部事件对台商制造业及不同子行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9—2021年台商制造业对外投资金额呈现出向内地投资与向内地以外地区投资相互消长的状态,其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外投资这一特征最为明显;台商制造业以内地为核心的投资地域特征有所减弱,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地域转移趋势最为明显。(2)短期而言,中美贸易摩擦对台商制造业对外投资量存在显著影响,对台商制造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则相对不显著,“新南向政策”对台商制造业在“新南向”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东道国(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和防疫政策严格程度对台商制造业投资的决策影响有限;此外,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技术水平、贸易开放度、地理距离等仍然是台商制造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子。

中国台商农业技术时空扩散的格局、路径与机制——以福建省漳浦县为例

结合统计数据及实地调研、访谈数据,研究中国台湾青枣种植技术透过台商直接投资渠道在福建省漳浦县落地、发散与传播过程,分析其时空扩散路径、格局与机制,以期揭示中国台商农业技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具特色的扩散规律与机制,为加速两岸农业合作交流、制定技术应用政策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中国台商农业技术扩散过程呈现典型的S型曲线,但其扩散迅速、周期较短,扩散阻力小且示范效应显著;在空间维度,形成多核心、多强度、梯度扩散体系(中国台湾扩散源与本地扩散节点),扩散场相互叠加,以就近扩展扩散为主、等级扩散为辅的特色扩散格局。

1991年来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驱动机制

采用1991-2011年台商大陆投资资料,分析在较长时间尺度上、随台海局势不断变化,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行为的转变,并从大陆整体层面及各经济区两个空间尺度进行驱动机制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自1991年起,台商在大陆地区投资规模(尤其是投资金额)显著上升,累计金额呈"T"字型分布;TDI在大陆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及明显的"核心—外围—边缘"梯度结构,投资热点及次热点均向北推移,热点最终停留于长三角地区。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由前期(1991-2000)的地区电信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电力供应水平、高素质劳动力、政策环境、对外开放度,以及交通运输水平,转变为后期(2001-2011)的前期台资累积量、对外开放水平、地区市场规模、高素质劳动力、劳动力成本、区域政策环境、电力供应水平,以及产业集聚水平。具体至各经济区,其不同要素的发展水平对TDI的吸引程度不同,文化距离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