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时期史学功用论研究的几个特点——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为中心

以白寿彝、刘家和、瞿林东等学者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家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就史学功用论所涉及的多方面问题有持续而深入的严肃探讨。虽然他们各有相应的具体研究对象和学术风格,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学术共性:一是将史学功用论置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高度看待;二是极其重视史学致用与求真的辩证统一;三是密切关注历史知识普及和历史教育的实践得失,并予以理论的阐述。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学术传统传承的学术集体,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相关论述,是当前开展史学普及工作可以汲取的宝贵资源。

史学功用观视角下的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研究

从史学功用观的角度来看,我国当前高校历史教学严重脱离社会现实需求,必须从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着手,增强高校历史教学的社会实践性。相对而言,史学功用观在高校历史教学当中,一直都是积极倡导的观点,但在长久的教学当中,仅有少数教师能够坚持史学功用观视角,并且按照相关要求以及规范去教学。相对的,大部分教师都在应用传统的视角去教育学生,才会导致现阶段"愤青"的大量出现,这对社会的发展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意义。在日后的高校历史教学改革中,必须始终贯穿史学功用观视角,帮助教师和学生对社会、国家、国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重视发挥史学功用

重视发挥史学功用李书源史学的低迷是不必掩饰也不必讳言的事实。解决史学的出路问题，除了在理论、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创新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如何发挥史学功用的问题。这就好比企业生产一种新产品，必须要开拓市场，让人接受你的产品，而让人接受你的产品，那你必须适...

内圣外王,不同时代中国史学功用的嬗变及分析——以余英时“内在理路”的思想史研究学说为例

内圣和外王,都是史学功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从先秦至今,史学发展带来的史学功用,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形式,但都具有着或外王或内圣或二者兼之的特点。对这种改变原因的探讨,中国传统学者多从外缘因素,即政治影响进行阐释,但缺乏从文化自有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

史学功用与传统文化之我见

至于史学功用的有用性,这是历史理论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史学功用概念的演变总是与社会的演变密切相关,因为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对历史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迫使历史学家思考历史的基本问题,如对有用性的理解,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试论东汉史学政治功用的凸现

西汉前期,统治者对学术研究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因而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在主观上能够相对自由地表达对史学的学术追求。而到了东汉时期,随着统治者对史学控制的加强,东汉史家虽然并未放弃对史学的学术追求,但为政治服务的色彩日益浓厚,日趋成为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借鉴的工具。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相对稳定的时候,他们倾向于著史宣扬统治者的丰功伟绩;在政权式微之际,则纷纷从各个方面探索治国成败的历史经验,撰写史书,以供统治者借鉴。

史学批评二题

随着史学批评对于历史学以及史学理论、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愈来愈明显，史学批评逐渐被视为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而受到更多的关注。对此，一方面应努力加强史学批评的基础性研究，发现、整理、归纳中国史学中那些属于史学批评的各种材料和观点，系统地加以研究；另一方面宜对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史学批评的学科属性、批评范畴、研究方法等方面作学理意义上的充分讨论。期待史学批评能够有序、健康地发展，确定清晰的学科理念、积累充分的研究实践是不可忽视的必要条件。

“史学无用论”产生的主观原因——兼与肖宏发先生商榷

时至今日,许多人依旧怀疑史学的功用。这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等客观因素有很大关系,但从主观而言,它与历史科研成果脱离现实有关,与教学活动割裂现实有关系,也与受教育者被动接受历史知识有关系。

一个史学家的心声——读瞿林东教授《近三十年史学演讲录》

10卷本《瞿林东文集》的第10卷《走进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近三十年史学演讲录》,是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十次史学演讲中部分演讲稿的结集。全书包含走进历史学、史学与社会、读书与治史三个部分。作者以“走进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名书,意在突出中国史学最核心的本质,读来令人感到亲切与震撼,同时也启迪人们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进一步探索历史学的真谛、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认真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演讲录反映了瞿林东教授重视史学功用、关注史学发展和史学人才成长的自觉精神与治学风格。

论当代历史的“双阶段结构”及功用

一、从历史借鉴的命题说起 历史借鉴是史学产生之后,人类社会的永恒命题。它既古老而又年轻,说其古老,是因为在史学的童年时期,这个命题就被提出:《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

历史等于历史学:海登·怀特治史主旨简述

作为名闻遐迩的当代史学思想家,海登·怀特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引起了史学界许多人的注意,中文学界也不例外,但现有的著作比较侧重分析他的论著,特别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及其影响。其实,怀特的治史路径有着几个明显的转折——怀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成为一个史学理论家,而是想成为一个"正宗"的史学家,但他自学生时代起,又受到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的影响,寻求一个经世致用的理想。他的这一追求称得上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怀特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理论,通过历史书写中"叙述"的功用,写作包括《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在内的许多论著,为的是实践这一理想,让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形成积极的互动。而到了晚年,怀特又探讨超越"叙述"的新路径,以求历史学展现"实用的过去"。怀特的思想遗产既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亦在于他在革新历史学性质、观念和方法上所做的不懈努力。

明中后期历史编纂思想领域的新进展

就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而言,自正德、嘉靖迄至明末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不仅史学风气渐盛,私修当代史成就显著,而且史家在历史编纂思想领域不断探索,在论述史学功用、史家素养、撰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创见,有些认识更是被直接施用于实践而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为清代学者所直接继承。即便现在看来,依然不乏重要的借鉴价值。

白寿彝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

历史教育思想是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传统史学功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从现实和科学的角度关注历史教育，从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历史教育和如何进行历史教育的问题。他的历史教育思想，反映了他对于历史科学与社会现实生活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指导意义。

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对古今史学地位巨大反差的反思

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代史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所处地位上看,宛若“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别。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官贵之学,早期源生于官府而为上层达官显贵所把持,历代皇朝更是通过不断健全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而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官方史学系统。后者的建立则与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紧密相关,西方现代学科制度的引入与建立使新史学成为若干现代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之失去了官学的地位而独立于政治之外。史学由“官学”到“学科”的转变,在意味着其“显学”地位沦失的同时,客观上也便于学术自由化的展开。而如今如何扭转各种有关史学的世俗偏见,使之更好地与社会进步相契合,走向健康、繁荣的发展轨道,仍是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