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成因及其史学地位探析

北宋中期的唐史研究热潮为《唐鉴》的撰写营造了一个有利的氛围,热潮中涌现的一批唐史著作为《唐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者扎实的知识积累是《唐鉴》得以撰成的基本保障,参与编修《资治通鉴》并与主编司马光发生意见分歧是范祖禹决定撰写《唐鉴》的直接原因。突出的鉴戒思想、浓厚的史评色彩、独特的编纂体例、精辟的论断以及封建正统思想是《唐鉴》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亲睐的重要原因。

《禹贡》及其地理史学地位

《禹贡》作为我国最早的具有系统思想的地理科学著作，不仅以区域对比的方法分述了“九州”概况，而且以专题形式记述了导山导水，最后产生了一个理想的“五服”区划制度。它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全国山川大势和自然环境的认识水平及土壤分类的萌芽；另一方面“九州”之说和“禹河”观念也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食货派的史学地位

陶希圣创立的食货派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应有重要地位。本文指出食货派的史学地位体现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提升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揭橥"搜集史料"的旗帜,为时代酿造了搜集中国社会经济史料的激情;重视史料但绝不忽视理论的治史思想于史学转向的意义;开辟了诸多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领域;开启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合作之风;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治史主张。食货派不仅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创建提供了诸多研究成果,还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也奠定了食货派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

“上海模式”“欧美模式”：移民小说的文化心态分析和史学地位

移民是现代社会特征之一,移民小说是现代小说重要类型。本文主要论述中国现代移民小说的"上海模式"和"欧美模式",认为在这些模式背后是现代特有的移民心态和中外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并对移民小说的史学地位作了阐述。

“清代野史”的史学地位初探

清代的“野史”是代表中国封建社会野史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是中国野史集大成之作。上海书店印行的《清朝野史大观》一书,是“清一代野史的总汇”(《清朝野史大观·编辑凡例》)。此著篇幅浩繁,经过编辑,悉心编纂总其成为五类十二卷,即清官遗闻、清朝史料、清人逸事、清朝艺苑、清代述异等五个部分。各部均分用二卷或四卷来论述。对《清朝野史大观》的宏观研究,是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有益的补充。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去粗取精,寻回中华民族广泛留存民间的史学瑰宝,以弘扬我中华悠久流传民间之野史文化,这对研究祖国历史文化将有积极作用。

张之洞与《廿二史札记》的经典化——兼论晚清时期史学地位之变

经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显学,但在大多数时间传统史学或隐或显受到经学支配,一度形成经尊史卑的学术格局。晚清时期,在时局动荡、西学冲击、科举改制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这一学术格局发生了转变,史学逐渐由学术边缘走向中心。张之洞在教育实践中强调读史以经世致用,并多次向士人推荐乾嘉学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他早年任四川学政时,即在《8轩语》和《书目答问》中积极肯定该书的价值,后又在《劝学篇》及科举变革中强调此书应时之需。这些举措顺应了近代学术发展的大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学风,为赵翼史学传播和史学经典化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有利契机。

论《元亨释书》的史学史地位与史料价值

《元亨释书》成书于元亨二年(1322),为日本中世禅僧虎关师炼所撰,是日本首部汉文纪传体佛教史籍。《元亨释书》在日本佛教史学史上具承上启下的史学史地位,对日本佛教史籍的撰述具首创之功,也深刻影响了江户时代佛教史籍的撰述。其首创之功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受到《佛祖统纪》等中国纪传体佛教史籍的启发,创设“传表志赞论”五体综合的纪传体裁;其二,借鉴《春秋》《左传》等儒家编年体史书的编撰体例与“鉴戒”史观创设“资治表”;其三,模仿《史记》等纪传体正史,将“互见法”、直书曲笔等撰述体例运用于佛教史籍;其四,创设“赞曰”“论曰”,提出系统的佛教史观。此外,《元亨释书》对研究室町时代以前的日本佛教史亦具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关于唐代史学地位的几个问题

本文着重论述了有关唐代史学地位的三个被忽视的问题:唐代对史学功用的认识影响着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唐兴起的编年史和通史风展示了其后史学演变的趋势,笔记脱胎于小说家言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作者指出,唐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值得认真研究。

“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章学诚在乾嘉经学(考据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潮流中,为史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自立主体,慨然发声,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史学主体地位的确立,根本在于史家主体地位的确立。章学诚在刘知几"史家三长"才、学、识之论的基础之上,更添"史德"一目,最终完成古典中国史家的"学格—人格"建构。章学诚的重要学术创见,是依据学术理路的不同特质,将史学研究区分为"圆而神"的撰述和"方以智"的记注两大宗门。章学诚所谓"圆而神",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价值性判断的一门,强调灵动的、发散性思维,突显"史意";而"方以智",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事实性判断的一门,强调规整的、收敛性思维,讲究"史法"。这其间正蕴藏着非常宝贵的史学理论启示:不同宗门的史学著述,应当追求不同的风格与神韵,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试析《新红史》在藏族史学著作中的地位

文章以阐述《新红史》的史学价值为主旨,分析了作者著书的社会背景与修史态度;以史学对比法来比较同一时期的史学名著,强调《新红史》的鲜明特点,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从史学角度解析《新红史》及其著者的史学思想。

论谱牒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谱牒是我国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文书，包括族谱，宗谱、家乘等，是一家一族的历史。它同方志一样，是我国灿烂古文化的典籍之一，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起过积极的作用，在史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应当重视对谱牒的研究，

近代史学地位一度上升的原因

罗志田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撰文指出，清末民初经学和史学曾一度易位，前者从学术中心滑向边缘，后者则走向中心，获得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道义提升。从外在世局对学术的影响看，史学地位的提高，与道咸以后时局趋乱直接相关，使中国近代有意无意间出现了从“通经致用”到“通史致用”的转向。

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对古今史学地位巨大反差的反思

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代史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所处地位上看,宛若“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别。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官贵之学,早期源生于官府而为上层达官显贵所把持,历代皇朝更是通过不断健全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而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官方史学系统。后者的建立则与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紧密相关,西方现代学科制度的引入与建立使新史学成为若干现代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之失去了官学的地位而独立于政治之外。史学由“官学”到“学科”的转变,在意味着其“显学”地位沦失的同时,客观上也便于学术自由化的展开。而如今如何扭转各种有关史学的世俗偏见,使之更好地与社会进步相契合,走向健康、繁荣的发展轨道,仍是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

司马光的文学地位被忽视原因探悉

北宋中期,文人如群星灿烂,闪烁在中国文坛上。而"博学无所不通"的司马光却被后人作为一代重臣,一代史学家看待,文学史上基本没提到。本文试从史学地位、文化评判、仕宦生涯及司马光在宋学变革中的活动等方面探讨后人不重视其文学影响和贡献的原因。

唐初杰出的史学家——孔颖达

孔颖达为举世公认的经学大师,他曾参与撰修了《五礼》《孝经义疏》以及《五经正义》,他的经学成就和在经学上的地位,世人瞩目。但同时作为一位非凡的史学家,孔颖达在《中国史家评传》中却不在其列,而与其同撰《隋书》的魏征、颜师古等人皆被收录。因此探讨孔颖达的史学才能与贡献,树立其在唐初史学上的地位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沈约《宋书》平议

沈约《宋书》之取材,虽前有所承,却多能钩稽融会、断以己意。其学术价值虽高于同记刘宋史事的裴子野《宋略》,但由于外在的人事关系发生了有利于裴氏的变动,故在梁代的史学地位不如后者。尽管如此,是书无论史书结构抑或史观,皆对当时及后世史学乃至文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鸿门宴》备教摭谈

翻检有关《鸿门宴》一文的教学设计，我发现基本的套路如下： 课前预习 自读课文，给生字注音，列出情节提纲。 课堂教学 一、导入定向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主要是肯定《史记》的史学地位和文学价值。 二、整体认读1．介绍背景（故事“鸿门宴”发生的“前因”）。2．列出故事“鸿门宴”的情节提纲。

谯周《古史考》析论

谯周所撰《古史考》,是一部立意辩驳《史记》的著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门的历史考据之书。《古史考》虽然亡佚,但根据现存的90余则佚文,仍可以大致辨析和判断该书的性质、内容和史学地位。此书体现出谯周基本实行了以儒学经传为依据的历史考证,而具有一定程度的求真、务实精神。此书作为一部整体上开创历史考据的专著,在其成书时代是学术超前性的,所以著述旨趣没有为唐代学人所理解和继承,以致于降低了影响,使历史考据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学科的产生被拖延迟滞。

移民小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汤哲声撰文《“上海模式”“欧美模式”：移民小说的文化心态分析和史学地位》指出，移民小说应该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最具有“现代性”的小说文类之一。清末民初之际开始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路径实际上是上海的社会模式和商品经济向内地蔓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