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对商品的管理及其节约与诚信意识——以《周礼·地官·司市》为例

先秦时期对上市商品的管理及管理制度,蕴涵着“以政令禁物靡”的节约意识;“以贾民禁伪而除诈”的诚信意识。这些意识的思想基础与“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是契合的,它们对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泉州市舶司遺址出土“市舶亭”文字磚辨析

泉州市舶司遺址出土多塊“市舶亭”文字磚,其上文字可復原、補全爲“監造市舶亭蒲壽庚”。考古工作者未能明確泉州市舶司市舶亭的具體建築功能。對比宋元時期廣州、明州市舶亭可知,泉州市舶亭應是市舶司設置於城外入城水道上的“檢查點”,主要承擔檢查客舟的政務工作,也可能同時具有“抽解”等徵税職能,並非因觀賞功能而興建。而泉州市舶司内的清芬亭則是一座觀賞亭。由此可知,泉州市舶司所建亭的建築功能未必相同,至少分爲辦公和觀賞兩類。

南宋市舶司的建置沿革及其职能考述

南宋市舶司的建置构造大体可以视为广南、福建和两浙三个市舶司鼎足而立的格局。本文对"专置提举制"下的南宋市舶司及其职能的研究表明,广南市舶司在海南琼州设有市舶场务;福建市舶司在绍兴头十年有过"两罢三置"的动荡;两浙市舶司在头四十年属路司统辖期,在乾道二年(1166)后进入五务并存期,在杭州、庆元、秀州、温州和江阴分设市舶务。就职能而言,南宋市舶司(务)既是外贸税收机构,又是行政管理机构,既是外贸经营机构,又是经济仲裁机构,同时承担外交使节的接待任务,其活动范围较之现代海关要广泛得多。

清初广东市舶司的建置与沿革

关于清初市舶司机构的存在,现代工具书持忽视甚至否定态度。但从少量清文献记载来看,清廷初期曾在广东设立过市舶司。海禁后,广东市舶司作为分支机构归并于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并曾与其一并废除;康熙十八年澳门界口陆路贸易开通,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复置;海禁开放后,广东市舶司的海外贸易管理职能被粤海关接管;康熙三十二年,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被裁,广东市舶司作为其分支机构,被彻底裁撤。广东市舶司的几度兴废见证了清初海外贸易政策的曲折转变过程。

宋金元市令司小考

在追寻古制的情结下,南宋与金不约而同地建立起了市令司机构。不过,两国的市令司却是名同而实异。南宋的市令司只是北宋市易务的变种,完全丧失了市场管理职能,仅残留了市易务的政府购买职能,而且也不再是政府正式机构,没有朝廷的正式命官。其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关键是市令司不在朝廷掌控之中,能够为地方官在政府购买的幌子下谋取私利提供绝好的灰色平台。金朝的市令司却是远承唐制,同样具有平抑物价、规范度量衡、商品价格评估等市场管理职能。元朝的市令司则承袭金制,在官员设置和职能规定上皆当与金朝类似。

明代浙江市舶司废止考

明代作为专通日本的浙江市舶司,其机构设置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于其废止的次数和年代,当今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本文以《明实录》的史料为依据,兼以《国榷》等史料为辅,对明代浙江市舶司的废止年代进行考证。

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及其政治文化意蕴

本世纪五十年代,史学大家李剑农先生在修订《宋元明经济史稿》一书时指出:'明初海上之商业关系,已呈变态',主要体现在:以市舶附于贡舶,优于贡直而免市税;有贡则许市,非贡则否;凡定期入贡,皆预给勘合,勘合不符者不受;宋元舶商之公凭公据,至明变为贡使勘合;由于倭寇海盗剧烈,明初严禁人民下海贩易,市舶司时置时废,

明代浙江市舶司兴废问题考辨

浙江宁波,自古就是我国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宋、元、明三代,都曾在宁波设立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然而,关于明代浙江宁波市舶司的兴废以及其它有关问题,《明史》等书的记载却很混乱。不但妨碍了我们对于明代浙江海外贸易的研究,而且也有碍于我们对明代中日关系的研究,实有必要弄清楚。首先是浙江市舶司的设置时间问题。《明史》卷七十五仅云:“洪武三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七年罢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按:明州,即宁波。洪武十四年二月明州改称为宁波)、广东之州三市舶司。”并没有对它的设置时间作明确记载。征查它书,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二记,“洪武初设市舶于太仓,名黄渡市舶司。寻以近京师罢,改设于福建、浙江、广东。”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四十也云:“洪武初,设太仓黄渡市舶司……。

市舶司对海外贸易的消极作用——兼论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发展前途

市舶司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海外贸易和经营机构。本文认为 ,宋代市舶司不但不具有积极推进海外贸易的作用 ,反而直接地或间接地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市舶司是对盐铁官营机构的模仿 ,也是专制王朝实行工商业控制的工具。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与闽南华侨的出国

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历史悠久。唐末五代,渐趋活跃;进入北宋时期,在这里的外国商舶日益增多。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商人从这里出发前往海外各国贸易,因而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日显重要。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海外贸易的需要,北宋政府于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设置了提举市舶司(简称市舶司)。泉州市舶司的设置。

宋初市舶司“不以为利”辨——兼论宋朝海外贸易收入的变化趋势

南宋著名学者陈傅良对北宋初海外贸易收入的一个判断长期没有受到质疑。他认为宋初朝廷设置市舶司不是为了增加收入 ;在开征进口税的初期 ,政府外贸收入还很少。本文从宋朝外贸收入结构、设置市舶司的政治背景、管理人员组成等方面对此提出了批评。

《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论说

明代高岐编纂的《福建市舶提举司志》是古代中国第一部海关志。是书梳理了福建市舶司的历史沿革、规模建制、职官体制以及市舶管理机制,还辑录了与福建市舶司有关的碑刻诗文。《福建市舶提举司志》是研究明代市舶制度、海外交通贸易、中琉关系史的珍贵史籍。

南华禅寺宋碑与广州市舶司建制小考

宋代或设有专职官员提领广州市舶司，但市舶口岸事务的季节性决定了市舶司统属于经略使或转运使，其职位往往由经略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或提举常平官员兼领；市舶司在负责口岸管理和朝贡贸易之外，也从事辖区内的其他行政和经济事务。现存于广东韶关南华六祖殿前西壁的南华禅寺宋碑为广州市舶司的有关建制提供了实证。

宋初市舶司“不以为利”辨——兼论宋朝海外贸易收入的变化趋势

南宋人陈傅良是有宋一代最精于宋朝典章制度的学者之一。在历史记载不全，南北宋之交典籍大量散失的情况下，陈傅良的不少考证被後人不加分辨地接受和引用。

明代市舶司与提督市舶太监

宦官擅权是明代的弊政之一,尤其是皇帝外派各地的镇守太监,恶迹甚多;学界对此研究较为深入。然而对于派驻市舶司的提督太监,则研究者很少涉及。市舶司是明朝政府与外国交往的专门职能衙门,提督市舶太监不仅是明代宦官干政地方事务之始,而且还剥夺了市舶司原设提举官吏的权力,把持市舶事务,营私舞弊,肆意妄为。更为严重的是提督市舶太监直接导致了嘉靖年间倭寇的蜂起。而对于明代中期提督市舶太监的横行妄为,不少士大夫采取了包容甚至合作的姿态。士大夫与宦官的这种暧昧关系,才是明代宦官干政在体制上的内在因素。

明代泉州市舶司设置沿革与职能变迁考述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及其相关制度不断完善,保障了泉州地区海外贸易的正常开展。但明代盛行海禁,泉州虽作为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可限定只通琉球。同时出于现实需要,泉州市舶司由起初管理市舶贸易的独立经济机构转变成笼络海外诸国的政治手段。成化八年,随着市舶司衙门迁至福州,历时近400年的泉州市舶司时代宣告结束。探讨明代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沿革、职能变化等情形,对深入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史,以及促进现代海关工作改革,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北宋密州市舶司兴起原因考略

中国海洋文明在唐宋时期发展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始设于唐武德六年的密州在北宋时期崛起成为当时北方第一大港,成为贯通南北东西,连通内外的重要港口。板桥镇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广阔的经济腹地、频繁的中外使者往来,发展成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为强化对板桥镇海外贸易的管理,北宋中央政府于元佑三年正式在板桥镇设立市舶司,文章较为全面梳理了板桥镇市舶司设立的原因,并对其地位和作用进行简要概括,以此管窥板桥镇的兴衰。

杭州市舶司研究

杭州海上贸易机构的设置,结束了杭州海上贸易的无政府状态。把海上贸易活动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这对发展海上贸易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对杭州海上贸易机构进行认真负责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对杭州海贸管理机构的起源、形成、发展、兴盛以及中落、衰退直至消亡的各种因素有一个清楚地认识和了解。本文仅就有关杭州古代海上贸易机构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略论市舶司制度及其对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之影响

市舶司制度始于唐代,兴盛于宋元,对我国的海外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之一,泉州的市舶司制度起步略晚,但其影响却不容忽视。泉州的市舶司制度,对宋元时期的泉州海外贸易产生了诸多影响,并推动了当时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与发展,其作用值得肯定。

明代中琉贸易的特点与福建市舶司的衰亡

明政府与琉球的贸易是典型的官方朝贡贸易,它在中央封建专制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为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官僚统治集团服务,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和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中琉官方朝贡贸易开始走下坡路,主持中琉贸易的福建市舶司也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逐步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