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司法现代化

司法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法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式司法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华司法文明为根脉、以高远法律价值为目标、以能动司法为功能定位、以司法体系建设为主体工程、以司法体制改革为根本路径、以现代科技应用为强大动力、以提升涉外司法能力为紧迫任务的司法现代化。

民事司法智能化:应用风险的思考与分析

智能化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并非都是正向的、积极的,也存在负面的、消极的一面。司法智能化应用中存在的风险就反映了其消极的一面。司法智能化应用中的风险包括:司法亲历性的疏远、算法司法对司法公正的消极影响、司法过程中大数据滥用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司法过程监督机能的弱化、司法行政化的强化等。对风险产生原因、后果的充分认识将有助于人们采取相应的措施预防和降低风险的发生。

大数据证明的司法适用与理论检视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业已出现了有异于传统证明的大数据证明方式。通过对我国当下司法实践中适用案件的观察性分析,可归纳出大数据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证明作用主要表现为:证明涉案主体的同一性、信息载体的关联性、海量信息的涉案数额、犯罪行为、犯罪构成中的特征信息五个方面。与传统司法证明相比,大数据证明最鲜明的特点体现为智能化、模型化及特殊相关性,要认识其内在原理与运行机制,可采取一种“海量信息+数据处理+结论”的要素思维。文章基于司法适用和内在机理对大数据证明进行理论上的检视,认为首先应当确立能够作为定案依据的大数据证明结论证据本位的法律属性规范,其次厘清其作为机器意见的事实认定原理,最后尝试以算法应用场景的稳定性为标准建立类案通用型和个案专门型二元分化的审查进路范式。

内生司法文化: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可能障碍

承继以往,最高人民法院又推出第四轮法院改革纲要——《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2014—2018)(以下简称《纲要》)。《纲要》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精神,涉及"司法管辖制度""审判中心的诉讼制度""法院内部职权配置""审判权力运行及保障机制""阳光司法机制""司法队伍建设"等重要内容。作为其中的基本范畴,《纲要》针对审判权独立运行设定了一系列改革坐标,颇具现代司法色彩,若能及早实现愿景。

气候司法本土化的三重逻辑:规范、价值和功能

在全球气候治理司法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司法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呈现出全面积极的态度。气候司法作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新领域,亟须形成体系性的本土化方案。气候司法本土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彰显主体性,需要将气候司法的概念体系、功能定位、审判机制、裁判体系与规则等置于中国法治现代化特定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之中予以把握,其内在逻辑是涵括规范体系、价值序列和功能定位的动态体系。当前,中国气候司法规范体系中的多层次立法呈现间接、倡导属性,且多元化司法规范创制不足,体系化任务尚未完成,继而诱导出气候司法规范的周延性困境和融贯性难题。在此情形下,气候司法所保护法益的识别和核心价值尚未被清晰地析出,且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政策权衡、经济诱因等诸多外部因素限制着对气候变化案件的价值判断。这些都深刻地影响气候司法作为公益型司法与治理型司法的双重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为此,气候司法本土化的方式与进路需要基于规范、价值和功能三重逻辑及其呈现的问题或要求展开。首先,强化多重规范秩序的塑造,从公私法协同出发推动气候变化立法体系化,通过强化次级气候司法规范凝聚共识,借助多元法律解释方法提升气候司法规范体系的融通性。其次,以利益为核心建构法律论证的权威,通过涉碳利益的衡量强化裁判的实质理由,通过气候环境利益的多维保护强化裁判的开放性,通过外在因素与法律因素的平衡强化裁判的权威理由。最后,精准塑造气候司法的双重功能,以风险预防原则构建预防性公益型气候司法,以政策的司法化构建服务于“双碳”目标的治理型气候司法。

数字时代司法质量量化评估的困境与因应

科学有效的司法质量量化评估既是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检验司法改革成效的重要方式。小数据司法质量评估以线性因果关系为分析逻辑,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司法数据,对具体司法活动进行评价。小数据司法质量评估在优化司法管理、检验司法改革成效、维护司法公信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价值。但它存在数据质量不高,指标体系科学性不强,实效性弱的问题。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司法质量评估具有数据来源丰富、数据种类广泛,以及评估体系客观、全面等优势。目前,大数据司法质量评估面临着高可用司法数据不足、算法偏见等问题。在构建以大数据分析技术为主的司法质量评估体系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方法所具有的优势,同时也要克服现有不足。通过完善司法大数据库的建设,充分发挥大数据司法质量评估的优势;通过明确大数据方法的应用范畴,保障大数据分析方法在司法质量评估中应用的合理性;通过融合小数据量化评估和定性评估范式,弥补大数据司法质量评估的不足。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司法推进

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意味着必须推进公正司法,二者间是目标与方法的关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司法推进是指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以公正司法和人民司法为价值坚守,通过司法政策、司法制度、司法理念和司法实践的革新,全面作用于立法、执法与守法,最终“四力合一”形成“四驱动力”推动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其基本特征是:在领导制度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引领;在推进方略上实行司法政策、司法制度、司法实践和司法理念的“四维联动”;在价值目标上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司法推进以期改革成本、实践性能和制度供给上的实践优越性,深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理论适洽性,彰显了中国的司法智慧,演绎了司法文明的新形态。未来的司法推进应始终将“以党为舵”“以民为本”“公正为魂”及“科技为用”融贯司法活动的全过程全领域,谱写法治文明的新篇章。

坚持以当事人为本,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司法实践中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以当事人为本,通过公正、高效的审判和优质的司法服务,把"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要求落到实处,依法保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司法改革与依法治国理论研讨会综述

１９９８年８月９日至８月１１日，由山东省法学会主办的“司法改革与依法治国理论研讨会”在山东烟台召开。来自北京、上海、西安、沈阳、长春、杭州、成都、昆明、开封、济南等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中国法学会、山东省司法厅、烟台市委政法委等有关方面的...

深化司法鉴定改革 实现几个转变 确保司法公正

当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正处在研究酝酿阶段。今后一段时间如何进一步推进司法鉴定改革,确保司法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是摆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作者提出了深化司法鉴定改革的若干思索:在司法鉴定制度建设上,实现从局部安排到全局设计的转变;在司法鉴定治理方式上,实现从统一管理到分类指导的转变;在司法鉴定机构建设上,实现从数量培育到素质提升的转变;在司法鉴定标准建设上,实现从附带建设到独立发展的转变。

论司法鉴定的创新研究(下)

自国务院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指导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以来,全国司法行政机关按照建立现代司法鉴定制度的要求,不断进行司法鉴定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本文下半部分继续总结了近年来司法行政机关在司法鉴定创新中的五个方面的初步认识和主要观点。

中国司法数字化建设的深描与沉思——《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介评

新兴数字技术正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全面渗入司法领域,并深刻地改变着日常司法运作的样态。在这场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左卫民教授的新作《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法律出版社2023年出版,下文简称《数字司法》)基于客观审慎的立场,采取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揭示了司法数字化探索初期的实践样貌,审视了基于司法大数据的法学研究现状,探讨了司法人工智能的现实应用与发展前景,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科法学”的研究范式。

司法的政治属性:欧美法律思想史的审视

司法活动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思想史上讨论的话题。司法活动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还是政治权力决定了司法活动的性质,欧美法律思想家们一直争论不休。历史上看,司法权历来是国家治权的一个部分,政治从来不缺席司法活动。以欧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看,古代学者认为,司法活动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现代学者则确信,司法活动的理想状态是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反对政治干涉司法。进入20世纪之后,欧美的法律社会学、法律现实主义和法律政治学对法律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出质疑,分别从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法官个性、法律与权力动力学的角度批判司法中立的虚构和幻想,认定即使在现代社会,司法的政治属性仍以隐形的方式存在。他们揭示出司法活动中的政治逐力与意识形态较量。

经济犯罪的主流犯罪倾向及其司法应对

经济犯罪已呈现主流犯罪倾向,其司法适用需要在防范经济风险、促进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家等方面寻求平衡。剖析经济犯罪司法适用中的新特点,并以此为基础,从理念与措施两个层面寻求司法应对策略,极为迫切。若干经济犯罪自然犯趋向显现、刑民交叉案件激增、受政策影响明显等是当前经济犯罪司法适用中的新特点。谦抑有度、破“三唯”与突显社会效果是司法应对经济犯罪应坚持的理念;公众认同、过程管控、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司法应对经济犯罪的常规措施,法益恢复、以刑制罪、企业托管是司法应对经济犯罪的新创措施。

情理司法抑或经权司法:立足宋代的理论与实践辨正

情理司法通常被作为传统中国司法的代表性模式来讨论,但这种学术概括存在时空局限和理论缺憾。在时空上,情理司法说主要提炼自明清司法实践,难以融贯解释此前,尤其是宋代的司法模式。在理论上,它难以解释情理司法源于何种理论及其在整个国家司法制度中的功能、作用和旨趣等核心问题,还会带来理论误导和价值遮蔽。追根溯源,情理司法根源于传统经学中的经权理论。传统经权理论在宋代获得了实质性发展,从中可以提炼出义统经权、权即是经、情时而权、圣贤行权等创新性命题。宋代士大夫官僚作为新经权理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将其引入司法实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经权司法模式,并呈现为怀法用权、缘情用权、相时用权三种运行机制。宋代经权司法是在守法的前提下,因个案之情、理、时等因素而行权裁判,目的是补救机械守法裁判之弊,让司法合于中道价值。由于经权司法主要体现为缘情理而行权,所以常被称为情理裁判,进而被概括为情理司法。正本清源而言,宋元明清时期的经权司法是儒家经学影响司法实践的典型形式,与汉唐时期的春秋决狱共同构成了帝制时期传统司法中的救弊型司法,二者均属于特别司法模式。

罪刑法定司法化研究

在罪刑法定的语境中,司法权具有限制性,从而与具有绝对性司法权的罪刑擅断明确地划清了界限。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司法主体只有具有了这种自主性,才能严格根据法律规定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作出正确的判断。法官独立,法官只服从法律而不屈从于权力,是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重要保证。在罪刑法定司法化当中,刑事司法体制的建构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与此同时,司法理念的引领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司法理念是罪刑法定司法化的思想保障,只有在法治的司法理念指导下,罪刑法定司法化才有可能实现。同样,只有发展出一套娴熟的司法解释技术,才能为罪刑法定司法化提供手段保障。

关于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公正的几个问题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党将领导人民“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要实现“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