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党“司法党化”的异化——以南京国民政府反省院制度为例

1924年,国民党"一大"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治国方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在司法领域推行"司法党化"。然而,由于缺乏党内外的监督制约,国民党的党治由一党独裁转化为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巩固蒋介石个人及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蒋系特务组织———中统粉墨登场,并积极地向司法界渗透,竭力控制司法机关,致使国民党"司法党化"逐渐沦为"特务司法"。反省院作为国民党"司法党化"的产物,其设立及嬗变充分展现了"司法党化"异化的过程。

论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党化背景下的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有所不同,本文探讨民国时期司法党化背景下司法独立的形成与发展。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的概念主要是从司法党化的内涵延伸出来的具体要求,然而司法党化与司法独立之间又存在着区别与联系。区别在于司法党化会破坏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审判权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党化之后的司法权受到党权的领导,存在党权过度干预司法的可能性。其联系一是在时间维度上,司法党化与司法独立的建设有一定的重合;二是司法党化是争取司法主权独立运动的延伸;三是司法机关行使独立审判权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党化相结合是国家党政一体的必然要求。事实上,司法党化和司法独立本就是一对矛盾体,不同时期的政策会导致两者的关系发生变化。

训政前期司法党化问题之研究

学术界几乎未涉及过训政前期的司法党化问题。实际上,司法党化是司法中党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它包括特别司法制度的党化、法官和陪审员的党化和审判实践的党化等三个内容。

王用宾司法党化思想刍议

在民国法律史上,王用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主张司法党化,提出要把革命的精神带到司法中去,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推动了国民政府的司法改革。但是由于国民党党权的派系化,王用宾的司法党化思想最终沦为司法派系化、特务化的工具,在实践中成为泡影。

浅议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司法党化

司法党化是司法中党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它包括特别司法制度的党化，法官和陪审员的党化和审判实践的党化等三个内容。控制好宪政和国家司法机关的关系，是我国近现代司法制度构建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控制国家司法权，但不干涉具体案件的审理，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来推动现代司法制度的建设，同时利用司法审判来完成执政党对社会的改造，南京国民政府就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处理自己与国家司法的关系的。这一思路在实践层面给创建中的现代司法制度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司法党化到依法治国:中国国家治理方式百年变迁史纲

从1912年民国伊始,北洋政府讲究司法独立。但随着国民党党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逐步被纳入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中。司法理念、人员、司法机构、立法和法学教育都被"国民党化"。在民国38年的历史中,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党化过程异常复杂,不仅表现在推进过程中的起伏,而且体现在理论层面的论争,中国近代司法历程呈现出喧嚣和变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到改革开放初期,法治不健全,法律体系不完备,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党的纲领性文件形式对新时期"法治中国"建设作了全面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目标要求。同时,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的"法治中国",全面从严治党,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一致的,创造出适用中国国情的国家现代治理模式,说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徐谦与国民革命中的司法党化

国民革命中,司法逐渐被纳入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中,开始"国民党化"。倡导者徐谦认为,司法是政治的一部分,必须党化、革命。司法党化有利于动员民众参与革命运动,但负面作用也很多。随着徐谦政治地位的丧失,其主导的司法党化步入"绝境",不过许多理念与举措被后来者继承。国民革命中以党化为主旨的司法变革,改变了清末以来中国司法的走向,可谓中国近代司法史的转捩时期。

司法党化中的检察权

在清末至北洋军阀时期,检察权在经历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立宪两大宪政模式时,司法党化因缺乏制度生长空间而成为未竞之举。国民革命军兴以来,历史进入了以党权的行使为标志的党治施行期。对司法领域而言,就是实行司法党化。检察权在党治政治背景下的制度构设与司法运行,为区分不同宪政体制下检察权的权力配置功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指向。

党治下的司法--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执政党与国家司法关系之构建

如何处理执政党与国家司法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司法制度构建过程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控制国家司法权,但不干涉具体案件的审理,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来推动现代司法制度的建设,同时利用司法审判来完成执政党对社会的改造,南京国民政府就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处理自己与国家司法的关系的。这一思路在实践层面给创建中的现代司法制度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社会本位司法理念中国化研究——从民国的理论与实践展开

民国时期,中国法律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使社会本位司法理念具有中国化的可能性。政治领域的"党国体制",使国家主义与司法党化成为中国式社会本位司法理念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下,妥善处理与传统司法的关系及注重发扬"法治"内涵,是社会本位司法理念中国化的重要问题。

民国时期司法独立制度形式化过程探析

民国时期,司法独立制度经历了从司法官党禁到司法党化的过程。从西方引进的司法独立制度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缺失其原有的价值,只剩下表面上的形式。这是因为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具备建立司法独立制度的物质基础、政治权力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西方司法独立制度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必然走向异化。

想象的共同体:民国司法界派系划分问题辨正

以派系去划分民国司法界,是时人及今人在观察或研究民国司法时的一种做法。其中划分标准有政治派系、司法理念、人际资源等。通过分析可知,民国司法界派系划分存在着划分证据存疑、派系脆弱与模糊以及派系重合等诸多问题。虽然派系划分方便观察者对研究对象进行特征归纳,但也容易导致忽视个人或群体自身的某些独特性的弊病。近代中国的派系司法、派系政治虽曰复杂,但绝非明显与稳固,个人关系在其中既有粘合也有消解作用。未来的研究可将人际关系视角引入近代司法研究领域,在定性化的基础上,定量化关系的强弱度等面向,并据此来重新审视近代司法的相关问题,或是一种可以期待的方向。

居正以法治国思想探析

居正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追求现代的国家,必须实行以法治国,礼教对国家而言虽然不可或缺,但只能作为法律的辅助。居正的以法治国有特定的内涵,那就是三民主义的法治,据此,他要求司法党化,特别是司法党义化。居正认为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实现法治,树立法律权威的途径有:澄清法治、严格执法和加强五院之间的合作。对民国时期的法治不彰,居正进行了反思,认为政府没有担当起行法应负的责任、文化心理的影响和社会处于转型期等因素是法治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主要原因。

从党权政治角度看孙中山晚年的司法思想与实践

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因时势变化而变化,其司法思想也因而变动不居。党权政治学说引入后,晚年孙中山完成了从"主权在民"到"主权在党"、从"天赋人权"到"革命民权"的思想转变。与此相适应,孙中山认为,在革命时期,作为治权之一的司法权要掌控于国民党手中,而非超越党派政治。实践中,孙中山努力探索司法"国民党化"之道,但囿于国民党党势、党力之不足等原因,国民党掌控司法的很多举措不免流于形式。

迷思中的司法与社会：民国时期司法的社会本位问题

随着19世纪法社会学思潮在西方的盛行,社会本位逐渐成为民国时期法律本位的共识,这体现在司法领域就是注重社会效益及影响的司法体制变革,包括司法权性质的变化、司法官员管理制度以及司法运作方式等方面的变化等。社会本位的司法制度形成于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之中,其既有收回司法主权的迫切需求又有弥合立法超前问题的内在需要,但随着国民政府"党国体制"的加强和司法外部环境的恶劣,社会本位司法并未能充分实现其制度预设,反而导致了一系列实践困境的出现,即便如此,社会本位的司法价值并不能由此被否定。民国时期司法的社会本位实践是我国司法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亦有诸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