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司法改革现代性与治理性之间的矛盾与平衡

中国自20世纪末开始的多轮司法改革具有现代性和治理性的双重特征,承载了民众向度与国家向度的双重表达。司法改革中这种民众向度与国家向度的不同表达,会在更深层次上导致来自司法改革现代性特征与治理性需求在结构、价值和效率等层面的错位,表现为权力架构与地方环境对司法改革的制约、实质法范式对形式正义与规则理性的消解以及司法改革背景下的“人案矛盾”。走出司法改革困境的长久之计,是在国家治理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社会辩证运动过程中,提出维持司法改革现代性-治理性结构动态平衡的共识性原则。

环境司法改革能够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吗?——基于环境资源审判庭设立的证据

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随着各级法院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试点的稳步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庭成为推进区域环境司法完善与绿色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基于环境资源审判庭在各个城市先后设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角度考察环境司法改革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环境司法改革可以抑制高污染企业的“漂绿”行为,以内控制度为代表的风险治理机制以及以潜在诉讼风险、公民维权风险和行政处罚风险为代表的外部风险环境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环境司法改革发挥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环境司法改革会促进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同时提升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率。

社会成本视角下司法程序效率的实证考察--以19世纪英国普通法民事司法改革为例

客观系统评价司法程序效率是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的基本前提。在社会成本视角下,对传统一维二元理论框架引入由国家和私人构成的成本负担主体这一维度,可构建起实证上行之有效的司法程序效率分析框架。19世纪英国普通法民事司法改革以提升司法效率为关键目标,对英国司法体制迈向理性化和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改革实际效果尚无定论。借助新调整的分析框架,纳入司法财政、诉讼收费和案件量等数据后可见,19世纪英国司法程序效率呈现初期上升、后期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与改革目标的部分偏差。究其原因,政策制定和司法实践过程中利益偏离和权力互动影响了改革的长期效果。这或许能对思考如何构建长效司法改革机制有所启发。

环境司法改革会影响重污染企业风险水平吗?——基于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以2003—2022年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环境司法改革对重污染企业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司法改革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风险水平。相较于其他企业,环境司法改革对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及竞争压力较大的重污染企业的风险影响更明显。机制分析发现,环境司法改革显著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包括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风险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司法改革还会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环境司法改革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

从“苏报案”看清末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与改革成果

1903年发生了著名的反清政治案件“苏报案”,其审理过程与结果对清末司法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通过对比“苏报案”审理过程中中西司法制度与观念的差异,揭示了清政府司法制度的弊端。“苏报案”的爆发与审理直接影响了《大清新刑律》的编纂,为这部法典吸收西方近现代刑法原则提供了启示,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司法改革背景下司法服务“双碳”目标功能探究

“双碳”目标是我党的一项庄严承诺,司法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要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司法保障。司法在服务“双碳”目标中应契合“双碳”目标对法治保障的整体要求,还应结合新一轮司法改革背景,其功能不仅应着眼于审判功能,还适度加强司法的能动性,加强司法的协同性,多措并举,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司法改革下基层检察委员会决策的行政化困境与出路

在司法改革背景下,检察委员会(以下简称“检委会”)决策权作为行使检察权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对保障司法公正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司法机关内行政化色彩浓厚导致决策权的行使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基层检委会决策权行政化进行审视发现,存在行政化色彩浓厚导致司法属性弱化、忽略个案公正以及群体决策权与个体决策权冲突等不足之处。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检委会决策权的行使受到行政权威的影响,检察官的风险规避以及缺乏对检委会决策的监督。因此,为了推动基层检委会决策功能的科学化,需要加强对检委会决策的司法化、保障检察官独立办案的司法化,并加强对检委会的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 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事项报批实施工作的规定》的通知(法发[2023]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驻院纪检监察组: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事项报批实施工作的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司法改革理论述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对司法改革再次作了强调。从体系化视角和整体性思路来看,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司法改革的系列重要讲话蕴含着对司法改革定性和定位、目标和方向、基本原则和要求、任务和举措的科学认识和重要部署。这些重要论述厘清了新时代司法改革的政治性与人民性、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制约监督权力与保障权利、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从国情出发与善于借鉴相统一等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我国司法改革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遵循,对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司法改革理论的历史渊源

“失刑则刑”“法平如水”“明德慎刑”“息讼止争”等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司法改革理论的历史渊源。具体而言,“失刑则刑”约束司法权滥用,规定司法官吏应依法开展案件受理、事实查明与法律适用,是司法责任制理论的历史渊源;“法平如水”将传统司法公正理念直接体现在我国古代的文字结构、法律格言、司法礼仪和象征符号之中,是司法公正理念的历史渊源;“明德慎刑”侧重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推动“仁”“孝”等道德准则融入法律,是司法惩恶扬善的历史渊源;“息讼止争”力图将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这一宗旨在我国古代司法机构的官衙设计、裁判文书的法律论证中都有所反映,是司法为民理念的历史渊源。

1952年广西司法改革运动中的旧法观点批判

1952年9月开启的广西大规模司法改革运动中,对国民党旧法观点的系统性批判,是要从思想意识上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法律意识形态彻底决裂,并涤荡已内化成为新旧司法人员“惯习”的六法观点,同时,确立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法律观为指导的司法“群众路线”观点。这次司法理念的变革,无论是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广西近代以来法律思想领域上一次重要的系统性“观念革命”。“人民司法”的司法理念得以确立,并对当下广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论体系

方法在人类社会和司法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方法论能够促使刑事司法改革日益科学化。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存在实践探索和顶层设计的结合问题、重点难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协调问题、参与改革和方案完善问题以及政策立法和依法改革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构成了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转向需要。而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能够克服这些"贫困化"问题,最终在刑事司法改革中通过方法论体系的基本要求、基本目标、基本手段、基本机制和基本保障措施来达成。

晚近国外少年司法改革趋向与中国之少年司法改革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萌芽,到近20年来不断取得斐然成绩,正稳步走在颇具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发展改革之路上。这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统筹协调,也得益于理论研究创新与各地各部门的实践探索。而与此同时,不应当忽视我国当前少年司法改革呈现出非系统性、非独立性的“零散式”改革发展特征。究其原因,一方面,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下严惩的网络社会呼吁,国家对于少年司法理念的福利核心与保护模式,产生动摇甚至出现矛盾立法。另一方面,缺少专门、独立少年法的顶层法律支撑,无法形成全社会共识与全部门联动的整体性系统改革。对此,通过就晚近国外及部分地区少年司法改革最新动向的研究发现,国外代表性的独立少年司法国家都曾有过严罚的实践尝试,但大都以失败告终,而最终又回归到福利主义、保护主义的原有道路。这表明,我国的少年司法改革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福利理念和保护主义模式,同时尽快形成专门独立的“少年法”,以推动中国特色少年司法体系的完全独立发展模式。中国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系统、有效治理需要少年司法,中国也有能力建成独立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

司法改革背景下法官助理制度研究

法官助理制度是人民法院员额法官制度的配套制度,当前实践中主要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岗位吸引力不足、各法院法官助理配置比例迥异、养成路径不够成熟、法官助理对当前入额制度的认同感较低、工作质效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晰。究其原因主要是招录门槛与职业前景不成正比、职能定位不清晰、缺乏系统的质效考核机制和激励递进机制、初任法官到基层法院任职制度与法官助理个体利益存在偏差、法官助理到基层入额与法官逐级遴选机制无法有效衔接、在职培养体系难以满足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可以通过如下途径予以完善:提升法官助理岗位吸引力,赋予法官助理更加明确的定位,为法官助理顺利入额理清障碍,分类适用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制度,针对法官助理建立系统的质效考核机制和激励递进机制,拓宽法官助理养成路径。

司法官选任制度的演进、检视与完善——基于海峡两岸司法改革比较视角

司法官是司法体制中关于“人”的制度。司法官选任制度完善与否,不仅直接关系着司法官群体的素质与修养,更直接影响着国家司法职能的发挥程度。以法官法、检察官法的立法、修改与“法考”为主线,回顾内地司法官选任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而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通过海峡两岸比较的视角,可知内地存在着司法官选任渠道未能进一步拓宽、未能区分选拔对象、对“优秀”条件的规定不够明确、职业保障不足以支撑高标准的职业准入门槛等问题。建议拓宽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选拔优秀司法人才渠道,更加细化规定从律师、法学专家中选拔司法官条件,提升司法官的职业尊荣感,增强其职业保障,从而进一步完善内地司法官选任制度。

司法改革背景下专业法官会议的角色检视及功能优化

作为审判权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法官会议具有重要的公平正义保障功能。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专业法官会议存在政策文件定位不清、成本效益失调、和其他机制衔接不畅、司法能动理念不清等一系列问题。追根溯源,司法责任制未充分落实、法官注意力资源有限、避责逻辑不当胜出是其制度困境的成因。文章基于五个暗合,即专业法官会议暗合审判权与审判监督管理权间的缓冲必要、回应型司法暗合专业法官会议的外部环境需求、角色重塑暗合专业法官会议效能提升目标、赋权主张暗合让审理者裁判的司改取向、类案指导暗合院庭长审判监督权并重的司改思路,从咨询机构基本定位出发,提出以下应对之道:完善专业法官会议规则,打造真正的咨询平台;继续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培育赋权感的法官;借助类案的指导性,赋能专业法官会议等。

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困境及其破解——以近年刑事司法改革为视野

自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构建以来,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一直在实践中难以解决。在近年刑事司法改革的视野下,充分落实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刑事司法改革视野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充分落实,可以从权利本身出发,充分保障自行调查取证权和申请调查取证权,从实践问题出发,赋予值班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从未来路径出发,探索律师调查取证的新途径。

“民事庭审优质化与民事司法改革理论与实践创新”研讨会综述

2022年12月25日,西南民族大学举行了“民事庭审优质化与民事司法改革理论与实践创新”研讨会。此次会议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南民族大学、成都市律师协会和四川大学法学院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和成都市法官协会承办。来自北京大学。

论家事司法改革中的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

家事纠纷中未成年人的意见陈述权不受重视,一旦法定代理人缺位,且无法另行委托代理人时,仅靠审判人员或家事调查员进行调查,不足以最大化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未成年人利益的程序保障体系存在空白之处,亟须专属利益维护者。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创设的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应运而生,其代表未成年人最佳利益独立参与诉讼,有权提起上诉、提出诉请、申请执行等。相比于域外类似制度,儿童权益代表人不是“法院官员”,有义务就未成年人权益问题提交证据、进行辩论,并需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主体地位。符合特定资格的人员才能入选,接受定期培训,不适任或无选任必要的,应当及时撤销或变更。

新时代首都司法改革实践的先行者--记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瑞罡

赵瑞罡,第六届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从第一届北京法院司法实务研究专家到第六届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从市高院司改办再到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多年来他扎根司法改革一线,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改革创新者的使命与担当。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期间,打造了“微创新”司法改革品牌,组织开展了北京法院模范审判团队评选活动,其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连续三届获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征文优秀组织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