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之提出,契合多元综合社会治理理念,体现强化公民人权保障、理性防控犯罪、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治理逻辑。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取保候审适用范围不明确,保证金形式单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过长,罪犯漏罪或新罪将使其原减刑裁定失效,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过小,出罪免刑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制度层面逐步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和明确其判断位序,增加其他财产类保证金形式,分阶段平均缩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特定条件下维持罪犯原减刑裁定效力,扩张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拓宽出罪免刑机制等,以充分释放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政策效能。

司法裁判援引司法政策的思辨与规范——基于《人民法院报》63个典型司法政策文件的分析

司法政策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意志在司法领域的直接体现与深化。实证研究发现,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适用司法政策较为普遍,在民商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执行案件等裁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实际应用中亦暴露出若干问题,诸如司法政策的援引力度整体偏弱、当事人与法官在适用态度上存在明显分歧、适用方式缺乏统一规范、司法政策的参照质量未达预期等。从实践层面来看,司法裁判援引司法政策能够进行法律解释、填补法律漏洞、在特定情境下创制裁判规则。为充分释放司法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潜在价值,需构建司法政策应用的制度体系,具体应从司法政策自身、实施主体、适用方法和机制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构建和完善。

刑事裁判说理何以适用司法政策——以“张志军故意杀人案”展开

刑事裁判说理中,司法政策被不当适用的现象较为突出,本应仅起导向作用的司法政策替代法律规范成为裁判的直接依据。司法政策的不当适用主要表现为以政策之名的“教条式”说理、依政策之义的“自证式”说理及借政策之力的“功利性”说理。这些不当适用导致事实认定因主观性介入可能无法满足客观性要求、司法政策以方向指引之名行裁判依据之实、利用司法政策抽象特质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律制度及法律适用陷入松懈。克服司法政策在裁判说理中不当适用的关键在于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指引,包括司法政策的适用应契合利益最大化要求、运用司法政策进行裁判说理应以必要为限且区分类型、司法政策裁判说理应在验证和指引中进行规则续造等。

以慎诉刑事司法政策为根据的程序性规模化出罪

国家慎诉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和实施,是实质性开启程序性规模化出罪进程并将此类出罪固定为司法常态的根本原因。我国刑事法律实际构建了刑事政策主导的分层出罪制度,属于程序性相对非罪化处断的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是受刑事司法政策双重叠加作用的出罪方式,在整个分层出罪制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实定法秩序上,支配程序性规模化出罪的实际控制标准,是“根据刑事司法政策不需要判处刑罚”;支撑程序性规模化出罪的基本制度,是以刑罚需罚性为决定性条件的起诉裁量制度。慎诉刑事司法政策,是明确针对轻微犯罪、以实现程序性规模化出罪为主旨的专门刑事司法政策;实现立法入刑与司法出罪的适度制衡,避免落入微罪轻罪陷阱,优化刑事司法的犯罪惩治与犯罪治理之间的协调关系,是慎诉刑事司法政策无以替代的固有功能和核心价值。实体规范根本无法为程序性规模化出罪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实体规范中的入罪标准与程序规范中的出罪标准,是不同层面的标准,是具有不同功能、解决不同问题的标准,入罪标准是成立犯罪的标准,具有严格限制入罪判断的功能;出罪标准是在行为成立犯罪的前提下,判断公诉必要性的标准,具有审前程序分流、司法相对非罪化处断的功能。实体性入罪标准与程序性出罪标准的关系,实际可以简化为刑罚可罚性与刑罚需罚性的关系。细化程序性出罪必备条件,强化刑罚替代措施附加适用,杜绝检察裁决权违规行使,是规范推进程序性规模化出罪的重要措施。其中,将“符合公共利益”增加为适用酌定不起诉的必备条件,基于司法现实确定“可以免除刑罚”的实际控制上限,是关键性的具体措施。

试论短视频著作权保护刑事司法政策的生成与优化

对于严重侵犯短视频著作权的行为,应该通过构建合理的刑事司法政策予以处罚。著作权保护的刑事立法以及总体刑事司法政策是其构建的基础。在此之上,短视频著作权保护的具体刑事司法政策得以生成。文章以涉及短视频著作权保护的刑事司法政策为主题展开研究,提出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指导思路下,对当下的短视频著作权保护的刑事司法政策进行优化。优化路径包括坚持能动司法和能动检察理念、对构成要件要素的坚守与明确以及健全行刑衔接的刑事司法机制等。

实施《长江保护法》的司法导向——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分析

《长江保护法》是中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也是长江绿色发展的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以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总结了长江流域司法实践经验,指出今后长江保护司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走向。司法政策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案件类型,示范了多样化的环境资源诉讼程序,对提升《长江保护法》的适用性有司法指引意义。未来司法政策还需完善气候变化类和环境治理服务类的典型案例,推行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补强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我国刑法再法典化

刑法再法典化是多重因素决定的重大立法活动,既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又是一个政治抉择问题。刑法再法典化必须以服务和引导我国司法实践走向公平正义为目标,并体现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作为新时代犯罪治理转型的产物,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从宽”的体现,这一新型刑事司法政策具有强调犯罪人的前置性社会复归,实行刑罚犹豫制度等刑事法治要义。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包括立法的谦虚与司法的谦抑两个维度。我国刑法再法典化必须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观念基础,这不仅要求修正刑法中的“但书条款”,而且要严格限定轻罪的增设,同时,还要推行前科消灭制度,并对缓刑优先适用。

司法政策概念论

司法政策与国家政策、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等概念之间,既有紧密的意义关联,又有明显的意义差别。传统的政治学进路、法教义学进路对司法政策的概念阐释,虽能部分呈现司法政策概念的意义面相,却无法完整揭示司法政策概念的意义本质。司法政策概念的政治学与法教义学阐释进路的内在缺陷,以及社科法学知识传统的逐渐形成,为引入司法政策概念的社会科学阐释进路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司法政策的社会科学阐释进路,否定司法政策概念的意义稳定性、客观性与长久性,将司法政策置于社会科学语境之中,以整体论视角来审视司法政策的概念本质,强调司法政策概念的意义变动性、主观性与历史性,从而深刻回答了“司法政策是什么”“为什么司法政策会这样定义”的问题。司法政策概念问题研究,对于推进中国特色司法知识体系与司法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思考

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首先要深刻理解其基本内涵,充分认识该政策对改变长久以来办案习惯和转变传统司法理念的重大意义,同时要厘清少捕、慎诉、慎押的适用条件,做到区分不同案情灵活适用,防止僵化运用。此外,对于刑事执法司法过程中贯彻少捕慎诉慎押遇到的实践困境和难点,比如思想认识不到位,“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社会危险性判断缺乏客观认定标准等问题,要结合实践对应检视,找出行而有效的举措,破除办案理念陈旧等制约因素,真正做到“不破不立”,从而助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有效实施,落实“轻轻重重”的办案要求,实现“司法为民”的办案效果。

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路径探析

司法政策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规范,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是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作用。在既有实践中,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有三条主要路径,分别为“当事人陈述”“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除主要路径,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途径还有“首部程序性适用”“尾部陈列性适用”和“裁判引用性适用”三条辅助路径。但从实践看,既有路径存在“当事人陈述”路径急需规范、“裁判理由”路径有待完善、“裁判依据”路径值得商榷等问题。基于此,应当从强调多方责任、统一政策适用、慎重对待“裁判依据”路径等方面优化既有路径,以实现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规范化,进一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

司法政策的治理化与地方实践的“运动化”——以2007—2012年的司法改革为例

当常规的司法资源不足以应对高发的社会矛盾、而维稳又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时,司法政策就会从法治化偏向治理化。而在治理化逻辑的主导下,地方司法实践就很容易出现"运动化"现象。这说明运动式思维以及支持运动发生的社会结构条件还依然存在。如果这种运动思维及支持运动发展的社会结构条件不能得到彻底改变,那么司法政策的治理化和地方实践的"运动化"就有可能还会出现。

论我国标准必要专利问题的司法政策选择--基于标准化体制改革背景

近年来,司法诉讼日益成为解决标准必要专利问题的重要路径。我国标准必要专利问题的司法政策以现行标准化制度为背景,规范对象限于推荐性标准。基于我国正在推进标准化体制改革,应尽早思考将团体标准和强制性标准纳入司法政策的规范范围。团体标准涉及专利问题的规范设置,应尊重标准制定组织的自我规制机制;强制性标准涉及专利问题的规范设置,应严格适用强制许可条件和程序,并给予专利权人公正补偿。

党的政策、司法政策与民事司法嬗变

依据党的政策主张制定的民事司法政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党对某一时期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社会需求的基本判断。民事司法政策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干扰司法活动规律的情况,因而,有必要提高民事司法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水平,并在运行中注重其实效性。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几个问题的探讨--关于知识产权司法政策及其走向的再思考

从司法政策的角度,对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现实方位与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结合国内外形势与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历程和实际,分析了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阶段性特征和基本状况,重点提出了解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知识产权状况不相适应、内外评价不一致等矛盾和问题。提出当前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态度应当理性成熟,深入阐述了正确处理其与国际经贸交往的关系、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认同感、构建体现我国创新发展利益诉求的话语权等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政策态度应当是适度保护,主要体现在加强保护与营造创新发展空间的关系上。

司法政策论要——基于行政诉讼的考察

司法政策作为国家处理司法问题的一种导向或立场、态度,是司法机关所制定的对司法活动进行指引和规范的规则,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司法活动以及司法机关的角色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实际上是徘徊在法律与司法政策、政府与民众、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价值衡量的过程。司法政策内在本质上兼具了政治性与司法性的特质,外在表现为灵活性、平衡性、统一性、开放性、动态性。司法政策具有指引、补充、协调、创制、试验等功能。由于缺乏稳定、成熟的司法哲学作为支撑,过于强调或突出司法政策对司法实践的作用,会影响法律的权威地位,易对法治建设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制定与实施司法政策的核心命题就是要处理法律与司法政策的关系,目前已形成司法政策代替法律、司法政策改变法律、司法政策补充法律这三种模式。

司法政策中的政治理性——以新拆迁条例中“司法强拆”为例的探讨

审视司法政策的理论蕴涵,需要我们首先将司法"陌生化",这就是要求发展出某种概念范畴或某种思维视角来更一般地表述和表达司法现实当中存在的规则。以新拆迁条例为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司法强拆"中的政治理性,其目的是为了支撑我们的政治传统的价值,其功能是为了创造、改变和维持司法政策的可能边界,而其方法问题则是如何妥当地解决"互惠"的权益问题而非合法的"强制"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当下中国社会的司法政策问题、基本的法律与政治关系问题,不是有待完成的事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观念的展现与象征。

知识产权“严格保护”司法政策的法理解析——边界、强度、手段、效果的四维视角

知识产权"严格保护"司法政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清晰的目的指向性,与司法公正相契合。"严格保护"的司法政策可以从边界、强度、手段和效果四个维度进行阐释。权利保护边界的确定是严格保护的起点,在确定权利保护的边界时应当严守法定的界限,采用"平衡论"指导下的解释方法,在化解权利冲突的过程中划定权利边界。此外,应当理性、客观地认识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坚持保护强度的"刚性基础",以"严格"尺度实现保护强度的"适度",坚守立法确立的赔偿数额计算顺位,在"法定赔偿"中运用"严格保护"司法政策。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实现手段包括规则思维、释法说理和诉讼诚信的强化,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效果体现为精准保护、比例协调和裁判标准统一。

“慎诉”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难题与破解

“慎诉”为在审查起诉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了明确的衡量基准。“慎诉”的前提是案件达到了起诉条件,其作用主要体现于起诉必要性的判断,对案件实体条件和证据标准的判断影响较小。当前“慎诉”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已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隐患,其中司法人员的“严打”思维惯性、“慎诉”与司法人员个人利益诉求之间的冲突等对政策稳定实施的影响尤为突出。为保障“慎诉”政策行稳致远,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努力:为形成“慎诉”的思维惯性创造稳定的政策环境;动态调整不起诉指标底线,适度鼓励冲高不起诉率;为办案人员办理不起诉创造友好但又监督有效的办案环境;积极推进不起诉案件非刑罚处罚规范化工作,扩大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等。

新形势下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政策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司法需要有针对性地予以回应和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创新和发展。

股东查阅权行使机制的司法政策选择

股东查阅权作为一种工具性、救济性权利,其行使规则蕴含股东和公司之间某种恰当尺度的利益平衡,但立法过于原则化使得这一尺度趋于模糊。意在增强查阅权行使的可操作性、可救济性而制订的司法解释,关于诸环节的具体规范不全然是技术性的,而是包含了若干价值判断和对于当前司法救济现实需求的判断。为此,须在肯定我国现行公司法所确立的价值选择和基本法理框架的范围内作出正确的司法政策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有关股东查阅权行使与救济的诸具体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