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如何实现社会治理

司法裁判的微观修复功能源自司法权的本质,宏观社会功能来自案件传播中的观念磨合与共识形成,司法裁判与社会治理在法理上是相融共通的,也会推进公平正义、稳定秩序、公共理性与个体尊严等社会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司法裁判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包括:推动公共政策的形成;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形塑公众观念和行为。司法裁判发挥社会治理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亦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为了防范这些问题,需要坚持司法的职能定位和基本逻辑,强化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能力,注重司法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拓展和优化司法裁判的共知共享途径。

论受众预期与司法裁判的契合度不足及实践应对

新修辞学的受众理论表明,司法裁判是一种受约束的理性论证过程,裁判者要考虑受众的预期并反过来修正自己的说理论证,增强裁判可接受性。实践中,受众预期和司法裁判结果之间存在契合度不足现象,因而对司法裁判可能形成微观与宏观的诸多影响,既在个案裁判中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及公众对案件的评判,乃至影响法官的考核,也在宏观上影响法治社会中公众对司法活动的整体评价。基于对受众预期的重视,法官在完成司法审判活动及作出裁判的过程中,不仅要预测性地思考如何说服案件当事人,还要考虑如何让判决结果尽量为其他旁观者理解和接受,在法律制度既定的情况下基于司法活动本质要求探索前瞻性应对机制。

情理融入司法裁判的逻辑机理与现实路径

将“情理”融入司法裁判说理是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情理”融入司法裁判存在标准不统一、定位不准确、论证不科学和阐释不合理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宏观方面应从完善法律法规、统一适用标准、准确定位关系和推行司法公开入手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微观层面裁判者要从法律证成、法律解释和法律修辞等方面改进融入方法,实现“看得见的正义”向“说得出的正义”转变。

司法裁判如何安置“社会命题”?

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论证要同时运用“规则命题”和“社会命题”。社会命题既能够作为裁判理由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又能够成为裁判依据的内容辅助发挥依法裁判的功能。按照说理效果的不同,可区分出法官有强法定义务援引的社会命题,法官有弱法定义务参照的社会命题,以及法官仅有道德义务去参考的社会命题。不同类型的社会命题与规则命题在法律论证的外部证成层面呈现不同的结构关联:一方面,社会命题可以通过实质理由、解释依据或替补性法源的方式与规则命题相融合;另一方面,社会命题也可能与规则命题发生冲突,在依规则裁判优先的前提下通过设定差异化的论证负担来创制例外。由此,社会命题与规则命题共同致力于实现司法裁判的“二阶正确性”。

后果考量的司法裁判证伪

后果考量在我国司法裁量中的地位凸显,源自对英美法中后果考量裁判理论的误读。对于恪守合法性前提的法律适用过程而言,后果考量的思考模式既不能契合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也并非法律解释中一种独立的解释方法,因此,难以独自担负起法律续造的重任和使命。多数学者认为,疑难案件领域是后果考量的用武之地,但经过梳理与论证发现,即便在规范不敷适用的疑难案件领域,后果考量也无法如后果论者所主张的那样发挥重大作用,仍需借助教义学进行场域的转换。后果考量真正的运行逻辑决定了它更适合作为立法考量的重点,而非以演绎主义为根本逻辑和界限的司法裁判。

论司法裁判中后果考量的风险及规制

后果考量的裁判方法重点关注裁判后果,倾听公众诉求,力求在严格适用法律规范与实现个案正义之间达到恰当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条主义的不足。但后果考量在司法中亦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滥用和误用削弱了法律权威;后果难以预测和评价;过分考量法外因素,容易滑向法外裁判,消解形式法治。因此应当严格限制后果考量的适用范围,并完善后果的预测和评价机制,让司法与民意等法外因素保持适当距离,从而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

后果考量融入司法裁判的证立逻辑与方法论省思

当前我国司法裁判中,法官考量或诉诸后果的情形十分普遍,通过梳理并归纳后果考量融入司法裁判的实践样态,可初步将其类型化为隐性融入和显性融入两种方式。无论是基于法律规则的开放结构,还是司法活动的实践面向,抑或是人民法院的功能变迁角度,后果考量都存在成立的正当性。为防止恣意进行后果考量,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将后果考量的引入固定于疑难案件场域,但疑难案件识别标准难以明确统一,将其作为前设性条件会进一步增加后果考量融入的不可控性。因此,可通过严格的法律论证方法予以技术性回避,将后果考量补充性、辅助性地嵌入外部论证过程。同时,构建“回应型”和“前瞻型”并轨的准立法模式,加强裁判者释法明理的论证义务,发挥准立法和司法二元视角共轭互补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的机制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蕴含的德法兼治、民为邦本、司法公正、和合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树立文化自信、依法治国、尊重司法规律的需求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的必要性。从裁判文书来看,存在融入范围较窄、说理语言笼统泛化、弱化或代替法律论证、援引不规范等诸多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从坚持基本立场、界定法律文化、识别常见领域、掌握融入方法、借鉴有益机制、发挥案例价值等方面,提出优化对策,以期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更好地融入司法裁判,实现创造式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司法裁判“三个效果”统一的非制度化影响因素及应对

人民法院解决纠纷的成效不仅受法律规则和诉讼程序等制度化因素制约,还受到非制度化因素如事实信息、行为动机、利益考量等影响。通过内在观察者的角度,可以分析直觉、后果考量、政治性考量及民意影响等对司法裁判的影响。非制度化因素常常导致司法裁判“三个效果”不统一,造成程序空转、规则隐退等负面后果。既然非制度化因素难以避免,应通过制度性应对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强化法律权威、守持能动履职、防止机械司法是化解纠纷的关键。以司法规则引领社会规则,以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公正,以司法理性激发社会理性,在确保法律效果的基础上实现最佳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特征与法律品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和组成内容,对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构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凝聚最广泛司法认同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司法实践中,做实“如我在诉”、坚持能动履职、追求德法并举、推进诉源治理、锻造法院铁军均是对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进入新时代,人民法院要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弘扬“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公正司法”的价值追求、“以和为贵”的司法理念和“法理情融合”的裁判方法,积极探索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夯实法治基础。

人工智能辅助司法裁判的价值与规范进路

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逐渐深入司法领域,具有提高司法效率、增加量刑精确性等重要价值,在司法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不断深度融合,其在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属性应进一步明确,当前,AI法官的主体性地位能否实现仍是需要确定的根本性问题。人工智能技术自身的局限性也使得当前人工智能融入司法实践面临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算法黑箱与司法公开的冲突、对司法责任制的挑战以及司法数据库不完善等。针对这些问题,应当从质和量上完善司法数据库,从价值平衡出发弥补算法缺陷,在坚持保障法官审判权和审判责任制的同时,提高人工智能系统在辅助司法裁判中的运用效能。

司法裁判援引司法政策的思辨与规范——基于《人民法院报》63个典型司法政策文件的分析

司法政策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意志在司法领域的直接体现与深化。实证研究发现,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适用司法政策较为普遍,在民商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执行案件等裁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实际应用中亦暴露出若干问题,诸如司法政策的援引力度整体偏弱、当事人与法官在适用态度上存在明显分歧、适用方式缺乏统一规范、司法政策的参照质量未达预期等。从实践层面来看,司法裁判援引司法政策能够进行法律解释、填补法律漏洞、在特定情境下创制裁判规则。为充分释放司法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潜在价值,需构建司法政策应用的制度体系,具体应从司法政策自身、实施主体、适用方法和机制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构建和完善。

司法裁判视角下跳单行为的约束机制构建

跳单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判整体呈现出谨慎的态势,表现为跳单行为司法认定的比例较低、中介人的诉讼请求难以获得全部支持两种样态。究其原因,乃是法院需平衡自由公平等多元价值,居间报酬请求权法理依据的交织碰撞,以及中介人必要费用请求权在立法层面行权方式受限综合导致。为了约束跳单行为的发生,可以参考司法裁判的做法从多元共治视角构建约束机制。居间人应当强化合同合规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委托人应当全面审查合同内容,树立正确交易观念;行业协会应当用好房源共享机制,指导行业标准制定。

董事勤勉义务与司法裁判

勤勉义务是对董事履职的称职要求,从实体上看,就是是否履行了法定及公司内部为董事设定的职责;从程序上看,就是董事在履职时,是否按照法律规定及章程规定履职。既有法院裁判对董事勤勉义务的有关认定,已经载入新公司法的董事勤勉义务之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路径之探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在2024年国家法官学院秋季开学典礼暨“人民法院大讲堂”授课时指出,要落实好“既要义正词严讲清‘法理’,又要循循善诱讲明‘事理’,感同身受讲透‘情理’”的重要指示精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释法说理,力求法理、事理、情理三理并茂,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体悟到法律背后的法治精神、道德引领和人文关怀,切实增强对司法的认同。

司法裁判中人工智能应用的限度及规制

司法的创新性发展以及智能技术的深度合成为司法裁判中智能系统应用提供了客观基础。但人工智能技术的两面性特征,决定了其在提高司法效率、重塑司法裁判流程的同时也冲击和挑战着原有的司法伦理观念,由于缺乏对智能系统应用限度的理性认识,出现了智能系统对其辅助性地位的僭越,要将智能系统的适用严格控制在一定限度,以技术理性匡扶经验理性偏差,以经验理性抵挡技术理性侵蚀,控制和缩小裁判风险后果,修正和规制智能系统应用限度,将理性主义下司法审判中人工智能应用的工具主义定位和辅助性地位作为主轴,限定智能系统辅助审判的适用场景,建立应用场景监管,实现对司法裁判人工智能应用限度规制的模式完善,将经验、评判策略、价值判断和形式推理有机融合,最终弥合司法裁判与智能技术之间的张力,探究司法裁判的理性路径。

让与担保法律构造下司法裁判的统一

《民法典》第388条、《民法典担保司法解释》第68条以功能主义、消灭隐形担保为指向,使聚讼纷纭的让与担保制度以准成文法的形式得以确立,但法律规范简略,理论上莫衷一是,司法裁决困惑自是难以避免。《民法典》颁行后,让与担保司法裁判的样本分析呈现出效力大致得到认定、裁决理由不尽相同、规避法律构造、裁判者无所适从、法律适用不统一的样态。让与担保规则统一适用的进路宜以让与担保效力为起点,采所有权构造而非担保权构造为理论逻辑,债权人获得完整性的所有权须受当事人担保约定的限制,如此方能不冲突于现行担保体系。让与担保规则的适用,应建立统一的公示制度,以归属清算的变价处分方式、平衡涉第三人利益为必要。

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理论检视

既有研究对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概念的理解存在明显分歧。对接受的关系结构、形成机制及价值定位的分析发现,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判断既不完全取决于裁判属性,也不完全取决于受众态度。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与合法性之间也并不存在必然冲突,而是呈现出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充分认识可从三个维度展开:本质维度看,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是在全面考量裁判涉及的主体因素、信息因素及环境因素基础上形成的动态评价系统;理论维度看,司法裁判可接受性蕴含着在整合多维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以“立法—裁判—受众”为基本结构的分析框架;实践维度看,司法裁判可接受性表征着力求兼顾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共识达成机制。

论经验主义应得刑罚对公众守法意识的形塑——以醉驾刑事案件的司法裁判为论域

醉驾入刑已逾十年,但相关案件的数量却不降反升。这既反映出不少驾驶人仍是侥幸心理有余而守法意识不足,同时也表明依靠“心理强制式”的刑罚来控制醉驾的治理方式效果欠佳。在新时代,刑事司法机关宜以“经验主义应得刑罚”为分配原则,通过与民众的沟通、协商,对醉驾人处以不偏离正义的“应得刑罚”,才能满足公众对醉驾案件的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意愿,从而使裁判结论获得正当性。长此以往,人们将不断增加对司法机关的信赖,司法机关也可籍此激活规范的行为引导功能,促使人们将规范内化,唤醒人们形成规范守法动机,进而使个体的守法行为由被动转为主动,最终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之刑罚目的。

ChatGPT嵌入中国司法裁判的可能性分析

ChatGPT通过强调监督学习与强化学习的结合、利用RLHF与PPO策略赫然成为当下备受瞩目的一款人工智能大规模语言模型,查韦斯案掀起了该模型在司法裁判领域的适用问题。同时,司法智能化、司法效率提升、同案同判等要求亦为ChatGPT嵌入中国司法裁判提供了可行性基础。然ChatGPT尚与司法裁判存在本质差异、其自身亦有内生性缺陷等局限亦不可忽视,故应理性思考其嵌入中国司法裁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