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论司马谈由道而儒的转变

论司马谈由道而儒的转变陈桐生汕头大学中文系司马谈为西汉前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这是两千年来学者们的一致看法。认真研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并考察司马谈在元光以后的行事，我认为司马谈在后期完成了由道而儒的思想转变．讲清这一转变，对理解...

论司马谈对《史记》的贡献

司马谈担任太史令,产生了编写一部史书的理想,并开始着手史书的编写准备和写作工作,对司马迁创作和完成《史记》产生了极大影响,对《史记》的出现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司马谈,就很难有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谈临终遗命与司马迁人生转向

司马氏家族的传统实为多元,司马迁并非出身于纯粹的"史官世家"。他处于武帝"有为"之世,青少年时期志在立功荣祖。仕为郎中后以"辩智闳达"得到武帝器重,奉使西征南略,仕途不可限量。司马谈临终遗命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取向,继任太史,由立功转为立言。先父遗命成为司马迁的纂著指南和精神动力,指导、鞭策、支持他发愤著书,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第二部《春秋》——《太史公书》。

司马谈与《史记》

司马谈为西汉前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之于《史记》有发凡起例之功 ,对《史记》的五种体例都有成文论作。其中《论六家要指》一文 ,是中国学术史和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它不仅反映了司马谈的学术思想 ,而且也反映了司马谈的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史记》能成为千古不朽之作 。

司马谈、司马迁思想异同辨

司马谈的思想是以道家为主兼取诸家,而司马迁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兼取诸家,二者有着显著的不同,但都带有“集大成”和“与时俱进”的性质,因而都处于当时思想界的前列。

人伦与制度——对于司马谈论儒家之哲学分析

从未制定过国家制度的儒生在西汉面临将德性转化为制度的难题。出身史官世家而又尊崇黄老的司马谈在这一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从儒学内部对儒学德性进行了制度性改造。司马谈指出,由于经传礼仪的烦琐,儒者既不能得儒学之"要",事实上也无法不知"要"而仅仅遵从经传礼仪的规定,于是儒学之内在和外在之整体性都亡失了。此后,只能以外在规定性重构儒学之整体性,而重构儒学的外在规定性即贡献何种治术。基于此,司马谈整合儒学丧服中"三至尊"与"三至亲",得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四伦,无形中去除了儒学五伦中责善的朋友一伦,实则取消了作为先秦儒学德性之根基的伦理之相互性。四伦是单向性的上下伦理,于是服从取代了关爱,重构了儒学。最终,四伦所重构的伦常及基于此伦常的儒学得以顺利对接以秦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王朝政制,并成为其德性基础与观念形态。

天人古今:司马谈的学问结构

司马迁将司马氏的世系追溯到颛顼时代的重黎,最终想要追溯的不是血脉的源头,而是家族担任天官的起点。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使其能认识时间的本质、天地的结构和思想的原则;"受《易》于杨何",故能以《易》变通时代局限;"习道于黄子",又能从整体视野出发以尽黄老之用。三种学问,以天官为古为天,以道论为今为人,以《易》居中,沟通天地以究天人之际,贯穿古今以通古今之变。司马谈试图恢复的太史文化,实为综合三种学问以成其整体认识最后化成《论六家要指》中的道家。

司马谈的历史贡献

司马谈，西汉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汉左冯翊夏阳人。生年不详，卒于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享年约50余岁。司马谈在历史上的贡献，可以概述为三个方面：（1）撰著《论六家要旨》，总结了先秦以至汉初学术；（2）提出编写《史记》，并为此积累了资料及撰就了部分篇卷；（3）对司马迁的成长进行了有意识的严格培养和思想上的重要教育。

司马谈的先秦诸子学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兼具学术、政治的双重意义,集中体现了其先秦诸子学的造诣。从学术上而言,它开创性地将先秦诸子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准确把握各家学说宗旨,将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政治上而言,司马谈欲以道家融合百家,并推崇黄老之学,隐约其辞地反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

汉武帝封禅与司马谈之死

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盛典。汉代以前曾有多次封禅的记载。汉武帝封禅具有登天成仙性质。汉武帝的成仙封禅导致了司马谈死亡。汉武帝封禅使司马迁强化了对历史的认识 ,提出了德治的思想。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思想之异同

司马谈的思想是以道家为主兼取诸家,而司马迁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兼取诸家,二者有着显著的不同,但都带有“集大成”和“与时俱进”的性质,因而都处于当时思想界的前列。

浅谈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儒家的评价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孔孟、荀子以及董仲舒所代表的不同阶段的儒家思想与现实政治的结合情况,客观地分析评价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儒家的褒贬,试图揭示儒家在先秦至汉代的社会政治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以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创作目的。

从司马迁的成功看司马谈的家教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家,他的成功,父亲司马谈的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就司马谈为何选择家庭教育来培养司马迁,他的培养计划,他的成功实践等方面作了研究,总结出教育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对目前的家庭教育有所启迪.

司马谈作史考论述评

《史记》效《春秋》而作,这是司马谈定下的义例。《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谈作史考

司马贞说:“《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史记索隐》序) 司马贞的话,完全符合《史记》创作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说:《史记》之作,自司马谈始。《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临死对司马迁的话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谈既念念不忘《史记》的创作,把它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而《史记》的规模又是如此宏大,那么,直到他逝世前还没有动笔,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司马谈作史补证

顾颉刚先生《司马谈作史考》,曾考定《刺客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樊郦滕灌列传》等篇“成于谈手无疑”。①并推断:“谈之为史,有传有赞,《史记》体例创定于谈亦可知”。实是慧眼独到。可惜缺少“纪”的例证。在我看来,《孝文本纪》就出于司马谈之手。如不谬,则可补顾先生论据之缺。《孝文本纪》:“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这透露了本篇为司马谈所作的消息。“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末成于今”,这个“于今”,理当迄于作者记述之时,显然是在“改正服封禅”之前。据《文帝纪》、《封禅书》、《历书》,由于方士公孙臣。

司马谈所创造的“六家”概念

任繼愈教授於1963年發表了一篇題为《先秦哲學無“六家”——讀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文章(收集在任教授的《中國哲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他認为司馬談所說的“六家”不可能是先秦哲學的學派而是司馬談當時的現象。任教授在分析戰國時代哲學家的主張,說“總起來看,‘六家’之說。不是講的先秦的學術流派……先秦有的只是老子學派,莊子學派,公孫龍學派等。道家,名家,陰陽家,先秦根本沒有過”(第433頁)。他由此提出:“那末,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是不是造謠?也不是。他講的六家。

试论司马谈临终遗命对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影响

司马谈临终遗命 ,对司马迁撰述《史记》影响至为重要 ,它是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和创作动力。在某种程度上 ,司马谈临终遗命决定了《史记》的产生和最终完成。

司马谈论道家的尚简政治思想

司马谈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思想家和大学者。他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作过深入研究,其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六家要指》一文之中。司马谈从"务为治"即把六家学说定性为治理国家的政治学说发论,把道家的政治思想与阴阳、儒、名、墨、法等五家的政治思想作了区分和比较。他认为,道家吸收了其他五家的长处,又没有五家的短处,比较明确地把道家无为政治思想概括为简易政治思想,形成了道家独特的简易政治思想风格。司马谈虽然论的是道家,但主要讲的是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