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安排:认识澄清与制度重构

中国合作金融组织在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设计的过程中受到了合作社思潮和股份制思潮两种思潮的驱动。前者强调成员主导和民主决策,后者注重风险责任和风控能力。然而,这两种思潮及其相关的民主、集权和分权三种设计思路均未能实现成员间能力、权利、风险及收益的匹配。反思、澄清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制度设计中的合作社元素和股份制元素,构建一个“制度规则—制度过程—制度目标”的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结合具体案例,对分别代表民主思路、集权思路和分权思路的剩余控制权民主决策模式、发起人控制型模式和分权型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有助于解决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中的难题。展望未来,重构合作金融组织的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应将其理解为一个特殊的金融中介,围绕大小股东利益冲突这一核心矛盾,按照风险匹配与能力匹配两个原则配置剩余控制权,以期实现组织成员间能力、权利、风险及收益的匹配。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困境与突破

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商业化转型为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提供了发展的历史机遇和舞台。源于农村的内生性需求与国家政策的密集推动,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农村信用社启动商业化改革之时便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但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并受制于政策执行偏差,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经过短暂发展便陷入困境。如何找到症结所在,突破困境,促进我国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健康发展,成为当下重要课题。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三农"问题是政府一直关注的重点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经济的平稳发展,而现代农村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满足现阶段农村金融多层次及地域非均衡发展需求特点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帮助尤为重要和突出。主要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对其深层次的原因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探讨,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瓶颈与路径选择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强化金融机构继续支持"三农"职责的同时,突出强调了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既是现阶段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把农村资金留在农村,以城镇资金支持农村"的有效路径。目前,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尚存瓶颈,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合理的监管职能分工、权责明确的运行机制以及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来共同为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决策支持。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体系的重构

文章建构了需要导向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体系重构的路径:以农村信用社改革为主导和主体,以内生、外生合作金融为两翼,以农户现实和潜在的需求为导向和庞大基础,以国家政策、县域支付清算体系、同业拆解市场、信贷征信与乡土文化以及法律与社会保障体系等为重要支持的集微观主体,中观服务,宏观政策三维为一体的农村合作金融新格局。

转型期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信贷担保制度缺陷与创新

虽然《物权法》开启了担保制度的新篇章,但是作为服务"三农"主力军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信贷担保实践中仍然面临许多障碍,包括不动产担保资源枯竭、担保动产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和保证泛滥导致保证人代付能力削弱等方面。必须针对农村特色不断完善担保制度,才能促进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问题研究:浙江案例

"自愿、民主、互利"的核心原则在各国的合作金融发展中一直得到认可与坚守,这也是我国发展新型金融合作的金融组织应把握的题中之义。本文比较分析了浙江农村资金互助社、贫困村资金互助组织、温州农民资金互助会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合作金融模式,在借鉴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建议。

发展新型农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实践证明,新型农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可以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有效解决农民生产经营过程中小额资金需求,也符合国家发展多种形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要求。为促进新型农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应坚持合作制的内涵保持不变,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以完善农村金融组织结构,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风险及防范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存在着资金运营背离互助性、内部管理背离民主化以及外部监管不当的风险。对这些风险的法律防范亦面临着组织类型多样、资金来源有限以及内部运行复杂的困境。为确保各类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健康可持续发展,应肯定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法律地位,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规范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股权设置;完善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内部管理。

农民参与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的行为——基于辽宁442个试点农户与小微企业的调查数据

中国农村新型合作性金融组织在分散农民经营风险、提高农民收入以及发展农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辽宁农村新型合作金融试点的背景下,以辽宁省盘锦市试点地区为例,选取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样本村、镇参与试点的442户农民与小微企业为调查对象,采用样本地区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通过构建离散数据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户参与合作金融的行为意愿及主要影响因素。结论表明,现阶段我国农村传统生产经营模式以外的更广泛的金融投资渠道不断拓宽的同时,对农村弱势群体与精英阶层合作的欠规范性是合作金融惠农的重要约束。从三个层面提出,结合农户多元化的融资成本需求,应制定多样化的合作金融模式。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健全内部治理和规范外部环境将是保障我国新型金融组织创新和健全发展的重点。以期为政府的支农战略和金融机构完善合作金融政策提供切实有效的参考。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现状与理性思考

文章对我国农村金融组织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指出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合作金融组织 ,但必须建立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障碍与实现路径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我国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由于目前农村经济活动主体的分散、农村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金融主体成分和服务方式的重大变化以及农村金融的良好发展势头都充分展现出了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紧迫性。积极促进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因此,必须积极消除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障碍,采取多元化路径最终实现健康和谐地运行与发展。

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信贷担保制度缺陷与创新

虽然我国《物权法》开启了担保制度的新篇章,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主力军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信贷担保实践中仍然面临许多障碍,包括不动产担保资源枯竭、担保动产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和保证泛滥导致保证人代付能力削弱等方面。必须针对农村特色不断完善担保制度,才能促进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更好地为解决"三农"问题服务。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制度研究

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是我国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制度层面从合作金融发展的母体、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和维护小生产者自身利益等方面分析合作金融组织发育的需求诱致性动因,以新时期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外部制度供给和内部制度安排分析其供给缺陷,最后提出推动新时期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

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内部审计对我国的启示研究

内部审计机制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及完善将有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增长及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升。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内部审计机制经过多年的实践与不断创新,已然形成了有效的运行模式和成熟的管理制度,对农村金融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本文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内部审计的特征出发,找寻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借助于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组织内部审计对我国的启示,提出优化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内部审计的路径策略。

农村地区应该发展合作金融组织

要把地下金融问题搞清楚，首先要清楚地下金融这个概念。现在用词很混乱，有灰色金融、非法金融、高利贷、非正规金融、体制外金融等等实际上都是活动的概括，有些活动像偶然发生的金融活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这很普通或者说很频繁。这些就不应该算作地下金融，还有其他一些金融形式，像民间发生的一些有组织的金融活动，像私人钱庄等等，都属于有组织的金融活动。另外，在正规框架内的违法金融交易比较多，但是这是为了逃避不合理的监管，或者是说我们监管不到位而导致的。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创新的法律困境与发展进路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现实的一种有效的金融机制,是农村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其存在的种种问题,需要通过组织创新加以解决。合作金融组织的创新和发展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困境,必需在认识和分析这些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进路。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法律障碍与破解路径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形式多样,对缓解农村贷款难、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等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生事物,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面临诸多法律阻碍,主要体现在农村合作金融立法不足、监管体制缺陷、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等方面。因此,亟须通过完善立法、完善监管体制以及健全内部控制机制等对策,来破解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法律障碍,以发挥其在实现普惠金融目标中的重要作用。

合作金融组织社员投票权制度设计

合作金融组织不仅是一种富有效率的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制度安排,而且是一个培养民主精神和民主技巧的宪政载体。而合作金融组织的民主机制集中体现在社员享有的投票权上。社员投票权制度设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员享有投票权的数量、行使投票权的机构和方式。现代合作金融组织在坚持一人一票的基础上,为积极参与合作社交易或者作出贡献的社员提供附加表决权。另外,社员大会成为社员行使投票权的首要选择,并可以社员大会分别召开或者引入电子投票作为有益的补充。同时,社员通过代理方式行使投票权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