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金融信息处理中单独同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提出单独同意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然而,敏感金融信息因其自身的场域特性,给知情同意模式的适用带来挑战;加之,单独同意要件的不清晰,致使其在敏感金融信息处理中流于形式,个人自决得不到保障。为破解此困境,应强化金融市场主体的告知义务,以单独告知模式缩小金融市场主体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引入以信息主体为中心的动态同意模式以弥合“告知义务”与“知情权”的断层。同时,基于场景理论建构起以处理目的为核心要素,以处理方式和敏感信息项目为关联要素的“处理链”模式,通过单独场景—单独告知—单独同意的流程,提高同意的有效性,降低金融市场主体的告知成本,使单独同意成为实践可行的方案。

数据交易中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之完善——以“知情—同意”规则为核心

个人数据交易法律框架的构建需要实现数据主体权益与数据流通效率之间的动态平衡。现有的“知情—同意”规则体系无法适应数据交易市场的复杂情境,不仅难以发挥立法者预期的保护个人权益之效用,数据流通效率与数字经济发展也严重受阻。个人数据交易场景迫切期盼“知情—同意”规则的适时修正,包括重塑数据处理者在数据交易中的告知义务,破解数据处理者须逐次征求数据主体同意的机制,交易客体应限于数据主体初次授权同意的数据范畴,明确个人数据危险扩大时的特别告知义务,以及限制数据主体就其个人信息同意的撤回权,设置数据主体的限制撤回期间和正当理由,规定不当撤回同意者应对数据处理者遭受的交易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

强制、同意与性别平等:强奸罪入罪模式及其改革

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奸罪确立了以“强制手段”为核心要素的规范结构,可概括为强制模式。在强制手段或被害人反抗不明显的情形中,行为人违反被害人意愿实施性行为却难以受到刑法的制裁,从而使个人性自主权的保护存在重大漏洞。强制不是强奸罪不法的核心,违背他人意志才是强奸罪的本质。以同意替代强制是强奸罪法律规范发展的必然趋势。强奸罪立法的主要任务是为个体之间的性互动确立一个相对客观的、符合社会规范和性别平等价值的沟通规则。根据性互动的沟通结构及其特点,结合性互动行为的实践和不同模式的适用效果,我国宜采取修正的否定同意模式,即一般情形下适用否定同意模式,对虽然具有同意能力但其认知能力和防卫能力存在减损的脆弱人群应适用积极同意模式。

论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同意撤回权的行使

为充分尊重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的真实意思与自主决定,《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赋予了提供者随时无条件退出的权利,即同意撤回权。“随时无条件退出”意味着提供者有权在任何阶段撤回其同意并无需因此承担任何不利后果。为确保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同意撤回权得到法治实现,应充分告知以保障提供者的知情权,同时建立机构管理体系与撤回机制,并加强伦理审查,最终形成提供者终止参与、遗传资源销毁或删除及不再利用等法律效果。

关于手术知情同意实施现状的分析研究

目的通过调查手术知情同意书内容和签字情况、授权委托书签署情况,了解目前医疗机构关于手术知情同意的落实情况。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了某三甲医院2022年度上半年的276份手术病历,并就手术同意书和授权委托书签署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医患双方的签字比较规范;医方关于术前主要诊断、手术名称、术中或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手术风险告知比较充分,对患者自身存在的高危因素、替代治疗方案及其利弊的告知存在不足;非患者本人签字的手术同意书,授权委托书签署不规范。结论医疗机构手术知情同意落实较好,但仍存在一定缺陷。医疗机构可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培训,明确授权范畴、强化术者告知、签字和落实监督检查等方面来保障知情同意的落实,切实保障医患双方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有效规避医疗风险,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敏感个人信息告知同意规则的制度逻辑、规范解释与补强

《个人信息保护法》区分信息类型,为敏感个人信息配置了强告知同意规则。告知同意规则以信息自主、自决为首要价值基础,有其自身制度逻辑,但也有诸多自限性缺陷。在信息风险社会,告知同意规则对于敏感个人信息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发掘并赋予其新的价值功能内涵,即风险的预防与分配。为准确适用敏感个人信息之告知同意规则,消弭法规范中诸多不确定性及该制度的自身缺陷,应对告知同意规则之适用范围、告知事项与标准、同意形式与要求等做出恰当解释,以期在实现信息自决的同时能更好地实现风险的控制;同时,基于敏感个人信息“敏感度”与“风险性”的动态特征,应对其告知同意规则做动态性机制补强,以使信息处理符合信息主体的风险预期。

我国临床医学综合期刊病例报告伦理审查与患者知情同意报告现况调查与分析

目的 调查与分析我国临床医学综合类期刊2022年发表的病例报告伦理审查与患者知情同意报告情况。方法 根据《2022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展版)》数据,选择临床医学综合学科分类期刊2022年发表的病例报告作为研究对象,对符合遴选标准的病例报告进行伦理审查与患者知情同意等信息的提取,采用Microsoft Excel 2021、SPSS 21.0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结果 纳入的42本期刊2022年共刊载病例报告类型文章587篇,其中36篇(6.13%)报告了科技伦理和(或)知情同意要求。报告科技伦理审查和(或)知情同意履行的病例报告多来自中国科技核心期刊(88.89%, 65.88%),且其所在期刊官网稿约涉及科研伦理的比例也较大(86.11%, 63.8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临床医学综合学科分类期刊病例报告科技伦理审查和(或)知情同意履行情况报告比例较低。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期刊要求在发表病例报告前征得患者或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中国与之相比尚有一定距离,需引起高度重视。

大型综合医院电子知情同意标准库建设的实践探索

目的推进知情同意标准库建设,实现知情同意书规范化管理。方法对知情同意书进行标准化分类、设置版本号,规范其结构、内容,围绕签署场景、术种等进行整合使用,并实现患者电子签署。结果四大院区158个病区患者电子签名全覆盖,病历质检中知情同意书的缺陷比例由2022年的25.93%下降至2023年的3.7%,投诉信访中知情告知不足的案例占比由2022年的8.9%下降至2023年的4.5%。结论知情同意书标准库建设,加快了病案无纸化进程,提高了临床工作效率和病案质量,促进了医患关系,提升了医疗质量。

知情同意临床实践的伦理隐忧及其消解

知情同意作为患者权利,成为理解现代临床实践的“金钥匙”。它在中国的规范性建设遵循了制度安排与社会变迁互动的渐进式主线,围绕消解自主与行善冲突的经典命题、医方义务与患者权利走向融合而展开。然而,其临床实践中基于利益分歧、沟通机制不完善而带来告知的家长主义、同意的家庭主义以及全流程的形式主义等伦理隐忧。为消解这些隐忧,需要在角色和行动层面明确医生、患者与家属的价值主体地位,厘清各自的权利责任边界,围绕患者最佳利益弥合分歧达成共识,方可建构权利共享与责任共担的医患共同体。

从撤销权到解除权:同意撤回权的认知更迭与规则续造

同意撤回权是信息主体的核心权利,但对同意撤回权的认知不清阻碍了该权利的正常行使。学界将同意撤回权理解为一般撤销权或特殊撤销权均有失妥当。同意撤回权应是信息主体享有依据单方意思表示使隐私政策合同全部或部分不再具有拘束力的权利,因隐私政策合同持续性、非定期给付之特征,将同意撤回权界定为不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权更为契合。信息主体行使同意撤回权时不受解除事由限制,不受形成诉权制约,不适用除斥期间,不具备溯及力以及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不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权说的理论观照下,应从不设置行使条件、明确“通知+合理机制”行使方式、不限制同意撤回权的行使期限以及确定仅向未来发生效力方面对同意撤回权的权利行使规则予以完善。

欺骗型奸淫中被害人同意效力的认定

欺骗型奸淫中被害人同意效力的认定不仅在刑事裁判实践中存在疑难,而且在理论上直接关系到强奸罪中“违背被害人意志”成立与否。基于刑法家长主义的全面无效说极度扩大了处罚范围,而以保护法益为出发点的法益关系错误说在疑难案件中难以自圆其说。为修正传统理论的缺陷,需要以认识错误产生原因及知道规则为第一层次判断标准,再以认识错误是否与法益相关作为第二层次判断标准,最后以同意的任意性作为第三层次判断标准,从而确立一般性的判断方法。欺骗型奸淫能够进一步类型化为身份欺骗型、性行为性质欺骗型、期待利益欺骗型及隐瞒性病欺骗型,并在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指导下分别获得合理的判断与论证。以层次化的被害人同意判断标准为指引,能够合理应对欺骗型奸淫行为的司法认定问题,并推进刑法实现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的双重目标。

临床研究中延迟知情同意的探讨

知情同意是临床研究中重要的伦理标志,在开展临床研究前,研究人员有责任将研究信息充分告知参与者。然而,在紧急情况下开展的临床研究,让其中的参与者或其监护人在狭窄的治疗时间窗口内完全知情同意很难做到。目前现实中可接受的知情同意方式除传统的一般知情同意外,还有豁免知情同意、泛知情同意以及延迟知情同意。通过介绍临床研究中延迟知情同意起源和发展历程,对延迟知情同意的应用现状进行梳理,提出紧急情况下应用延迟知情同意的先决条件并针对延迟知情同意应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紧急情况下临床研究延迟知情同意的应用提供伦理辩护和伦理程序。

明确同意还是推定同意:器官捐献同意制度的儒家伦理检视

目前世界上的器官捐献同意制度可以根据同意的主动程度分为明确同意和推定同意两种,推定同意制相较明确同意制而言更有助于提升器官捐献率,但推定同意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性值得注意。通过孟子和荀子的伦理思想和儒家身体伦理观对明确同意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推定同意制比明确同意制更加契合儒家伦理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但是在推行推定同意政策的时候,仍需注意儒家伦理的影响,确保逐步推进,同时确保捐献者知情同意。

论个人信息同意撤回权制度的适用障碍及其消除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5条规定信息主体有权撤回同意,却未明确说明同意撤回权的性质、行使条件、法律效力、权利范围等内容。学界对此各执己见,至今尚无定论,以致同意撤回权制度的适用面临诸多障碍。可结合《民法典》相关条款,“内部”界定信息主体同意为承诺、同意撤回权为任意解除权;明确信息主体禁止撤回“双保险”个人信息及例外情形、限制撤回必要个人信息;认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主动删除义务、信息主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进而结合《民法典》第1033条、第1035条、第1037条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第13条至第18条、第29条至第31条、第47条,“外部”厘定同意撤回权制度与告知同意规则、删除权制度的关系,构建三者的协调适用规则。“内”“外”兼施,保障同意撤回权制度的准确适用,平衡信息主体、非信息主体、个人信息处理者三者的利益。

被害人同意视角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限度

被害人同意理论强调了被害人在信息流通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能够消解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对立,维持刑法的最后法地位,因此需要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加以适用。但实务中并未完全将被害人同意理论进行贯彻,在被害人同意的具体内容、明确程度和法律效果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被害人同意的主体应当具有风险识别能力是被害人意思自决的当然前提。被害人同意的内容应当是行为人的危害行为而非具体结果,并且弱同意模式应当在信息流通过程中得到承认,以维护个人信息的高效利用。因此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具体适用被害人同意理论时,应当否定信息弱势群体的单独同意以加强法律保护。在同意内容方面,被害人能够预见信息用途的同意即可作为出罪事由。在同意形式方面,行为人在被害人公开范围内获取利用其个人信息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论个人信息知情同意规则的强弱模式——兼论劳动关系场景中的选择与适用

知情同意规则虽内涵了知情规则和同意规则,但其规则重点并不相同,前者侧重于信息提供和获取,后者侧重于意愿表达与选择。《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知情同意规则适用呈现为“强知情+强同意”“强知情+弱同意”“弱知情+弱同意”三种模式。劳动关系场景是检验个人信息保护知情同意规则的重要场域,采取“强知情+弱同意”模式符合理论原则和现实需要:为减少弱同意的损害后果,需要以利益一致原则为基础对涉及劳动者个人信息处理的劳动规章制度和合同内容进行实质审查;为确保强知情规则的落实,需从用人单位信息处理告知义务履行、知情规则中知情权请求权的实现机制构建以及劳资信息处理沟通、理解与共识机制形成三个方面实现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的平衡。

为什么术前要签知情同意书

丽水陈女士上个月,我去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术前医生让我签了一个术前知情同意书,是想推卸责任吗?在治疗过程尤其是手术前,患者和家属往往需要签知情同意书。看着这薄薄几页纸,患者及家属的内心常常无比复杂,会有忐忑、疑虑、费解,甚至是不满和愤懑。作为一个长期在临床一线的医生,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手术签字那些事。

个人数据交易中的同意撤回权——以与合同拘束力的冲突为切入点

在个人数据交易中,数据主体作出同意既为个人数据处理提供合法性基础,也是数据主体所承担的合同义务。即便个人数据交易具有双层法律结构,个人数据处理同意与个人数据交易合同相区分,同意撤回权也使得个人信息自决与合同拘束力的冲突不可避免。为避免同意制度被架空,“履行合同所必需”应当被目的性限缩解释,不能作为同意撤回后个人数据交易中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为优先尊重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和人格自由发展,同意撤回权不因合同拘束力而受到限制。同意撤回权的行使不具有溯及力,数据处理者应当删除个人数据,停止个人数据处理行为,数据处理者可以行使双务合同不履行抗辩权,有权请求终止个人数据交易合同,但无权请求数据主体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

论COPPA中的父母知情同意原则及对我国的启示

儿童并不总是有权同意网络运营商处理自己的个人信息。原因是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网上个人信息处理风险和后果。“父母知情同意”规则就是在这样的考虑中诞生的。此规则设置了“通知-同意”模式:在使用儿童个人信息之前,网络运营商向父母们发送通知以获得其可验证的父母同意。但是此规则在具体操作中存在技术、经济以及法律问题。就法律层面而言,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立法、执法、守法三个层面共同发力,为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基础。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知情同意规则研究

知情同意规则是公民保护自身信息权益的重要依据,但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快速发展面前,其被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之间的能力及掌握资源的差距所架空,个人信息保护面临新的困境和挑战,如何在原有基础上完善知情同意规则是亟需解决的难题。对此,本文从实际角度出发,通过场景理论对信息进行不同敏感层级划分,以构建动态同意制度,并结合域外经验,探求其他能够使知情同意规则真正实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