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同案同判”?——误解及其澄清

对“同案同判”原则进行批评或辩护的基础,是对它所指为何这一问题有准确的认识。但在目前的讨论中,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对于这一原则本身存在误解。对误解澄清需要在三个层面上来进行:在语义的层面上,“同案同判”指的就是“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同案”的确切所指是“同类案件”。司法裁判所依循的类型化标准来自法律自身的建构,也要经过法教义学之知识和方法的双重限制,因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同案判断中价值判断的不确定性。在主张的层面上,同案同判并非结果导向、而是施加理由的原则。它作为形式原则虽然具有推定优先性,但并不是终局性的,与差异化判决完全可以相容。在性质的层面上,同案同判并非司法裁判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而是一种价值论原则。它虽只是对依法裁判更为具象化的表达,但相对于后者具有更加形象地表露形式正义和可预期性之“溢出价值”、彰显司法活动之内在道德的社会效果。

“同案同判”蕴含着“遵循先例”么?——一对易于混淆的概念及其澄清

字面或严格意义上的“同案同判”是有关法律规范性判断必然性的模态命题。法官必须在事实相同的多个案件中作出相同判决构成这个模态命题的正面部分,而当法官在事实相同的多个案件中作出不同判决时,这个命题的反面部分认定这些判决中必然蕴涵错误。如此理解的“同案同判”意味着案件事实属性和法律属性或案件事实属性和司法判决之间的随附关系,它无关正义、平等等实质价值,中立于任何裁判理论,甚至无关理性或合理性的最低要求。在制定法背景下,同案同判要求只是“依法正确判决”的附带现象,在概念上并不包含“遵循先例”,也无法合乎逻辑地推论出“遵循先例”的要求。“遵循先例”必须依赖法治、平等等实质道德论证。

“同案同判”中法的一般性与社会事实基础

法的一般性这一法哲学的基本命题以及法律的社会事实基础在司法裁判领域具有重要体现,“同案同判”是贯彻法的一般性及其社会事实基础的重要路径。为深入解析“同案同判”中法的一般性与社会事实基础的关系,首先需要界定何为“同案同判”,弄清楚其与法的一般性的社会事实基础之间的关系形态如何,然后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为实现“同案同判”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公布的指导性案例来论证法的一般性应以社会事实为基础这一重要命题的正确性。

同案同判:价值理念、实现困境及解决对策

在司法改革中,实现司法公正和法律统一适用至关重要,而同案同判则是司法公正和统一法律适用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保证。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同案不同判现象使人们容易对司法公正产生信任危机,妨碍了司法改革进程。同案不同判现象违背了公正性、平等性、安定性等价值理念。同案同判的实现困境成了实务界与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破解这个困境亦是一个难题。具体实践中可以从三个方面探索实现同案同判:构建完备的类案检索平台,通过法律规范对类案的判定标准与类案检索结果冲突适用机制作出详细规定以助力同案同判的实现;完善指导性案例的生成、遴选、编纂、适用全过程,并强化案例指导制度的指导性;通过合理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强化法官维护个案公正的主观意识、增强法官专业素养等手段来保障同案同判。

精神损害赔偿同案同判:实证检验和实现路径

同案同判是司法公正的灵魂。精神损害往往不可直接测定,赔偿数额也难以客观确定。基于拆分策略,对精神损害赔偿同案同判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原告性别、年龄、赔偿标准、原(被)告责任及是否聘请律师、被告承担责任能力等相同的法律事实维度上,精神损害赔偿实现了同判,但是在伤残等级上赔偿金额差异巨大,这反映出法官以身体伤害作为衡量精神损害的有效替代,尽力维持判决的一致性。未来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当通过明确定价方法来实现同案同判,从根本上推动司法实践迈向司法公正。

浅析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同案同判的实现

近年来，大数据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而在司法领域，这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改革，必然对传统模式产生深远影响。数据的分析以及数据库的构建等，对同类案件的裁定、甚至是同案同判的实现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此外，案件裁判中引入的利益衡量理论，以实现同案同判为最大愿景的案例指导制度，也为同案同判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依据到理由——迈向一种实质性的同案同判观

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项基本要求,同案同判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是作为司法政策的同案同判;二是作为推理方式的同案同判。后一种具有概念上的独立价值,而不是仅成为司法政策的一种通俗表述。指导性案例在司法体制中的定位,既表明参照指导性案例是一项法律义务,又表明参照的内容可以是前案说理中体现的抽象法律理由。指导性案例本身的复杂性也提供了对同案同判原则进行更为抽象化理论建构的可能性,即从作为理由之治的司法裁判过程出发,实质性理由既是判断类案的依据,也构成待决案件裁判的核心理由。实质性的同案同判观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能深化我们对平等原则的理解,而且在实践上也有助于引导指导性案例的更广泛的运用。

大数据时代下的“同案同判”探析

自"大数据"一词进入我国以来,已被多个领域所熟知,并焕发出勃勃生机。对于司法领域来说,大数据时代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国内司法实践尝试利用大数据技术建设"智慧司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将"智慧司法"细致到特定问题,以大数据时代下的"同案同判"为例,探讨分析实践中的具体模式,建议完善平台设计,融合科技与经验,建立审前预判与监督机制,其解决思路亦可延伸至其他司法实践。

也谈同案同判——从盗窃罪的实证分析出发

法律与正义的抽象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察同案是否同判来解析。为了寻找同案与同判的案件,通过实证研究这个方法论工具,将100个实然发生的并不完全相同的盗窃犯罪个案罪量与刑量进行科学的操作化,用SPSS(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出来的数据就为人们提供了比较同案是否同判的素材。研究发现,在这些盗窃犯罪中同案同判的实现并不理想,这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法律与正义有些脱轨,地理因素、法定自由裁量权的赋予以及社会舆论等都会造成同案异判。

民事司法中同案同判的智能化实现路径——以要件事实审判思维为基本遵循

同案同判是司法公正与司法统一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制度追求的终极目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司法审判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同案同判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各地区法院对同案同判智能化实现的探索百花齐放,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根本原因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话语与法律话语尚未实现深度融合。要件事实审判思维是当前唯一能与同案同判智能化形成对接的最有效的方案。以民事司法为例,同案同判的智能化实现应以要件事实审判思维为基本遵循,促进裁判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实现判决书的格式化和形式化表达、设计同案的识别要素,在此基础上检索与发现同案、预测与监督裁判。

对“同案同判”的全面理解及其实现

"同案同判"作为一项重要的民间和司法诉求,具有符合民众思维逻辑和心理期待的现实意义、体现和保障法律的平等价值和安定价值的法律意义、塑造司法形象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司法意义。但是"同案同判"也并非没有合理边界,尤其是在考虑到对实质公平和个案正义的必要诉求、对法官司法理性和自由裁量权的必要尊重等方面。为了对"同案同判"进行全面的理解,有必要在承认其价值合理性的同时,界定其存在的合理边界。为了更好地实现"同案同判"的积极意义,还需要对与其实践相关的制度--案例指导制度进行反思与完善。

“同案同判”的法理分析

司法中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因素,决定了"同案同判"在终极意义上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同案同判"作为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又具有相当的意义。因此,需要通过正式制度的设计与运作、提升司法人员素质等多个方面的努力,尽可能地缓解同案不同判现象,不断迈向"同案同判"的目标指向。

案例研究:“同案同判”实现的有效路径

追求“同案同判”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然要求。司法裁判中基于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存在差异、法律规范制定的裁判标准不同、法官行使司法裁量权的尺度不一等会产生“同案不同判”的结果。为统一裁判,案例研究在我国司法实务中逐渐得到重视与发展,类案检索成为辅助裁判的重要工具。进入数字信息化时代,应着眼于整合案例资源,完善类案检索平台,优化案例检索方式,使案例研究制度发挥其应有作用。

论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冗余与亏空——兼驳“同案同判”与“裁判可接受性”

"指导性案例制度"在制度与法理层面是冗余的。在制度的"指导性"分析上其无法回应作为实证主义的法律体系理论的挑战,在法理及案件裁判效果上亦无法摆脱作为"裁判可接受性"的理论硬伤。法条主义的延续与"解释学循环"则在制度的"方法一阐释学"意义上重创了作为立法/司法哲学的指导性案例理论的展开。另外,法治体系理论无法容忍案例指导制度实施后的规范繁杂、琐碎与"非融贯性"。在法理论意义上,指导性案例制度是冗余进而亏空的。

人工智能对同案同判的影响及限度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审判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提高。作为司法裁判中的一大关键问题,同案同判也与人工智能技术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与传统法官裁判相比,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地推动了司法实践中同案同判的实现。然而,人工智能对同案同判的影响是两面性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实现同案同判过程中的应用限度,明确其辅助地位,保证其积极影响的发挥,规避其消极影响。

通向同案同判——刑事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的关系研究

作为通向“同案同判”的两条主要进路,司法解释从形式上、刑事指导性案例从实质上,共同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刑事指导性案例与“批复”类司法解释属于自下而上的生成方式,“解释”和“规定”类司法解释属于自上而下的生成方式;司法解释的效力是静态的,来自法律的授予,适用方式采取演绎推理的方法,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是动态的,强度主要取决于其裁判理由的说服力和与待裁判案件的关联度,适用方式采取类比推理的方法;从实然层面来看,司法解释与刑事指导性案例在形式上难以区分,在内容上形成了重复、补充、延伸的复合关系;在功能划分上,司法解释适合处理经验充足且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法律争议问题,刑事指导性案例适合应对经验不足,临时性、政策性的情况。我国正处在司法改革的转型期,司法解释作为法治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的“遗物”生命力仍然顽强,刑事指导性案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但没有完全成熟,由此形成了司法解释制度强势,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弱势,二者将长期共存的局面。今后,二者仍需不断完善与发展,优化关系结构,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法律解释制度。

同案同判原则研究

同案同判的原则并非判例法的专属,而是法律本身具有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是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人们对法律的确定性和普适性的追求。不论是在实体部门法还是在程序法中,追求同案同判都是不可回避的诉求,对法律结果的实现,法律效果的追求,法律实践的展开,都是举足轻重的。同案同判原则是对于法的公平价值实现的终极追求,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对于案件本身的实体的公正的实现,同时通过不断纠正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方面的瑕疵,来反推立法工作的进行,从而在实践层面推进立法和司法的科学化。当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司法腐败行为的纠正和预防,在根本上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提高司法队伍的廉洁性,实现司法公正。本文通过对同案同判原则的思考和研究,结合对于当代司法制度的反思,力求在理论层面对于司法改革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为现代审判制度的改革提供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

同案同判的法律一般性根基

法律一般性是指法律规定行为的一般类型及其处理方式,并普遍适用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人群。在理想状态下,同案同判是法律一般性经由司法裁判的逻辑结果。而在实践中,面对必然存在的障碍,同案同判无法总是成为逻辑结果,相反,需要将同案同判变为司法要求,以形成一致性判决,进而实现法律一般性。在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同案同判的制度化可以进一步推进疑难案件的司法裁判一致性,这种制度化不是对依法裁判可有可无的补充。同案同判有其独立于依法裁判的价值,错误判例获得遵循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同案同判的价值基础最终还是回归了法律一般性。

刑事指导性案例的理性重塑与类案判断

同案同判作为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司法要求,并不能充分说明待决案件援引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的正当性基础,需要一般性规则对其进行实质性的补充。法律领域的类比推理要求一般性规则需要具有合法律性与规范性两种特质。刑法构成要件作为类型思维在具体部门法中的产物,能够成为刑事裁判领域的一般性规则。这一规则在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过程中不断具体化,并使得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呈现出类型化的思考倾向。严格意义上的类案判断标准过于强调整体事实,限缩了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范围,无法满足刑事司法的实践需求。以刑法构成要件要素为指引,能够建立一种宽容意义上的类案概念,并以动态的类案判断方式激活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制度活性。

有组织的分散:我国同案同判的结构特征与理论反思

同案同判既是一个规范性问题,也是一个经验性问题。针对股东知情权纠纷裁判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最高人民法院就特定法律问题表达的裁判观点具有模糊性的情况下,我国的同案同判呈现出“有组织的分散”这一结构特征。所谓“分散”,是指同案同判的实现情况取决于形塑各级法院互动关系的具体情境,难以用地域、法院层级等单一因素统一衡量。司法实践中存在“择上而从”“择众而从”和“基于个案”这三种在形式上基于省域划分的同案同判模式,并在省域之内形成以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为节点的地方法院裁判观点层级化分布态势。所谓“有组织”,是指分散分布不是无序分布,最高人民法院仍然能够通过一定方式对地方法院的裁判观点实现宽泛的原则性把控。揭示我国同案同判的这一结构特征对于反思我国同案同判的价值理念等基本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