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步录音录像扩大适用的证据困惑与障碍破除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适用范围由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一定的扩大。检察机关近些年在职务犯罪案件中适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还存有许多实践困惑,解决这些困惑有利于扫清扩大适用范围后存有的障碍。为此,首先应当承认同步录音录像的独立证据资格。其次,还应当明确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的特殊性在于:当其被用作证明侦查机关讯问过程合法与否的事实时具有直接的证明力;而当其被用作证明犯罪事实时仅具有间接的证明力。最后,对同步录音录像的调阅使用主体、程序和范围应进行特殊的限定和规范。

新刑诉法中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程序规制:困境与出路

虽然我国新刑诉法已经明确确立了录音录像制度,但是依然存在选择性录音录像、录音录像证据移送不明确、控辨双方缺乏有效质证,以及不录音录像后果不明确等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成因的分析,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在借鉴域外有关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之上,对录音录像证据的诉讼地位,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质证问题以及违反录音录像规定的后果等问题予以进一步明确、完善,以确保该项法律制度能够得到良性运行。

论检察机关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实施中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我国检察机关的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起步于2005年年底,实践证明该项制度在促进执法观念转变、保护办案干警、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对实现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的有机统一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3月14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首次将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上升至法律层面,这是讯问全程同录制度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我国的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影响了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和效果,个别检察机关甚至利用部分规定的不完善降低自身要求和标准,使得该项制度流于形式。因此,应当研究进一步健全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以切实规范检察机关的执法行为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促进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平稳健康发展。

论未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时讯问笔录的证据能力

讯问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不免除对讯问过程的书面记录。司法实践中,未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有三种表现样态。在比较法上,规范未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时讯问笔录的证据能力有强制排除模式、裁量排除模式两种模式。前者又可分为基于程序法定原则的排除、基于不自愿推定的排除两种情形。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该问题未规范,学界对此有三种观点,"瑕疵证据说"是当下相对合理的选择。

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现状、问题和完善

2006年以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已全部实施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总体收效和反响良好,但也存在若干问题,若不改善,将影响该制度内在价值的实现。如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定位、功能和效力问题,辩方是否拥有启动录音录像当庭播放的请求权等。建议: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应作为刑诉法中的证据被明文界定;可以反证讯问人员构成犯罪;在不会泄露国家机密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无条件公开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对象应逐渐扩大。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问题与期待

同步录音录像具有规范侦查取证，保障公民权利、证明取证合法以及增强办案能力的制度功能，但新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尚且笼统，实践中选择性录音录像成最大难题。现阶段有必要鼓励对所有刑事案件进行录音录像、对“全程录制”进行严格界定与执行，同时规范同步录音录像的相关操作程序，并在实践中探索同步录音录像实施的制度性保障。

同步录音录像环境下职侦审讯的合法性问题

自检察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审讯时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以来,职务犯罪侦查审讯的合法性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但在该制度运行实践中,审讯的合法性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54条也因多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方面,刑讯逼供隐藏在同步录音录像的背后继续存在,并不容易被发觉,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尚无法有效根治;另一方面,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审讯方法即使暴露在镜头下,也不能因此直接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否定审讯笔录的合法性。为此,即使同步同步录音录像记录下法律所禁止的这些非法的审讯方法,但实务中并不可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对所获笔录全部排除,而应当在规定特定标准的情况下肯定部分审讯的合法性。

论侦查环节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完善

侦查环节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固定犯罪证据、促进侦查活动规范化、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职务犯罪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经验的积累和成熟,应将该制度在适用范围上扩展至普通刑事犯罪,在适用对象上扩大至关键证人、被害人,以切实解决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和犯罪嫌疑人翻供等问题,满足人们在法治现代化背景下对诉讼程序正义的需求。

同步录音录像条件下的“单警询(讯)问”试点改革

近些年来,公安机关案多人少问题凸显,警力不足制约着公安工作的深化改革。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改变了公安机关询(讯)问的执法环境。在同步录音录像条件下,探索建立"单警询(讯)问"(含民警+协警模式)工作机制,结合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其正当性和风险性,提出弥补该制度缺陷的保障措施,以期缓解公安工作中警力不足的问题。

审判阶段运用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实证分析——以Y区法院为样本

对审判阶段同录的调查表明,公安机关随案卷移送讯问同录的比例很低,且移送的同录质量堪忧不能全面反映讯问情况。同时,由于控方不将同录作为证据出示,辩护方因无权复制同录而无法充分审查,法院也不重视审查同录,导致同录"备而不用",未发挥通过庭审审查倒逼讯问程序规范化,以及发挥同录的口供功能。解决之道在于,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资格并要求随案移送,保障辩护人查阅、复制的权利以增加庭审审查的机率,增强检察官、法官对同录的实质性审查,强化其口供功能等。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问题与期待

同步录音录像具有规范侦查取证、保障公民权利、证明取证合法以及增强办案能力的制度功能,但新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比较笼统,实践中选择性录音录像成最大难题。现阶段有必要鼓励对所有刑事案件进行录音录像、对"全程录制"进行严格界定与执行,同时规范同步录音录像的相关操作程序,并在实践中探索同步录音录像实施的制度性保障。

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我国实施的障碍

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适应了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要求,解决了刑事侦查领域的刑讯逼供和犯罪嫌疑人翻供两大问题。这一制度在我国要真正发挥作用,目前还存在几大障碍:一是无罪推定原则没有真正确立;二是在现行的侦查体制下,侦查活动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三是刑事技术和司法资源的限制。

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完善

2006年以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已全部实施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虽然总体收效及反响良好,但也存在若干问题,若不加以改善,将影响该制度内在价值的实现。如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定位、功能和效力,辩方是否拥有启动录音录像当庭播放的请求权等问题需要明确。建议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应作为刑诉法中的证据被明文界定;可以反证讯问人员构成犯罪;在国家机密不被泄露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无条件公开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对象应逐渐扩大。

烟草询问同步录音录像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通过采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组建专卖案件讯(询)问同步录音录像系统,实现同步录音录像控制和远程指挥。系统由讯(询)问室和指挥中心组成,讯(询)问室实现对专卖案件问讯过程中的语音和图像进行采集和存储,指挥中心实时监控整个问讯过程,领导和办案专家通过与问讯室的交互,进行联合问询和指挥。

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归属之争与证成

各国警方在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普遍采用文字记录与音视频记录同时进行的方式。目的在于固定口供内容,防止翻供;规范警察行为,防止刑讯;保障讯问双方的合法权利。从记载内容及其证据价值等角度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就是口供,只有在独立的他案中,才可能成为视听资料或者证人证言。从证明对象、证据特征、形成时间等方面,厘清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归属,旨在肯定其证据地位,更好地发挥证明案件事实的实体性价值和证明侦查机关取证合法的程序性价值。

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细化完善

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21条对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进行了规定,这是法律第一次明确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它提高了录音录像规定的位阶,意味着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自此走上法治化道路。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只有细化程序运行的步骤和元素,才能增强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活力。

证据视角下我国同步录音录像运行规范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但却没有明确其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意义上的地位,这导致理论与实践界对同步录音录像的取证、保存、非法证据排除、证明力等问题产生争议和混淆。从证据法的视角出发,在对国内外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运行体制进行系统研究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我国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立足中国现状,通过调查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完善同步录音录像取证、非法证据排除、保存、证明力规则等规范运行机制。以期形成一套完备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规范我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有效运行,为化解实践困境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研究——以刑诉法《草案》第120条为引子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在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公安机关在"双录"的应用情况存在着明显差距。为了在公安机关侦查讯问中推行"双录",应完善法律对"双录"的规定,引导公众正确区分正常讯问和非法讯问,提高侦查人员的审讯素质,改变侦查讯问人员对"双录"的错误观念,对重点案件实施"双录"。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之对策

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新形势下,尤其是新《刑诉法》的实施,使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的转型迫在眉睫。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是,实践中少数侦查人员对该制度重视不够,少数案件中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全程性、与讯问笔录同步性存在瑕疵。需要完善同步录音录像的操作规程,增强侦查人员的规范意识,保证录音录像与讯问过程、讯问笔录的同步性,加大制度执行的内部监督力度。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路径是要强化对职务犯罪立案及侦查过程的监督、用量刑建议权强化对审判的监督、落实上下两级院对案件第一审判决同步审查机制及加强对刑罚执行阶段的监督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警察本身职业化程度以及制度性腐败等问题使得警察职务犯罪日益严峻,逐渐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呈现出内容上多贪利与侵犯私权,手段上更隐蔽、专业性更强且颇具群体性,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等特征。针对新形势下警察职务犯罪的新特征,有必要加强预防机制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建立"观念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创新型机制。借鉴国外立法,促进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建议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改为"概括数额加其他犯罪情节"的模式;将非特定公物纳入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将贿赂的范围从"财物"扩大至"不正当好处";取消被动型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和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适当前置贿赂犯罪的构成条件,只要实施要求、期约、收受贿赂的任一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或行贿罪且为既遂;增设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对贪利型职务犯罪增设相应财产刑,对行贿罪增设资格刑。

裁判文书中的同步录音录像之功能研究

法律、司法解释对于同步录音录像预设了"再现讯问全过程"、"及时全面固定证据,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强化对讯问活动的监督,防止刑讯逼供的违法讯问行为的发生"等应然功能,但司法实践中同步录音录像的实然功能如何,少有论及。裁判文书是诉讼活动结果的载体,也是研究同步录音录像在司法实践中究竟发挥何种功能的绝佳样本。着眼于同步录音录像之功能完善,应坚守"全程、全面、全部"的底线要求,增加对违反同步录音录像规定的程序性制裁后果,有效回应其作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直接据以定案的实践需求,适时解决《诉讼规则》与新《刑诉法》之间规定不一致的现实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