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盟会河南第一人曾昭文

20世纪初,曾昭文从偏远的大别山区走出,闻革命风气之先,倾心于革命事业,积极参与革命组织,努力宣传革命思想,曾参与筹划同盟会的创建工作,组建了同盟会河南分会,并被推举为会长。武昌起义后,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中,成为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得力助手,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革命事业中不辞辛苦,积极进取,努力追求民主的精神成为河南人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感染着的后世的人们。

对立中的统一: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北洋集团关系述论

同盟会与北洋集团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政坛崛起的两支新的政治力量,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来说,这两支力量是互为对立的政治力量,同盟会以推翻清政府为志,北洋集团则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为责。但在社会的发展和改造方面,二者又有着某种程度的统一性。在清末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中,武昌起义促使这两支政治力量携手结为政治同盟,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政权。

论同盟会在西北地区的活动

同盟会在西北地区的活动,是近代以来国人对西北关注一再提升的一个力证。同盟会积极在西北建立和发展组织,活动于西北地区的外省籍志士注重与当地志士相互接纳,注意联系影响下层民众,还注意在少数民族中的宣传工作,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西北地区得到了传播。在同盟会志士的努力下,武昌起义在西北各省得到了广泛响应,陕西、甘肃、新疆的革命党人先后发动起义。这些活动是全国辛亥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来引起西北地区第一次大的社会变革的政治事件。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同盟会——上海孙中山故居西文藏书的一项审视

辛亥革命爆发前,孙中山的著述不多,其思想渊源、理论基础一直难以阐明清楚。据统计,孙中山本人购置和收藏的西文书籍当在1800种以上,内容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他精心研读大量西方理论、学术著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结合上海孙中山故居所收藏的1911年以前出版的各类西文书籍,对当时孙中山革命思想形成和逐步成熟的端绪作一番梳理。

中国同盟会内部纷争探析

在中国同盟会上层,政治与权势纷争一直存在,并且愈演愈烈,导致组织不断分裂。其产生原因既有革命党人在政治理念方面的歧异,也有革命经费措置方面的矛盾,更有对革命方略的不同追求,且与孙中山在革命政党组织建设方面存在自我中心主义也不无关系。

略论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歧

光复会和同盟会都是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革命团体。同盟会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以后,光复会的一些领导成员和不少会员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要求革命力量实行联合的推动下,相继加入了同盟会,在孙中山、黄兴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彼此的关系是密切的。以后其中的某些重要分子因与孙中山等产生了分歧意见又与同盟会分离,甚至于形成严重的对立,在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前几年间,彼此互相攻击,造成革命力量的分裂。然而,在推翻清朝政府的总日标下,他们在革命行动上仍是互相配合的,特别是在武昌起义前一年间的革命斗争中,彼此关系渐趋于缓和。因而二者又不是简单的分离,其间的关系是较为复杂的。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有许多同志撰文进行论述。为纪念光复会成立八十周年,我们也参加讨论,以就正于同志们。

同盟会分化与“南北议和”——评孙中山“以和平收革命之功”

辛亥革命的发展 ,敌我斗争出现了新的格局 ,为此孙中山在不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并以其为基础进行了“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种种努力 ,但因不合中国革命实际而终成泡影。历史实践证明 ,武装革命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同时也说明历史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 。

盟友与对手之间:梁启超与中国同盟会关系述论

中国同盟会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同盟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同盟会与梁启超之间,尽管各自选择了不同道路,但合作与斗争不断,此消彼长直至对垒决裂。作为政治对手,双方又在不约而同地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共同对付封建主义,并试图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同盟会时期孙中山与美国致公堂的关系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对美国致公堂的工作是联络华人华侨共同革命的重要举措。1909年末1910年初孙中山在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建立同盟会组织,同时进行筹款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洪门致公堂沟通不多,只是在同盟会不便直接出面的情况下才考虑运用致公堂的资源。1911年4月孙中山结束加拿大之行后回到美国。6月,孙中山到达旧金山说服致公堂大佬与同盟会合作,以互相参加的方式实行大联合。随后仿效在加拿大的成功经验,设立“洪门筹饷局”。孙中山旅居旧金山期间,还到加利福尼亚州各地进行革命宣传。美洲致公堂捐助的大量经费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辛亥革命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物质条件。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改组的政治学检讨

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政党的“结构”与“功能”其实没有实质改变。组织松散是各个时期的通病,内部联络与控制方面的局限一直存在,政党上层精英人物的构成主体未有大的变化,孙中山等人重军事、重行政而轻党务的倾向明显抑制了党权的彰显。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的中国国民党改组使该党在政治理念与党员结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内部沟通、政治渗透与党势扩张得到显著加强,党的功能与作用发生根本变化。不过,国民党改组后的一些遗留问题,诸如党魁集权制、国共党内合作等,又导致了此后该党的结构动荡。

同盟会内部的政治与权势争夺

在中国同盟会上层 ,政治与权势纷争一直存在 ,并且愈演愈烈 ,导致组织不断分裂。其产生原因既有革命党人在政治理念方面的歧异 ,也有革命经费措置方面的矛盾 ,更有对革命方略的不同追求 。

同盟会与西南袍哥

辛亥革命时期,鉴于西南袍哥的广泛影响,同盟会对其进行了积极的联络和发动。第一,吸收袍哥加入资产阶级革命组织;第二,运动袍哥策反滇黔新军;第三,发动袍哥进行武装起义;第四,依靠袍哥作为西南光复的主力军。在同盟会的努力下,西南袍哥中的大部分开始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在西南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固有的缺陷也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暴露出来,给革命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民主政治:从理想到现实的艰难求索——同盟会领导体制的政治学分析

以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双向理论视角,展开文献、实证与学理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可以厘清同盟会领导体制的演变脉络,揭示演变的性质、特征与动因,从而展示同盟会精英为创建中国民主制度所做的艰难求索。在同盟会建立领导体制的实际过程中,孙中山、黄兴出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未能落实“章程”规定的民主领导体制,基本实行的是领袖集权体制。宋教仁则通过同盟会改组国民党的实际运作,为构建民主领导体制进行了首次成功的尝试。因此,民主政治理想在同盟会内有逐步变成现实的可能性。

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史实考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着一种看法,即同盟会是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小集团联合而成的。许多近代史论著,词典和大中学教材都沿用这一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兹作史实考订,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一、“团体联合说”由来考“团体联合说”是如何形成的呢?辛亥革命以前。

京津同盟会与直隶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后,汪精卫等在天津领导京津同盟会所进行的系列活动对清政府造成巨大的威慑力,加速了帝制的覆没,推动了共和政体的建立,对直隶辛亥革命起了推动而非阻碍作用。由于胡鄂公对汪精卫的不同政见有严重误解,以及汪精卫晚年作为的影响,导致了长时间内对京津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某些曲解甚至故意贬低。与南方相比,北方封建势力异常强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直隶辛亥革命难以成功,我们不能苛求汪精卫及其领导的京津同盟会。

同盟会中部总会和上海光复

同盟会中部总会在危难之际成立于上海,并促成上海光复。旋又成立军政府,颁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文告,维持上海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上海光复时,宋教仁、谭人凤等都不在上海,陈其美独自操纵中部总会,排挤光复会,甚至派人暗杀陶成章。这是陈其美的个人行为,与同盟会领导及中部总会其他发起人无关。因此,评价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同时,不能因陈其美的个人行为而低估中部同盟会的作用,也不能对陈其美稍加回护。

中国同盟会的三个月执政与辛亥革命失败

辛亥革命后,中国同盟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由于高层在革命宗旨上久存分歧,加之无严格的纪律约束,以致革命成功后,内部迅速分裂,无法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部分领导成员的腐朽堕落和官僚化倾向,对民众的漠视,使其日益丧失革命性、先进性,使执政的社会基础变得十分脆弱,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和新生政权的夭折.

论同盟会、会党、新军与陕西辛亥革命

陕西是响应辛亥武昌起义北方最早的省份 ,革命波及甘肃、河南 ,影响至于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 ,在全国具有十分重要和独特的位置。同盟会、会党、新军与陕西辛亥革命密不可分。其中 ,会党与新军在革命过程中既有积极作用又存在许多缺点和失误。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创立了民国 ,但由于其本身的软弱性和阶级局限性 ,致使没有正确对待和处理许多有关革命的根本问题 。

同盟会,国民革命的联盟——关于同盟会的性质问题

本文认为同盟会的性质不是如过去学术界所说的为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全国各阶级革命群众的联合政党、国民革命的联盟。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从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来看,它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也代表了包括地主、工人、农民在内的当时一切反对西方列强侵略,要求推翻清朝,振兴中华,改变现状的人们和阶级的利益。2、从同盟会的成员来看,既有资产阶级,也有地主、工人、农民和其他各阶级及其知识分子。3、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的思想来看,也不是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讲话,而是代表了全国各族各阶级,尤其是工人农民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