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名节论的衍变及其影响——以明季士人殉节为中心

以对陈白沙“名节,道之藩篱”一语的诠释为中心,明儒的名节观分化成了两种路径:一部分士人坚守名节自身所带有的防闲之义与道德意涵,但因“非圣人则非人”而导向的严苛的工夫论,使得明清之际死节几乎成为“名节”的唯一表现形式;另一部分士人对“名节”这一所指的认知虽无不同,但通过对“藩篱”一词中“非道”这一潜在语义的表彰,确已形成了与传统名节观截然不同的路径。出于对明朝灭亡与满族入关两种失序的反省,明遗民试图通过矫正学术之偏以建构一种儒家理想下的政治图景。一方面,注意于“名节”的自觉性与“士风”或“学风”间的关系,试图重塑“士人”这一政治身份在道统观下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罔死”与“变节”的批评在延续明季道德严格主义风向的同时,也经由对名节观的厘正,而为自身在不仕清廷的前提下打开生存空间。回视程伊川之论党锢,在某种程度上,此两者皆可视为丧乱之后对宋学的回归。

范仲淹的名节观研究

范仲淹继承了我国古代士大夫重视名节的优良传统,在宋初士风因循保守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对老庄“无名论”思想的深入反思和批判,以及对儒家先贤前圣重视名教的历史总结,形成了既符合儒家精神又具有时代内涵的名节观。范仲淹的名节观,批判了老庄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名”的极端立场,主张把个人名利与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相结合。以此名节观为指导,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一代新型士人“大厉名节”,敢于“直言谠论”和“感激论天下事”,这对于培育宋代士大夫所具有的忠义之风,对于北宋儒学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

本文针对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盛行一种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教科文、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演进,而被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大众是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古代的士大夫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其中的大多数只是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憝之辈,不应将所谓士大夫的群体视为社会精英,但士大夫中也确有个别的真正精英人物。本文强调了在当代提倡名节或气节的重要性。

经世致用与激励名节——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与辞赋创作

北宋中期兴起的疑传惑经风气,是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的具体反映。平易流畅、切于时弊的文学风尚和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潮一起,为政治革新导夫先路。这种切于时弊的主张,对辞赋创作来说,即是一改过去的一味颂美,转而为畅论政治。除对具体的现实政治进行诤言谠议、指陈时病外,辞赋还对探讨治乱兴亡之理存有极大的兴趣。那些能够引起他们思古之幽情的种种人物、物象,被赋予了生命、灵魂,都在向他们诉说着古道,指引着他们的人生方向。以积极用世的儒者胸怀为立足点来观照现实、表现对人生苦闷与无奈的辞赋大量涌现,隐士的理想被改造,穷达都心系天下的人生得到张扬。咏物赋创作中,种种物象被附丽上某种高尚的特点。

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

士风与儒家的名节观关系密切,凡是儒家名节观得到切实践行的时期,士风就会处于较好状态,反之,士风就比较差。由于儒家名节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所以专制皇权总是倾向于批判名节。宋仁宗以"近名"、"好名"间接批判儒家的名节,宋神宗则更进一步,直接否定儒家名节观。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遭到了儒家士大夫自身的批判。元祐党禁把坚守儒家道义的元祐党人贬到蛮荒烟瘴之地,使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

关于明末士大夫名节与党争的若干反思

明末士大夫不顾名节,集体堕落,与王学末流"无善无恶"说的泛滥关系至密。东林清流士大夫对邪党的斗争,疾恶太甚,酿成了急变,促成了阉党势力的膨胀。清流士大夫一味"打落水狗",缺乏统一战线意识,他们清操有余而机变不足,导致了政治斗争的彻底失败。明末党争的无序毒化了政治。

略论宋初士大夫名节淡薄的颓废之风

宋代是理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思想体系,理学进一步高扬和强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以忠孝节义等为核心的名节意识,也在儒学复兴的时代氛围中由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进一步发扬广大和深化。然而,北宋初期,由于受易代之际的影响,文人士大夫名节意识淡薄,文人中以名节操守作为立身标准的,可谓凤毛麟角。

论名节

名节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重要观念与精神。传统名节意识鼓励人们要重名节,称名于世;要以德、功、言"立实名";以正道恒毅守护名节。传统名节意识的成因是:其一,儒家伦理文化重视并培育了名节意识;其二,传统社会之"名教",使名节意识渗透到民众的人伦日用中;其三,传统"熟人社会"是名节意识的现实土壤。传统名节意识的历史价值在于:其一,鼓舞了中华民族求不朽、重节操的民族精神;其二,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重德治、尚"无讼"的社会风气;其三,塑造了士人百姓重自律、尚荣辱的"集体良知"。传统名节意识仍有其现代价值:其一,名节意识作为集体良知,依然会继续支配着中国人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其二,名节意识有助于社会价值观念的澄清;其三,现代法治社会仍需要名节意识以培植公民的道德自律精神。

“行仁义而羞可耻”:董仲舒复仇与名节论的道德哲学基础

董仲舒是公羊学大家,他推崇《春秋》的大复仇与名节论。觉知并践履复仇与保守名节的行为是羞耻感起作用的结果,羞耻感是道德意识。从道德哲学角度看,羞耻感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其最终根据是"仁义"。"仁义"内在于人之性命,是天之所赋。董仲舒提出"行仁义而羞可耻",认为羞耻感作为一种觉醒的道德意识,根源于"仁义"这一形上道德本体。人是"仁义"的存在,即人是道德的存在,"仁义"为其形下的现实的道德生活奠定基础。当社会失范,人们对正义之善的合理诉求得不到满足时,提倡复仇与推崇名节,因为有道德哲学作为基础而成为一种可欲的正义行为。

名节——大学的灵魂

名节——大学的灵魂中南工业大学杨楠何谓名节？顾名思义，是指良好的声誉和不因威胁而屈服，不因利诱而忘义的气节。个人和群体都有一个名节问题。古往今来，无数事实业已证明，个人重名节，即使未能留芳千古，至少活得算个真正的人；群体重名节，则群体可保长治久安，兴...

在名节与爱情的双重桎梏下——大姑形象浅析

善良与阴冷残酷这一对矛盾统一于大姑身上。她是性格心理有毛病的女人。其性格心理所以变态,一是名节二是爱情。在这二者的双重桎梏下,她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但她同时又是其他人物悲剧的制造者。在她身上体现了名节与爱情,社会与人性的阴冷残酷。其形象意义远超出其本身。

不屑坎坷胸怀湖海 志守名节奉献科学——缅怀尤芳湖主编

尤芳湖同志1928年1月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1949年参加地下党，1950年厦门大学海洋系毕业，1957年赴苏联科学院海洋所进修，回国后到中科院海洋所工作。历任中共厦大党组成员、团委书记，助教，中科院办公厅秘书，海洋所助研、副研研究员。1983年起先后任山东省科委副主任、山东省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名誉院长和《科学与管理》杂志社主编。

芳菲矜名节 湖海壮襟怀——深切怀念尤芳湖主编

2005年9月1日,原山东省科学院院长、名誉院长、研究员尤芳湖同志驾鹤西去。这是我省科技界和省科学院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最近,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学院发出了“向尤芳湖同志学习”的号召,要求学习尤芳湖同志的高尚品德和先进事迹,以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实际行动来缅怀尤芳湖同志。尤芳湖同志是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的资深专家,我省著名的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专家,优秀的科技管理专家。尤芳湖同志的坎坷与辉煌,铸造了其不平凡的一生,他有“不屑坎坷胸怀湖海”的志向,亦有“志守名节奉献科学”的精神(宋健语),在他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闪亮着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张扬着一个科技工作者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奉献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他的最终写照。尤芳湖同志的突然辞世,我们无不痛心疾首,哀思无尽。公不少留、吾将安仰。今虽述于纸素,亦不过沧海之一粟。尤芳湖同志的人格与学识时时感召着我们,也永远激励着我们。

曲阜颜氏“忠孝名节”家风与清代颜氏家族文学书写

曲阜颜氏是传统的“孔孟颜曾”四大家族之一,至清初,曲阜颜氏出现了以“三颜”为代表的文人名士,形成了“忠孝名节”的家风和经籍文学相砥砺的家学传统。表现在文学上,体现出以世家儒者德性品格为底色的文学精神:以儒者之风和道德之气灌注诗文书写,形成鲜明的风雅气度;诗文著述以经史为根柢,具有一定的经史色彩;克循传统政教精神,形成了文学书写的家法意识。其家族文学创作促进了孔孟地域文风的形成,对清代山左文学乃至明清文学史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名节名号与名位

中国文化历来重“名”。这个“名”有名声、名望、名节、名誉、名分、名位、名义的意思。当“名”作“名声、名望、名誉、名节”解时，我们发现有许多意思精辟、饱含褒贬和爱憎情感的成语，能说明国人是多么的重“名”。若名声与实际相符，人们就肯定为“名副其实”。反之，就否定说“徒有虚名”。若是没有夸大、确实不错的名声流传开去，人们会称赞说“名不虚传”。否则，会被指责说“名过其实”。

名节如璧不可污

明代，身处贿赂盛行、争权夺利的官场生态，于谦那样志存高远的贤臣却依然坚守节操、修身如玉。他在《无题》中剖心衰白：“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自古而今，这种重名节的品格，成为中华文化的清流，即使处于世俗的烟尘中，依然如沁人心脾之暗香，令人信从。

被儿子毁掉名节的名父

狄仁杰是唐朝武则天时期的杰出宰相，可是儿子狄号晖却生性残暴，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后来他仰仗父亲的威名做了魏州的官员，在职期间，贪婪无度，欺压百姓。

名节如璧不可污

明代，虽身处贿赂盛行、争权夺利的官场生态，像于谦那样志存高远的贤臣却依然坚守节操、修身如玉。他在《无题》中剖心表白：“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自古而今，这种重名节的品格，成为中华文化的清流，即使处于世俗的烟尘中，依然如沁人心脾之暗香，令人信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