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同为一人领衔主持,众人合撰之著述,其分量和地位见仁见智,但它们的留存本身,标识出那个伟大时代的文人印记。《吕氏春秋》表面上系统严整,实际上是各种学说的杂烩,但是其在音乐和天人感应方面的表述,颇具独特的文献价值。《淮南子》则以道家学说为主干,辅之以儒学,全书文采摇曳。相比《吕氏春秋》,《淮南子》对世事沧桑和政权的存亡兴衰也有更多深刻的思考。

浓墨重彩,独树一帜:黄震研究《吕氏春秋》探析

在理学盛行的南宋,黄震作为朱子理学东发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能够对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做深入系统的研究,独树一帜,实属难能可贵。黄震《黄氏日抄》对《吕氏春秋》160篇都有研究,这是中国古代《吕氏春秋》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吕氏春秋》“求诸己”的思想渊源及生成逻辑

《吕氏春秋》所论“求诸己”及其旁涉词语的篇章颇多,用文本互涉的方式来考察这一文辞,可发现其思想来源具有多元化与多层面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与《论语》《孟子》《荀子》的议题互涉,“求诸己”蕴涵儒家道德修养论;二是与《老子》《庄子》的义理相关联,体现道家无为论;三是与《韩非子》《管子》的政治观念相呼应,呈现法家君道论色彩;四是与《司马法》《尉缭子》《孙子》的理趣相关涉,摄入兵家战争论。《吕氏春秋》在多个领域和范畴中申明“反求诸己”,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隐含大一统政治愿景的逻辑演绎,“己”是参与政治秩序建构的逻辑起点,物我贯通的整体性是治道的思维基础,外在的事功之业是最终的现实目标。“求诸己”体视出知行合一、天人一体的逻辑系统。

《吕氏春秋》治国利民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之管键”,《吕氏春秋》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利民思想。民贵君轻、仁政德治、修齐治平作为《吕氏春秋》治国利民思想的理论根基、关键方略和逻辑进路,道法自然、天下为公、尊贤上功和利民为本作为《吕氏春秋》治国利民思想的理论遵循,饱含着丰富的价值底蕴。充分挖掘《吕氏春秋》治国利民思想的内涵底蕴,能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治国智慧、坚持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导向、推进德法兼济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和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提供重要借鉴。

《吕氏春秋》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衍化——以礼乐、孔、孟思想为核心

《吕氏春秋》作为先秦诸子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以王治为目的,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继承与衍化。它继承了儒家“乐与政通”的思想,将音乐作为施行教化的利器;同时吸收了礼乐思想,强调音乐的制作与使用都应合于“礼”的规范。在乐教的施行、音乐可观的作用方面,沿用了孔子的“正乐”思想。但其推崇的“大乐”以遵循自然和谐运行规律为基础,在排斥“郑卫之音”的理由、推行乐教的类型、音乐德治的内容等方面,与孔子有着不同见解。《吕氏春秋》认同孟子的民本思想,将音乐作为得民心、实施德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像孟子那般一味地强调美感的共性,它认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存在差异,在平和的审美心境下才能获得审美愉悦。

秦汉时期“一”的图像与天下秩序: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

道家文本中的“一”往往被视为与“道”相同或者谓述“道”的概念,但在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代表的秦汉黄老学中,“一”有其独立的意涵与作用,而这又与对“天下秩序”的理解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将道家的宇宙论和阴阳术数思想结合,构建起一个以“一”为起点,以“数”为间架的宇宙体系。在这一宇宙体系中,万物相互关联、贯通、互为一体。在政治语境中,通过修身使自我转化为“一”被视为最高级的政治智慧。因为成为“一”的统治者能与事物一体相连、志意相通,并提供事物以自发实现完满与和谐的内在动力。

《吕氏春秋》的民生意识析论

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是先秦晚期带有集成性质的政论书,该书不仅直接出现了“民生”一词,而且蕴含较为丰富的民生意识,如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倡导公正公平及以民为本思想等,不少内容与现代民生理念相契合,特别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强调了民众的主权和平等地位,对汉以后治国理政、民生理论的发展影响较大。在习近平总书记“第二个结合”重大理论科学指引下,系统梳理《吕氏春秋》的民生意识,可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与启示。

《吕氏春秋》“夕室”考释

《吕氏春秋》“夕室”当理解为“豫室”,即豫乐之室。“正”非与“夕”相对,故旧说“夕”之“邪夕”“夕暮”之说并不可取。“正坐”当与“豫室”形成反对关系,且与二级标题《季夏纪》及三级标题《明理〈制乐〉》所论至乐之道关系密切。从《吕氏春秋》文本设计的衔接与篇题所涉时令关系上看,“夕室”居于季夏之末,孟秋之初,与《管子·戒》的记载一致,故应当理解为“豫室”。

《吕氏春秋》之动物学知识管窥

《吕氏春秋》欲“备天地古今万物之事”,涵盖了大量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动物学等在内的诸多生物学知识,且蕴含着“万物一体”“尊重生命”等朴素的生态观。故《吕氏春秋》中记载有先秦以来关于动物学的知识,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将对《吕氏春秋》之动物学知识做一系统地整理、分析与归纳,并试图以此管窥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中国动物学知识的积累水平与时人保护动物资源的生态理念。

《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

《吕氏春秋》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智慧，是先秦政治思想的集成性著作；同时，也是开启西汉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表现为立君道护治道的利欲论、着眼政治操守和智慧的君臣论、接近德主刑辅模式的德刑论。《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是秦汉之际社会思潮、学术思潮的反映，值得认真研究。

“贵生”“重己”与“形神”——论《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

《吕氏春秋》以“性命”和“精气”为“生”(生命)的本原。此“性”为“生质”之义,不同于道德性的定义。精气说很好地解释了“精神”的来源问题。《吕氏春秋》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吸纳了性命说和精气说。《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集中在本生论、贵生论、重己论、形神论和养生论上,集先秦生命哲学之大成。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全生、身心健康和长寿;其次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确保统治主体(“人主”)的身体健康和延年益寿。《吕氏春秋》特别注重对情欲(声色滋味和富贵权势)的控制和调适。它提倡贵生、重己的生命哲学,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儒家也讲本生、贵生、重己和养生等观念,但与子华子、《吕氏春秋》的解释不同。儒家肯定“义”高于“生”,而不是相反。可以说,《吕氏春秋》是秦汉生命哲学的前导。

论《吕氏春秋》——兼论杂家的出现

《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评价问题,是被“四人帮”搅得混乱不堪的一个历史问题。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吕氏春秋》和吕不韦,是史学工作者应予承担的一项任务。本文拟就以下几个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吕氏春秋》是什么意义上的“杂家”?二、为什么当时会出现《吕氏春秋》这样的杂家代表作?吕不韦为什么要利用杂家?三、《吕氏春秋》实际的历史作用怎样?历史命运如何?探讨这几个问题。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在今天许多学者笔下,《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前提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宋代以来读书界普遍存在的因人废书倾向,但能否说就没有受到其他成见的荫蔽呢?从《史记》等现有材料来看,《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授意编撰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也应在书中有所反映,但具体的编撰工作,则由其门下积学之士担任。吕不韦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吕氏春秋》绝非其为政指南。就《史记》、《战国策》等对吕不韦生平行事及其当政期间秦国国政的记述来看,吕不韦是一个精于权谋的“闻者”,而非励精图志的改革家。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见或有冲突,但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应主要还是雄心勃勃的君主与把持朝政的权相之间的矛盾。

近八十年来有关《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们采用西方现代学术规范和方法来研究《吕氏春秋》,他们突破了传统学者只重视文本解释研究方式的局限,把《吕氏春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地把握和系统地研究,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果。文章仅对学界关于《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研究做客观述评,所述及的内容有:《吕氏春秋》的主旨、政治思想的内容以及学界对《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评价。

论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体系——以《老子》、《管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

许多学者论述道家思想,往往把道家治国治身思想相提并论,认为道家治国治身思想是身国同治,治国治身是一体两翼的思想体系。但是,此种观点并没有深入到道家隐而不显的思想内核——治心思想。笔者认为道家实际上早就系统地提出了心治则身治、身治则国治的思想。依据道经首次揭示了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是心身国同治的思想,论述了"道"是贯穿于心身国的主线,阐述了三者是互相贯通三体合一的思想体系。

《吕氏春秋》乐论思想疏证

《吕氏春秋》的乐论思想表现出特定时代的过渡性,对其乐论思想的深入考察具有重要的美学史意义。就文字层面而言,其主要来源应为以《乐记》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乐论。然而其思想层面的复杂性则不止于此,《吕氏春秋》含有"乐由心生"和"乐由道生"两种不同的音乐创生理论,同时其乐论所体现出的道德观(对"德"之认知)与全书总体倾向存在偏离,但其在对待"人乐"与"天乐"的关系问题上,则实现了儒与道两个乐论体系的完整融合。

重论《吕氏春秋》的音乐美学体系

在中国先秦时期,《吕氏春秋》因广采诸子之言而被后世称为"杂家",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汇编或大杂烩,而是有一个比诸子学说更稳健、也更具包容和超越精神的思想系统。单就音乐而论,它在音乐的自然起源和心性起源上打通了一条顺畅的通道,从而使儒、道在自然和心性之间制造的对立得以克服。它赞同墨家的节俭,认同儒家对侈乐的批判,但也肯定人嗜欲的正当性。这看似矛盾,但由于有"自有道者观之"这一更高的视点,有主张适情、性养等更趋中道的立场,诸子围绕音乐价值产生的争论至此也就被顺利消解。以此为背景,《吕氏春秋》重点探讨了音乐的自然和心性起源、音乐的空间地理分布、音乐的时间性及历史沿革、音乐的创作和鉴赏原则等问题。其中,自然、心灵、空间、时间、适音、知音是它介入音乐认知的主体词,也构成了其音乐理论体系的主干性内容。就其展现的体系性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先秦诸子无人能出其右。

旷世奇书《吕氏春秋》的编辑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出,百家争鸣,涌现出一系列堪称中华元典的典籍。这些典籍不仅为后人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精神之基,也为后世的学术研究和编辑出版提供了丰赡的选题资源。秦相吕不韦在政治上多为后人诟病,但其主编的《吕氏春秋》确是一部"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的旷世奇书,也是先秦编辑史少有的编著分离的经典样本,其中蕴藏的编辑思想,是不该湮灭无闻、少有问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