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视阈下《声律启蒙》教学探讨

《声律启蒙》是初等教育阶段最为人熟知、受普遍赞誉的传统文化教育读本之一。当前初等教育阶段《声律启蒙》教学主要局限于以吟诵为主的语感训练,即音韵启蒙。《声律启蒙》在传统文化知识启蒙、审美启蒙与价值形塑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可作为小学生初步感知古代历史文化、人文精神与中华民族思想品质、精神追求的基本路径,有利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普及和传承传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赫尔德及其同时代人:古典、浪漫、启蒙与反启蒙——乌尔里希·盖尔教授访谈

赫尔德是18世纪德意志重要的思想家,在德意志等西方文学、哲学与其他相关领域享有重要地位。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盖尔教授是德国著名日耳曼学者,著作等身,长期从事德意志近现代文学研究,尤以在赫尔德研究领域贡献卓著。本文从流派概念出发,围绕赫尔德以及他同时代人,对盖尔教授进行访谈。因为德意志近代文学独具特色,盖尔教授反对用流派概念对这些作家进行标签化的简单划分。而赫尔德在这一独具特色的德意志近代文学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后来德意志文学以及文史哲发展影响深远。

论启蒙的思想逻辑——以回应启蒙的现代性危机为主线

阐释启蒙的思想逻辑是重新编织现代哲学启蒙希望的理论基石。康德对启蒙的肯定叙事以及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和福柯对启蒙的批判与反思,成就启蒙叙事相续递嬗的思想逻辑。其既揭示了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试图混淆启蒙与相似性范畴,进而阻碍启蒙与现代性交汇的图谋,也呈现出启蒙的进化实质上是理性的觉醒与进步,而非现代社会人持有的工具理性复归的偏见。同时,这一思想谱系的逻辑演进回应了“启蒙的现代性危机”,即价值论重置、方法论转换和启蒙的专制化消弭启蒙的超越性与神圣性。为此,坚持传播思想、人为目的、自我启蒙的启蒙内在要素协同,才能使启蒙完成使命,获得其完全的意义。

基于大模型的知识生产与启蒙辩证法

人们在使用大模型的过程中,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幻觉,即认为大模型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正因为这种幻觉的存在,大模型可能会从启蒙的理性变成新的启蒙神话。启蒙的意义在于保持一种开放性,而启蒙的神话就表明了这种开放性的消失。大模型的发展无疑会加剧世界的数学化。在此背景之下,权证就构成了未来数字世界的基本通货。过度的数学化也酝酿了新的工具理性危险。作为新的技术,大模型全面展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大模型拥有巨大的整合力,正在实现新型的知识大一统。这种弥散化的超能力会进入知识生产的各个领域,没有个体可以逃脱这种超能力的捕捉。大模型会进一步加剧知识工业化,这将导致更为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一方面,大模型本身有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大模型更加深刻的意识形态会隐含在其免费模式和消费模式之中,同时想象的知识共同体最终又会服务于知识霸权。面对知识工业化的风险,应该建立知识生产的“手工绿洲”,用荒谬、隐喻和修辞来对抗理性,让人类保有通过具身体验来创造知识的能力,并且要避免同一性和绝对正确的神话。

迈向共同的“世界文学”:论启蒙与文化辩证中的中国比较教育新使命

从《共产党宣言》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中可引出文化和启蒙两个透镜,并借以考察我国近二百年来比较教育的发展及其新使命:启蒙使命就是通过与世界教育进行批判性的对话,引入世界教育精神,促进中国教育不断现代化;文化使命强调要参与建设现代教育学、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参与国际教育治理,连接中外教育精神,以及通过启蒙与文化的辩证构建共同的“世界文学”。启蒙与文化的辩证要求比较教育在回应教育上的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上,应该在方法上采取一种旨在去除文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理性批判态度,在价值方向上应该共建一个共同的、教育的“世界文学”,以落实新时代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想象;同时,这也是在复兴我们在近现代进程中丢失的教育传统中弥足珍贵的“平天下”维度。全球化时代的教育研究者都必然是某种程度的比较教育学者,迈向共同的“世界文学”也是对所有中国教育学者的呼吁。

艺术类高职院校线上线下融合式职业启蒙教育实践探索

职业启蒙教育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着重要意义,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文章指出了艺术类高职院校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责任和使命,分析了当前国内艺术类高职院校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内容零散、教学模式单一、评价缺失等问题,并结合本校线上线下融合式职业启蒙教育实践探索,提出了开发专兼职教学团队、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沉浸式体验课程等具体措施来提高职业启蒙教育效果。

“儿童”抒情的现代启蒙与困境--对五四新诗的再思考

五四前后,“儿童”概念所内含的现代性特征引起了作家的普遍关注,作为重要意象被迅速纳入到从白话诗到新诗的变革体系中,成为诗歌建构现代美学品格的重要元素。在五四文坛的话语实践中,“儿童”与民间、韵律和白话的天然联系不仅为新诗的现代表达提供了资源借鉴,其蕴含的启蒙新质也为“人”和“新人”主题展示了新的价值可能。以“儿童”为载体,五四新诗对如何“为人生”、创作出“真的文学”有过不断调整和形式探索,其贡献与局限深刻折射出新诗诞生初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百年诗歌研究不能忽视的另一个侧面。

经世与启蒙:梁启超的孟子学

“经世”是梁启超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关怀。梁氏孟子学前期以宣传康有为大同思想为主旨,介绍和吸纳西方思想,以西方知识性内容取代传统道德评价标准;后期侧重国民教育,以西方教育主义重新审视传统思想中的知识与道德关系,在科学知识的时代大潮中凸显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与经世思潮的深刻互动中,梁氏思想“变”中有其“不变”,“不变”中又蕴含“常变”,在救国之切、爱国之真的烘托下其经世意识更加醒目。梁启超的思考对当下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并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启蒙主义文化批判的历史经验

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它以施恩—报恩责任规定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中国恩德文化具有两重性,一是爱的属性,施恩—报恩是双向的爱的互动,恩爱是爱的一种形态;二是控制性,即管理者通过施恩而拥有了支配被管理者的权力,被管理者由于要报恩而负有了依附性的责任。中国恩德文化与西方传来的现代性相遇,产生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五四前后发生了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思潮,开展了对恩德文化的批判。中国启蒙主义主要在家庭伦理领域批判了孝道的恩德观念,从而撼动了恩德文化的根基。但是,启蒙主义的文化批判也有重要缺陷,主要有两点:一是没有在整体上聚焦于恩德。启蒙主义没有抓住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恩德,而是以科学批判传统文化的迷信,以民主批判传统文化的专制,都没有伤其要害,即没有揭示恩德文化的两重性,没有批判恩德的软性奴役问题。二是激进主义。启蒙主义把中国文化归结为专制主义,批判其为吃人的文化,从而全盘否定了中国文化。恩德文化具有控制性,抹杀了个体价值,因此这种定性有一定合理性。但是恩德文化还具有爱的属性,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启蒙主义全面否定了中国文化,也抹杀了其爱的属性,具有片面性。

“后五四”时期的启蒙、爱情与“生活者”鲁迅——再读《伤逝》及其周边

论文重新阐释了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的“启蒙者”鲁迅和“生活者”鲁迅的逻辑关系,提出不仅是“文学者”鲁迅,“生活者”鲁迅也是“启蒙者”鲁迅得以凸显和成立的另一条重要路径。“生活者”鲁迅更强调的是他对现实生活的参与,鲁迅式的启蒙正是通过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和诚实参与而实现的,他和这生活进行肉搏、挣扎,深入其中,复又挣脱出来,并在这生活的锻造中塑型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涓生和子君的关系体现了鲁迅对启蒙思想的接受环境和接受主体的检视,同时,他对“后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伦理悖论和异化危机亦进行了反省,这两种思考的杂糅造成了涓生独白的混杂交响和文本的复杂性。《伤逝》既是鲁迅启蒙叙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连环,也是他又一次以“生活者”的态度直面“后五四”时期启蒙问题的重要实践。

民族国家与个人身体的文学抉择——以中国新文学启蒙为考察中心

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启蒙,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普遍认为达成该任务有赖于国民精神的解放,文学中的个人身体一度遭遇忽视和贬抑,启蒙也随之陷入困惑。当新文学再度选择解放个人身体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想象方才境界阔大、身心圆融。

高等教育启蒙功能的自我反思与价值重建

启蒙蕴含在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中,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为载体,通过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追求富足的精神生活,从而帮助社会成员的认知获得解放。因此,真正的启蒙功能需要通过高深知识和思辨训练来实现,目的在于重新让现代社会的人拥有辨识虚伪和摆脱盲从的能力。虽然启蒙在教育中最初体现在学前教育阶段,但是现代文明的进步已经使社会成员意识到启蒙功能的释放无法单纯依靠某一阶段的教育活动来实现,启蒙的对象也不仅限于幼儿,而是超越年龄和学龄的持续性认知建构活动。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依靠自然和科学技术破除了原始迷信和自然蒙昧,但又对征服世界的技术产生了信仰,失去了理性与想象力。历史上,启蒙功能借由智识生活和高深知识的传播逐渐实现,古典高等教育以“爱智”哲学为手段,开辟人的精神空间使其摆脱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中世纪大学一方面扩大了智识启蒙的范畴,另一方面也面临神学笼罩下心智沦陷的危机,大学的僵化导致启蒙功能的萎缩,进而出现诸多“反启蒙”现象。进入现代社会,知识获取方式的便捷化与技术边界的扩展,促使受教育者获取知识的成本更低。然而,在绩效主义影响下,高等教育在制度上已经成为社会成员获取学历的手段;人才培养以就业为目标导致受教育者难以感受认知格局提升带来的愉悦;各类教育转向考试技能训练,结果是专业知识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并加速了“反智主义”的流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由于启蒙功能的缺失,社会成员面临精神层面的空虚与焦虑。为此,高等教育本身需要在人才培养目标、科学研究指向上被重新启蒙,教化社会成员获取感受真实世界的能力,抵御盲从和自负,重回启迪心智与传播理性的功能。

启蒙时代法国的贫困治理与济贫思想的转变

在追求进步的启蒙时代,由乞丐和流浪汉等贫困人口导致的社会问题颇为突出。路易十五统治初年,王室曾结合启蒙改革家圣皮埃尔神甫的方案进行济贫实验,但受经费等因素制约以失败告终。18世纪,随着饥荒、瘟疫的减少以及战争破坏力的降低,人口不断增长,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面对此困境,路易十五统治后期采用高压政策,以乞丐收容所网络镇压流民。然而这样的措施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因此饱受抨击。面对贫困治理的挫败,启蒙思想家们开始从社会经济角度看待贫困成因,以慈善工场、职业教育等手段缓解穷人的困境。以博多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学者发出了彻底改变穷人问题的呼声。此时,社会精英通过提升农业、发展教育、改善医疗、成立慈善协会等方式救助穷人,推动社会进步。这些济贫的新观念与新举措不仅影响了大革命,而且初步奠定了现代济贫理念。

《启蒙辩证法》技术理性与自我持存批判的三个维度

《启蒙辩证法》从三个维度批判了技术理性与自我持存:自我持存在技术理性中走向异化;人为了实现自我持存的目标,通过技术去控制大自然,结果却遭到大自然的威胁与报复;技术浸染下的文化工业使自我持存变为丧失自我。研究技术理性与自我持存的悖论,分析在技术理性控制自然和文化工业中自我持存的后果,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现代社会人类生存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启蒙为导引:18世纪“趣味”探索的明径与暗线

如果说对趣味的关注是西方近代思想主体转向的必然结果,启蒙精神的引导则构成探索趣味理论的现实动力。从“辨别的鉴赏”到“好的趣味”,趣味概念正是沿着这一总体方向开启自身的普遍性探求。艾迪生首先将趣味指向主体自身的感性状态,尝试通过“想象的快乐”探索这一审美状态的本色;夏尔·巴托则将趣味指向艺术创作的主体法则,并通过“我说不出的什么”来呈现这一法则的独特品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由诗而来的“感性谈论”的分析,鲍姆嘉通由完善性诉求引出潜藏其中的新逻辑路径。相比于上述直面趣味主题的“明径”,新路径虽因学科诉求所内含的认知化倾向而成为“暗线”,却也得到稳定推进。回顾18世纪以来的探索过程,以启蒙为导引的诸种路径虽未能真正离开这一思想背景,却也彰显出前行的方向,康德走出启蒙的美学独立性建构正由此而引发。

启蒙理想的现实主义表征——读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稿》

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直接延续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蔡元培、邓以蛰的学脉,并且远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德国美术史传统。王逊在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和教学尤其是《中国美术史稿》等著作中,特别强调“美术史是一种科学”,注重基于马赫主义的实在论来揭示中国美术史“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作为“创造新美术的依据”,以及追问“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美术史”,其实都是启蒙精神的具体表征。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和著作或有具体欠缺乃至错误,但他在特殊时期为研究中国美术史以及撰写相关的著作所付出的种种艰辛努力,尤其是他所一再追问的“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美术史”,仍然拥有其恒久的意义。

职业启蒙教育一体化:为何与何为?

职业启蒙教育一体化是职业启蒙教育内涵发展的必然结果,职业启蒙教育一体化即开展一体化启蒙职业的教育。从价值逻辑来看,一体化是职业启蒙教育的发展理路,体现在塑造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特征、遵循主体身心发展规律的本质特征、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从实践逻辑来看,职业启蒙教育一体化的实施需要与生涯规划一体化,体现教育目标的一致性;与劳动教育一体化,体现教育内容的持续性;与多元主体一体化,体现实施主体的协同性;与环境教育一体化,体现教学方式的多样性。

论人才强国战略下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的时代进路

人才是第一资源,建设人才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职业启蒙教育作为本体“成己成人成物”的一种早期关照,必然成为人才强国建设的根基性策略。镜鉴美国融合式、日本进阶式和德国链条式职业启蒙教育模式,发现各国均以个人职业潜力培育为策略来提升人力资源的内生质量。因此,为了拓宽我国青少年多元化成长通道,强化国家人才储备的广度与深度,应当以点筑基、以面扩展、以链串联、以网织就,多维结构探赜本土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理路。即以中小学创建校本职业启蒙课来稳固人才培育的启蒙链,以不同类型学校间共建职业启蒙教育基地来拓宽人才成长的进阶链,以校外研学实践基地的活动供给来补强人才育训的陶冶链,以校企联动创设真实职业场域来延伸人才发展的价值链,最终推动职业启蒙教育以高质量的育人品性为人才强国建设服务。

走出“启蒙与救亡”:从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说起

新世纪初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虽然争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他们却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即民族主义/个性主义、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框架。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鲁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种框架导致双方貌似合理的论证中都频繁出现了对“西方”“西方文化”“现代性”“民族主义”等概念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与使用。1980年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思想所带来的盲点在这场争论中暴露无遗。国内外思想史研究界早已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鲁迅研究界的最重要成果也都是建立在这种超越之上的,但这场争论及后来的回响说明它的影响依然强大,现代文学研究界需要继续对“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的基础思维框架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

陈湛心学的流变与明清哲学的转折——兼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滥觞

陈湛心学的流变并非如《明儒学案》所示合流于阳明心学一种去向。陈湛心学与阳明、程朱、关中、东林、蕺山、南园等学派紧密互联,呈现出流变的多向性。而其趋向,则是走向以朴素唯物主义为体、以自然人性论和实学为两翼的早期启蒙思潮。陈湛心学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主力军之一,其流变的态势与明清哲学的转折高度耦合,早期启蒙思潮兴起的线索由此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