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主义文化批判的历史经验

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它以施恩—报恩责任规定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中国恩德文化具有两重性,一是爱的属性,施恩—报恩是双向的爱的互动,恩爱是爱的一种形态;二是控制性,即管理者通过施恩而拥有了支配被管理者的权力,被管理者由于要报恩而负有了依附性的责任。中国恩德文化与西方传来的现代性相遇,产生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五四前后发生了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思潮,开展了对恩德文化的批判。中国启蒙主义主要在家庭伦理领域批判了孝道的恩德观念,从而撼动了恩德文化的根基。但是,启蒙主义的文化批判也有重要缺陷,主要有两点:一是没有在整体上聚焦于恩德。启蒙主义没有抓住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恩德,而是以科学批判传统文化的迷信,以民主批判传统文化的专制,都没有伤其要害,即没有揭示恩德文化的两重性,没有批判恩德的软性奴役问题。二是激进主义。启蒙主义把中国文化归结为专制主义,批判其为吃人的文化,从而全盘否定了中国文化。恩德文化具有控制性,抹杀了个体价值,因此这种定性有一定合理性。但是恩德文化还具有爱的属性,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启蒙主义全面否定了中国文化,也抹杀了其爱的属性,具有片面性。

论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启蒙主义新闻观——兼论马克思新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形成一种并未言明但深层支配的启蒙主义新闻观。该新闻观念的再现得益于研究者的方法革新。我们要反思传统马克思新闻思想史研究中的教条语录情结,采取文本学方法透过显性字句发掘隐性逻辑。19世纪早期德国社会与新闻出版业处在“精神上的大斋期”,而自由理性的成长氛围塑造了少年马克思最初的启蒙新闻思想形态,这在其留下的三篇中学毕业作文中得以见微知著。尽管启蒙主义新闻观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是其中蕴含的可贵思想质点撬动了马克思随后的新闻思想发展。

“作新民”还是规训?——马克思对启蒙主义教育观及其历史机制的批判

教育和政治是启蒙主义的两个主要历史表征:通过教育,启蒙哲人试图塑造出能够通过理性来把握永恒真理和道德原则的"新民";通过革命和民主的政治程序,启蒙哲人又试图将教育成果——"新民"及其"新习俗"转变为法律制度的基石,从而使得缺乏理性而又充满暴力的"旧历史"被永久地终结。但是,这一教育和政治互为前提的启蒙逻辑却在阶级剥削、阶级对立的政治经济秩序中遭遇了失落。为了让率先得到启蒙的体面阶层维持来之不易的"文明"体系,启蒙主义教育最终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相统一,将无产阶级规训为遵守资产阶级法权的"臣民"和符合资本增值需求的"产品"。在马克思的启蒙批判理论和后续发展中,揭示启蒙主义教育的规训本质不仅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更是为了启发面向全面自由解放的未来教育理论。

“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启蒙主义的历史进步论

启蒙主义的历史进步论李秋零，田薇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轨迹是进步还是倒退，抑或是在一个无限的怪圈中循环不已，这是在历史哲学的发展史上曾引起许多争议的中心课题之一。１８世纪的启蒙主义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进步的学说，并在相互的争论和继承中不断地使这一学说完...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启蒙主义——现代性视野中的五四文学

五四文学思潮的性质历来被归结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但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看,五四文学思潮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最初的、局部的批判。浪漫主义反抗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统治,现实主义批判现代化对人的价值的毁灭。五四文学鼓吹现代性,包括科学和民主,而不是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思潮不是浪漫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启蒙主义。虽然五四文学也引进和借鉴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但由于启蒙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选择和改造,使之成为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

鲁迅的启蒙主义、革命文学的成败得失及其他——支克坚先生访谈录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有关鲁迅的启蒙主义、革命文学的成败得失等问题,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话题。本访谈约请研究鲁迅和革命文学的著名专家支克坚先生,围绕其学术经历,就鲁迅的启蒙主义及其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意义,革命文学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由主义与小资产阶级问题,以及历史研究中的必然性、可能性等理论问题,做出了深入的探讨。

在荆棘丛中开辟道路——哈萨克族诗人阿拜的启蒙主义思想及其局限

阿拜的启蒙主义思想自成体系,以“破民族固陋”为起点,以“立民族品格”为主要目的,倡导民主与科学,追求民族新生。然而,受到主观与客观条件的制约,阿拜粗砾直率的呐喊,单一的思想启蒙,使他的启蒙道路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独与失望之中,不得不借助宗教来宣扬自己的科学主张,他的启蒙工作只能始于呐喊而终于彷徨。

伽达默尔与启蒙主义

西方解释学的发展与启蒙运动分不开。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伽达默尔解释学,既包含对启蒙主义的批评,也包含对启蒙主义的推进。在这方面,他虽然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但决不是简单回到浪漫主义的立场,而是作为一个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环节出现的,从而具有了更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新启蒙主义”的提出系基于历史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深层需求。作为一种新的启蒙方法和途径,新启蒙主义以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为探讨的核心命题。它应该包括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这样的一个“三部曲”联贯合成起来才能够真正走上启蒙之途,从而通往人性的自由。

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及其异议者

新启蒙主义在时代精神上与新文化运动呼应,都缺乏有效联接文明传统的内在视野,同时还须应付革命主义的遗留影响。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单向移植和模仿远远超过对中国现实经验的原生性阐释,削弱或扭曲了它对于政治实践的规范能力,构成新启蒙主义政治学的精神底色。来自政治传统的文明复兴论与紧密结合权力现实的社会主义理想派对此提出了重要异议。只有回归并维系"文明传统—时代精神—权力结构"之间的良性张力机制,中国现代政治学才能获得真正的学科成熟,在社会系统和智识建构上得到文明传统根源的深厚哺养,对政治发展提出富于效力的解释和规划。

启蒙主义: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点

本文通过分析“主观战斗精神”、民族形式、大众化、创作题材与胡风文艺启蒙观念之间的关系,指出胡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既非“主观战斗精神”,也非“精神奴役的创伤”,而是贯穿于其整个文艺活动的文艺启蒙观念,正是这种文艺启蒙观念造成了胡风文艺理论的全部异质性。

鲁迅为什么不看重《阿Q正传》——兼论国民性批判写作与启蒙主义之关系

鲁迅对《阿Q正传》的较低评价长期以来遭到了遮蔽。该文抉发有关文学史实,从创作主体自我评价、史家评述两方面证实了这一问题,并进而分析了其产生原因及其对20世纪文学的客观影响。该文认为,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之所以陷入客体化、非人化的写作误区,既是启蒙宗旨与国民性批判表述模式之间固有的缝隙所致,也与儒家传统的君子哲学深有关联。这一局限深刻地制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性发展。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普希金的创作与启蒙主义理想

研究界注意到,在俄罗斯文化史上,启蒙时代是俄罗斯作为大国崛起的重要节点.在整个俄罗斯启蒙文化的史册上,有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字特别显赫,除了早期起重要推动作用的君王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外,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名字就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一一亚历山大·普希金.普希金无疑是欧洲和俄罗斯启蒙主义文化运动在俄罗斯取得的最大成果之一,这也是俄罗斯文化史的一个共识.

论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基础上的。1980年代初,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取得了主导地位。两者的矛盾导致述史过程中的许多分歧,但这种分歧是在认同革命的合法性基础上的针对具体问题的分歧,还没有重大到要瓦解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依存的基础,两者在坚持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的本质区别方面,依然具有共识。但是在后革命的时代,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从而使建立在文学革命基础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许多原来被排斥的旧派小说、通俗文学、古典诗词正在纷纷要求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使中国现代文学史陷于意义混乱和学科膨胀的解体危险中。这种危机背后,其实是消费主义的文学史观正在取得话语的权力。但是这种文学史观承担不了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崇高使命。能承担这个使命的还应该是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

老舍创作的多向性——现实主义、启蒙主义与革命古典主义

老舍的创作思想受到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也形成了多种创作方向。在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他的启蒙主义的创作方向,坚持了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代表作有《二马》、《赵子曰》、《猫城记》等;在平民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对黑暗、堕落的城市生活进行批判,代表作有《骆驼祥子》等。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他的革命古典主义的创作方向,坚持为民族兴亡而写作,代表作有《四世同堂》以及抗战中、解放后的那些不那么成功的作品等。老舍创作的多向性,非常典型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彷徨以及最后的归宿。

论鲁迅启蒙主义观的转变——从《祝福》说起

《祝福》表明鲁迅已经意识到了启蒙主义的局限性。启蒙主义者的"我"无法回答祥林嫂人死后有无灵魂的问题,这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理性的局限性,二是理性在中国缺乏民众基础。"我"所遭遇的尴尬,是社会思潮转向的结果,也是鲁迅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艺术反映,即他开始对讲叙者"我"和讲叙者"我"视野中的对象进行双重的批判。这种批判带有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性质,开启了鲁迅新的创作方向。

启蒙主义语境中的存在主义选择——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

从五四伊始有关现代性的话语建构都和启蒙语境紧密相连,在20世纪中国"启蒙"与"现代性"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而存在主义蕴含着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维度——人文主义的话语诉求,因而成为20世纪中国启蒙主义的结构性要素。显然,从存在主义之维介入人本主义之域是理解文学启蒙叙事的要径。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大致历经了五四时期、40年代左右、80年代以来的三次创作高峰,并呈现为"文学与个性独立"、"文学与自由诉求"、"文学与本体性存在的体验"的历时性阶段。质言之,在启蒙主义语境中把握存在主义文学的生成和演化进程,并将其视为一种世纪性的文学思潮正是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逻辑发展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