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性栽戏曲经营活动初探

通过考察吴性栽投资剧院、打造明星、组织演出等多层面的戏曲经营活动,可以发现,作为管理者吴氏已形成比较系统的戏曲生产与管理理念,对周信芳孤岛时期“翻红”和战后“程梅对打”等戏曲史事件产生了关键性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进一步体现在彼时戏曲电影的生成模式和主要形态中。以吴性栽为代表的“非艺术生产者”对艺术生产的影响不可忽视,对戏曲艺术及戏曲电影的研究均可由此另辟思路。

吴性栽对早期中国电影的贡献与艺术追求

早期的中国电影,资本的薄弱一直制约着电影发展,而在这一时期,吴性栽凭借其积累的丰厚资本以及对于戏曲与电影的由衷热爱,创造着自己的电影帝国。在他的电影生涯中,或独资创办或入股创建的电影公司众多,其中入股创办的联华影业公司、文华影业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拥有极高的地位。可惜的是由于历史语境以及政治观念的局限,早期的《中国电影史》对吴性栽的描述只存在于只言片语,对他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纵观吴性栽的电影生涯,可以看出尽管他对电影事业的贡献仅是出于对于戏剧戏曲的强烈爱好,并将这一爱好与自己的事业良性结合,但这一过程却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早期的发展。

试论“联华模式”及其分裂原因探析

中国电影史上,1930年成立的＂联华＂能够迅速成长得益于其一体化经营模式,而其迅速衰落分裂的原因除去战争这一外部因素外,其内部本身的体制弊端及经营理念更值得探析。一、产业模式：一体化经营与＂独立制片＂管理1930年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同时注册的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集制片、发行、放映于一体,是继＂六合＂之后继续探索一体化经营模式的又一重大电影公司。

电影商业化: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中国电影则不过刚刚重新迈上商业化正轨。

从《大团圆》到《群魔》:清华影片公司始末考

清华影片公司是金山与吴性栽在抗战胜利后联合创办的一家新兴电影公司,存在时间仅一年,但生产了《大团圆》《群魔》和《飞红巾》等多部影片。笔者在仔细考察该公司的成立始末和影像文本之余,发现清华影片公司的历史价值非同寻常。在战后影坛各派政治力量角逐的背景下,其经营过程中显现的民族资本的艰难与奋进、电影与戏剧的跨区域和跨界合作、进步电影人才的保留等现象,都是今人分析这些古旧影片的意义所在。

追忆“文华”(1947-1951)

文华公司1947年2月初开始拍片。当时文华公司在徐家汇三角街三号原来联华影片厂的旧址内(即现在上影厂西部的前半部),和昆仑公司各占一半。文华用二号大棚,昆仑用一、三号两个中棚。厂内主要办公楼楼下五间正房也是一分为二,文华在西半,昆仑在东半,东西厢房也是分着用。二楼则改为宿舍,住着昆仑的导演史东山、郑君里、吴茵三家。后来文华的化妆间也搬了上来。

我所知道的文华影片公司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8月,桑弧、陆洁两人找我谈,说要成立一个影片公司,名叫“文华影片公司”。厂址就在徐家汇,也就是原来老联华的旧厂址。后来了解到“文华”的创办人是吴性栽,该公司基本上由他独资经营。摄影棚也就是过去联华的老棚。文华影片公司的发行部设在江阴路九福里96号,经理是吴邦藩,宣传由龚之方负责。

中国有声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先驱者——颜鹤鸣

颜鹤鸣,原名颜鹤眠,祖籍浙江嘉兴,1909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出生于上海。祖父颜甫仁曾任京浦铁路买办。父亲颜德孚精通中英文,曾在沪宁铁路任总文案。颜鹤鸣出生后3月父亡,14岁丧母。母亲临终前,把他托付给朋友屠姓夫妇照顾。次年。

文华在1949-1952:沪上私营电影公司的选择

事实上,佐临在拍完《思想问题》之后,就进棚开拍由柯灵改编的《腐蚀》。这部原著中采用日记体的故事,影片中也保持了"我"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对于改编,柯灵充分考虑到新时代下这部电影配合当时迫切的政治任务,他改变了原著中"尘海茫茫,狐鬼满路"的恍惚迷离的手法,而是采用了"明确更明确"的主题线索。

《我这一辈子》老树绽新花

乘客并不知是在拍电影,以为真的遇上乞丐,连声斥道:"走开!走开!"隐身在一边的摄影师偷拍个正着,这个镜头后来用在影片末尾,加强了主人公年老而不幸的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