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所见枣滕地区周代邦国及相关问题

考古发掘资料、铜器铭文和文献记录表明,枣滕地区在周代存在着10多个邦国:有来自西部周文王子错叔绣所建的姬姓滕国,有商末就迁来此地的望族史氏、因与周王室通婚姻亲而受封的妊姓薛国,有因与周王室的姻亲和先圣王后裔妊姓邳国、姒姓鄫(缯)国,有祝融集团曹姓东夷小邾(郳)国、滥国及妘姓偪阳国,还有嬴姓粊(鄪)国、[女白]姓虎佁、灵父及媿姓昆等当地东夷邦国。这里是东方地区发现周代邦国数量最多、姓氏及族属最为复杂的区域,也是商系文化、姬周文化、东夷文化等交融地区。

中国周代地图

周代是中国原始地图向以制图六体为标志的精细地图过渡的时期。多种史籍记载证明,周代地图的应用十分广泛。在周武王伐商时,就有使用地图的记载。1954年6月,在江苏省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出土了西周青铜器《宜侯矢簋》,其铭文上记载:“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国,遂省东或图。”意为周康王阅看了武王、成王的《伐商图》,又看了《东或(国)图》,这说明武王和成王攻打商朝之前,利用地图研究过商朝的军事地理等情况。

周代仁政之下法治思想系统研究

周代没有完整记载法治思想的史书,周代的法治思想,散见于西周的《尚书》《周礼》及东周诸子的学说中。西周鉴于夏桀、殷纣实施暴政而亡的教训,推行仁政。仁政以德治为主,也兼顾法治。法治成为周代仁政的两翼之一,表现为以仁立法,以仁司法,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到了东周,虽然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但西周的仁政传统仍占主导地位,仁政不仅被儒家学说加以发展,也被道家学说加以补充、杂家学说加以兼取。即便法家、名家公开反对仁政德治,主张严刑峻法,也是打着仁义的旗号。在仁政之下兼行法治,或打着仁义的旗号强调严刑峻法,构成了周代法治思想的整体景观。

铜器刖人形象所见周代刖刑制度

本文将铜器中健全人形象与刖人形象进行对比,结合文献资料和体质人类学研究,对周代刖刑制度提出三点新认识:一,刖人的性别男女均有,女性未被排除在外;二,存在单足被刖、双足被刖两种形式,施刑位置固定在小腿下端,存活率有所提高;三,单足被刖者借助“手杖”可站立行走,双足被刖者只能勉强蹲跪。周代刖人的社会地位低贱,日常需承担守囿、守门职责,部分还可能遭到流放,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前及死后饱受歧视,境遇十分悲惨。

周代黄河流域歌谣探究——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例

我国歌谣的历史源远流长,周代是我国歌谣的繁荣发展期,我国黄河流域不同地区歌谣风格已有明显的特征。周代时期我国的歌谣发展中心在黄河流域,因此周代黄河流域歌谣的研究对古代音乐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以黄河中下游的秦、晋、豫、鲁为研究范围,从内容、句式、结构、修辞四个角度来探讨周代黄河流域歌谣的风格。

周代贯耳带盖小铜罐功用补议

两周之际的墓葬中开始出现一些形制特殊的微型铜器,其中一类贯耳带盖圜底小铜罐的功用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近年来化妆器具说逐渐占据主流。本文根据澄城刘家洼M49出土小铜罐的科技检测结果,再结合其形制特点、出土背景和相关文献记载,认为这类小罐应是文献中盛放润滑车轴油膏的“輠”,可与阳燧等工具配合使用,属于车辆的辅助部分。

周代燕与辽西族群的互动

西周初年推行的“大封建”,奠定了“天下”的基本格局。诸侯的封地内各有族群,凝聚与融合成为侯国蕃屏周的前提。其中,燕的势力抵达辽西,孤竹等族皆从属于燕侯。伴随着西周势微,燕亦衰落,并逐渐淡出辽西,退居今北京一带,至春秋时期已经变得相当弱小。齐桓公北伐,为燕提供了回归辽西的复兴机会,然而却遭遇已经威服了辽西诸族的东胡的阻扼,双方频有交锋,燕昭王时击走东胡,使其在辽西的经营进入新的阶段。燕在辽西的进出,一方面反映了华夏族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体现了诸族在辽西的共生与融合。

周代的“孝道”论与“孝治”观

周代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道德觉醒时代。在周代的道德观念中,“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孝”指对父母、长辈的供养、尊敬。周代继承从上古到夏商祭祖活动中的“孝行”并加以改造,从中抽象出自觉的、理性的“孝道”观念。《尚书·周书》《诗经》明确记载了西周的孝道观念。春秋末期,孔子、曾子对此作了重要发展。在此基础上,《孝经》提出以孝平天下的“孝治”观,孟子对“孝道”涵义作了进一步发展。战国后期,《礼记》《荀子》对“孝道”内涵作了补充和深化。《左传》《战国策》以赞美的态度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孝行,彰显着儒家“孝道”观念在这个时期思想界的影响和地位。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综合周代的孝道、孝治思想,提出“务本莫贵于孝”。文章基于对周代典籍的个案研究,对散见于其中的孝道思想做了集中的分析评述,对今天的家庭伦理、社会和谐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周代的修身之道学说——兼论“君子之道”与“真人之道”之互补

周代是一个重视“人道”的时代。周代探讨的“人道”包括修身济世、内圣外王之道。周人认为,修身的最高理想是超凡入圣。但成为“圣人”是很难的,退而求其次,则“内圣”之道集中表现为“君子之道”。周朝以仁德治天下,“君子之道”学说应运而生。儒家在继承、综合西周德治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君子之道”。“君子之道”是进德修善之道,所修道德主要是“仁”“义”“礼”“智”“信”“孝”。道家以清虚无为的道德取代儒家仁义礼智的道德,主张归真返朴、清虚无为,其修身之道主要表现为“真人之道”。周人修身以儒家积极进取的“君子之道”为主,而道家虚静无为的“真人之道”则是补充和平衡,二者构成了周人“修身之道”的完整形态,奠定了后世中国士大夫儒道互补的“内圣”方式,对于今天的艺术从业人员及社会大众以道德自律、塑造崇高人格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周代“内圣外王之道”系统评析

周代重人轻神,认为人间的幸福最终由人自己决定,于是区别于殷人热衷于探索占卜的“神道”,转而热衷探讨“人道”。周人探讨的“人道”,是围绕着“内圣外王”的思路展开的。“内圣”指自我道德修养,“外王”指经邦济世。对于士大夫而言,“内圣外王”之道要求坚持正道直行,不同流合污,天下有道就出仕济世,兼济天下,天下无道就深藏归隐,独善其身。对于君主而言,“内圣外王”之道要求以身作则,“成己而后成人”,通过“内圣”赢得民心,称王天下。“内圣”是“外王”的依据,“治人”不过是“修身”的延伸。本文依据对周代典籍的全面研究,首次系统梳理、评述、阐释了周代“内圣外王”的“人道”思路与系统。其中强调的“身治而后治人”“内圣而后外王”的思想,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强烈的现实警示、借鉴意义。

周代拜赐礼仪研究三题

周代拜赐礼仪包含受赐者的施拜情况和施拜后的相应礼节等,是君臣关系和尊卑意识在礼仪领域中的重要反映。西周赏赐铭文记载了一些看似有别于“拜稽首”的“变例”。实际上,“拜手页手”“拜手稽手”及单言“稽首”,皆与“拜稽首”同实异名,而“拜手”主要用于受赐者答谢“右者”。关于受赐者行拜礼之后的“受令册佩以出”,“佩”当视作名词,指代命服。铭文载妇人拜谢天后行稽首礼,而《礼记·少仪》记妇人遇君赐当肃拜。由于妇人发饰繁重而难以叩头至地,故无稽首之拜,仅有用于吉事的“扱地”(拜手至地)重拜。铭文盖套用男子拜赐礼用语而作模糊处理,《少仪》所载盖为晚周礼家之说,皆与西周妇人拜礼实情不符。

论周代婚姻礼制下贵族女性的婚姻境遇——以《诗经》为中心

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承载者,《诗经》保存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客观反映周代的婚姻礼制。从婚前的祭成之礼、婚时的亲迎之礼及婚后的归宁之礼可知,周代贵族女性在成婚前后受到礼制的严格约束。通过婚前重视贵族女性教育与婚后忽视其情感诉求的对比,《诗经》反映了周代贵族女性被压抑、被束缚的从属地位与悲伤凄凉的人生命运。

周代《仪礼》大射之“乐悬”述略

《仪礼》是研究周代礼乐重要的礼典文献,“乐悬”作为礼乐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其中也颇有涉足。本文以“乐悬”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仪礼》大射“乐悬”中的使用情况进行梳理,进而探讨《仪礼》大射“乐悬”的特点。

楚辞和周代文化

根据金文,楚国和秦国都出自高阳,因此互相支持,又臣服于周。而楚早期在炎黄之战时,散居各地,主要分成三部分,所以称为三楚。楚辞文化,主要来自中原,所以在《天问》中由夏商周至楚国一路写下来。楚辞中的人物、鬼神也基本和周代一致,如《惜颂》中说的五帝、六神等。楚辞也不单单写楚国,如《九歌》中的冀州、东皇太一等等。楚国和周一直往来密切。过去,我们为了强调楚辞的个性,把“兮”说成楚语。实际上,《诗经》中有将近四十首诗出现“兮”,皆表示不良情绪。后来的墓志铭中也采取了这样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中华文明一体化,再了解差异性,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浅析周代朝服制度的形成与应用

主要运用“三礼”和其他文献及考古资料对周代朝服制度的渊源、形成与应用进行了考察研究,并重点关注了其中所反映的制度特点和文化内涵。经过了夏商两代的积累后,周代朝服的基本概念、等级、形制和应用等内容均已较为成熟、清晰,并具备政治性和礼仪性的双重特征。周代朝服主要包括皮弁服、玄端服和深衣等,其最基本、核心的功能是作为礼仪服饰供君臣在朝会中穿着,但实际也被用于较为广泛的朝事及其他礼仪活动中,承担了部分祭服和常服的功能。且在部分情况下,周代朝服超出了基本范畴的应用,可表达更为丰富的礼义。周代朝服制度体现出了对上古传统的继承和革新,对当时的政治实践和礼制建设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缁衣”与周代服饰观念

楚简《缁衣》所具有的精神内核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将其与中国服装史相结合进行解析有助于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和传承民族服饰的过程中,引发更深层次的民族服饰的应用理念与定位思考。文章运用古文献研究法、对比法以及古汉字字源学的研究方法,从中国服饰通史的角度整体出发,对楚简《缁衣》进行再研究。研究表明:一方面,楚简《缁衣》反映的本质是儒家思想,它体现了以“礼”待民,以“德”化民等思想。另一方面,缁衣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服饰,其造型和色彩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成为古代凸显身份等级的标识,在朝代更迭过程中成为儒家思想和楚人思想的载体,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印证了衣冠服饰与礼仪制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关系。

周代礼文化融入大学思政课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周代礼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和文化底色,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理性精神。通过创造性转化这些精神资源,将其融入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不但能拓展礼文化在新时代的精神内涵,而且能创新高校思政课教学理念。科学合理地处理大学思政课与周代礼文化的关系,对于提升大学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塑造当代大学生情感价值意义非凡。

周代蟠螭纹艺术设计样式评述及当代表现研究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传承较为完整,装饰纹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周代礼器上附有的蟠螭纹不仅表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水平,而且充分体现了周代的等级制与礼制。该文论述周代蟠螭纹的艺术设计样式,分析蟠螭纹在当代首饰设计中的运用,以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

周代“义兵”思想的系统观照

周代的用兵思想是置于“仁义”的大政方针之下的,表现为“义兵”思想。《尚书·周书》中替天行道诛“独夫”的“革命”学说奠定了周代“义兵”思想的源头。周初姜太公提出的“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的主张可视为西周义兵思想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反对不义之战;儒家主张“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道家主张“存亡平乱,为民除害”;兵家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杂家主张“以义为战”;这些共同汇成周代以仁治军、以义用兵的思想交响。在“义兵”思想的指导下,周代的军事学说讨论、总结出许多战场取胜的战术规律,彰显着“人道”取胜的时代真谛。

周代乐教思想体系的系统厘析

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人的觉醒”时代。周代的思想启蒙,表现为“人道”对殷商“神道”的袪弊。周代思想家讨论的“人道”,是“内圣外王”之道。“乐教”就是周人“外王之道”中辅助礼教、实现德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周公制礼作乐,音乐理论在周代达到高度繁荣,形成了丰富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本于太一”“天地之和”的音乐起源论,从“古乐”到“新乐”、从“德音”到“奸声”的历史演变论,“乐以象德”“声以和乐”的音乐本体论,“管乎人情”“制之礼义”的音乐创作论和“审乐知政”“和乐成顺”的音乐功能论。对周代乐教的思想体系作出系统考析,不仅可为全面认识周代音乐理论的辉煌提供可贵的参考,而且对于今天认识音乐的真谛和使命具有值得珍视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