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阐释的三重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态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生态维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构成了深入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论题或概念所基于的三个主要理论向度:“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视角可以凸显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大(宏观)生态观”特征,要求从社会(文明)整体和主体自觉的意义上绿化或重构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对“合生态”或“生态化”标准不断提高的目标性追求与社会大众性动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标志性方面或维度,因而,基于这一视角更容易理解和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或文明新形态创造意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观方法论视角下的阐释,则可以同时提供理论上认识和实践上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丰富政治想象空间和规约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建构、动力要素与实践进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分析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人类文明和现代化发展规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文本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视角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建构,从政治领导力量、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等方面探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生态文明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追求“五个文明”相协调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既为后发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又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受“利益至上”发展理念影响,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制度基础的西方现代化对内剥削、对外殖民扩张,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激化了生态矛盾。不同于服务少数精英阶层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冲破西方现代化藩篱,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以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生态建设为实践,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

空间视阈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与实践——以胶东地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胶东地区在此方面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典型经验,从空间视阈出发,讨论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与实践路径,是十分必要的。在新人类生态学研究基础上发展出的生态空间观,为解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按照此观点,人类组织、社会活动与环境资源具有空间意义上的共生性关系,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具有某种空间逻辑或空间秩序。胶东地区作为相对独特的空间单元,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中具有自身的空间特点,注重利用空间资源要素和优势,形成了生态良好的人居环境,人口增长与空间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成为国内具有区域特征的现代化实践案例。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西方现代化的四重超越

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问题因现代化产生,也应在现代化中解决。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的生态反思,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华民族生态智慧的基础上,经过百年接续探索于新时代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辩证统一看待人与自然关系为前提、以绿色发展为路径、以生态为民为价值取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目标的现代化,从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方式、价值取向、目标导向四个层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超越,不仅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力量,也为世界各国走向生态现代化提供了道路选择。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战略要求与实现路径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性、创造性、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命题,对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的指导作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入认识其本质内涵,科学掌握其发展规律,精准切入其实践路径,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高度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科学谋划、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不断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又是其要求;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准则和标志;既是中国道路的有机内容,又是中国治理的重要视点。因此,无论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角度,还是从中国道路与中国治理的视角,抑或是从中国与世界、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入点来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涵演进及甘肃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为美丽中国建设之甘肃篇章指明了新的奋斗方向和前进道路。首先,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这一科学论断产生的现实根基、重要意义及其内涵层次与演进关系进行了系统剖析,辨析了其产生的背景和内在逻辑;其次,结合新时代甘肃在环境污染治理、自然保护区恢复等“人—地”和谐关系构建及发展方面的实践例证分析,表明了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是一条完全可行的科学发展之路、双赢之路,且其成效显著;最后,紧扣甘肃脆弱生态环境的天然禀赋和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为构建更高质量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蓝图,提出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路径对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生成、现实基础与发展走向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效仿西方现代化中造成国内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进一步加剧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迫切需要走一条扬弃西方现代化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现代化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不仅扎根于美丽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还交织于助力绿色转型的区域合作以及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线的国际合作,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奠定良好的现实基础。展望未来,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将进一步明确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发展走向,既促进绿色的全球发展,又引领发展中国家走生态良好现代化道路,还有助于建设生态“为民、公正、共赢”的文明新形态。显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中国方案,坚持将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与未来指向性有机统一,明确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合作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时代回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诉求,是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与生动实践。基于生态世界观、生态批判观、生态重建观三重论域,马克思揭示出自然与社会辩证交互、双向建构的对象性关联,在历史与价值维度上阐明自然异化的深层成因,探寻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整体性变革路径。马克思的生态文化观拓展了感性-人化-历史贯穿融合的生态哲学视野,确立了哲学-经济学视域复合统一的生态批判范式,指明人-社会-自然协同发展的生态治理路径,树立起科学与人文交融互构的思想航标。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模式探索——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蕴含着一个如何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从学术史上考察,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其实早有传统A模式和布朗B模式之说,前者注重从“经济”的角度看环境,是一种“浅绿”思潮的表征;后者注重从“环境”的角度看经济,是一种“深绿”思潮的表征。但无论是“浅绿”A模式还是“深绿”B模式,它们最终都走向了极端,无益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然而,一种超越于A模式和B模式的升级版C模式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性,它是一种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而凝练出的“一体三面四驱动”模式。“一体”即广义上的绿色发展,“三面”即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而“四驱动”则主要指作为生态现代化推动、生态致富路开辟、生态经济带贯通和生态试验区引领的驱动路径。该模式各维度是相互联系和交叉渗透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批判、构建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思想基于马克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批判了西方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及其造成的人类生存危机,开辟了非西方的现代化思想,是批判与构建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思想。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新时代条件下对什么是现代化、如何进入现代化的实践指向和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通过生态生产力、实现绿色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实现生态文明,是人民至上、生态优先的现代化。

和谐共生视角下县域节地生态安葬的现状及推广模式研究——基于湖南省8县3区的实践调查

面对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受损等严峻形势,推行节地生态安葬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对湖南省8县3区进行问卷调查、抽样访谈以及赴长沙市天心区金陵城市绿化墓园实地调查,对湖南省节地生态安葬现状展开调研。发现湖南省县区节地生态安葬存在着政策推行不到位、技术壁垒、居民认识程度不高等问题,并针对此提出推动政府工作落地落实、引导群众转变传统思想等对策建议。

以“六个必须坚持”引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好、运用好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既是新时代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基本原则,也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科学方法。明晰其要义和核心要求,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报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显著的时代特征来看,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是现实选择和科学路径。探讨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既要关注学术界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热烈探讨,也要回应广大民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普遍关切,更要依据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与决定,如此才能做到合理阐释、科学分析、精准解答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智慧和更大力量。

和谐共生理念在动物保护立法中的实践——兼论中日动物保护的交流与互鉴

日本于19世纪20年代初开始进行系统性的动物保护立法,二战后,经过一系列法律修改与调整,形成了健全完备的动物保护立法体系。日本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化呈现因时因事而制的法治动因、和谐共生原则的法治宗旨、系统监管机制的法治效力以及多元协同参与的法治效能的特点,对于我国各类动物保护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质言之,我国尚未制定以尊重动物生命为目的的动物保护法律,现行动物保护法律法规面临着法律体系不健全、和谐共生理念不足、多元参与体系不完善等困境。鉴于此,借鉴日本动物保护立法的有益经验,立足我国国情,未来应从健全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动物保护立法目的彰显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理念、完善多元参与体系以及加强国家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着手,希冀为我国完善动物保护法治有所助益。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鲜明特色,它既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方向的理论概括,也是对我国在新征程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非空中楼阁,它是我们党在深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经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的吸收与发展。这一现代化道路契合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响应了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的内在需求,同时也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客观走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双碳目标稳步实施、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为走出具备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保驾护航。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推动内蒙古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本文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动力,基于对内蒙古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创新体制机制、转变经营方式、培育经营主体、健全服务体系、促进产业融合等对策建议。

基于湿地功能营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空间

湿地是复杂多功能水生态系统,在湿地中发生生物化学过程和水循环,拥有独特的生物降解有机物,代谢无机物和调节水循环的功能。湿地作为功能单元,成为改善流域水生态系统的组织单元,成为城市解决内涝和提升水环境质量的调控单元。湿地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城市水生态系统的要素、成分、秩序、生态位与水系的综合修复。基于湿地功能特点,文章创新性提出了在城市规划与营建中给湿地空间的城市空间组织方法,和建造结合自然的理念,将湿地技术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城市基础实施,和城市生活,在解决城市内涝,保障城市水环境质量,提升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形成与城市物质代谢相匹配的湿地植物、微生物和水循环空间。在城市规划与营建中给湿地空间,需要制度保障,以此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空间。Wetland is a complex and multi-functional water ecosystem, in which biochemical processes and water cycle take place, with unique functions of biodegrading organic waste, metabolizing inorganic and regulating water cycle. As a functional unit, wetland has become an organizational unit to improve the water ecosystem in the basin, and a regulatory unit to solve urban waterlogging and improve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Wetlands are based on the “natural solution” to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restoration of urban water ecosystem elements, components, order, ecological niche and water system.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wetlands,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puts forward an urban space organization method to provide wetland space in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es wetland technology into urban public space, urban infrastructure implementation, and urban life, so as to solve urban waterlogging, ensure urban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enhance biodiversity. The formation of wetland plants, microorganisms and water circulation space matching with urban material metabolism.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wetland space in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harmonious urban spa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和超越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含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应然回应”、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悖论的“实然省思”、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出场的“必然构建”。以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视域,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现代化“生态全貌”的发展症结及其弊病来源,更全面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进行批判和超越的时代伟力和先进内涵,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高度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同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互动交融探寻新的学术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