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对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阐释

哈贝马斯的辩证法思想蕴含在他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中。如果说主体的形而上学化是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轴心,那么哈贝马斯则基于对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的反思,建构了以主体间的话语商谈和对话交往为内涵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哲学话语。哈贝马斯以主体间的道德对话和政治商谈为切入点,实现了辩证法的语用学转向,推动了辩证法的理论形态从为形而上学服务的真理逻辑向谋求伦理和政治共识的实践逻辑的转变。哈贝马斯对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阐释,是对辩证法在对话中寻求共识的实践智慧的当代发展,深化了辩证法的现代性意蕴的研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阐释具有启示意义。

交往行为双重特征视域下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技术主义阐释——兼论对马克思的“新辩护”

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思想关系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哈贝马斯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判定为一种客观结构,认为其内部包含关于技术和组织的知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并指责其忽视了社会生产与交往。但在哈贝马斯看来,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远未达到交往行为的高度。交往行为具有双重特征:它同时综合了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和戏剧行为,且建立在对世界的全面反思之上。相较之下,社会生产与交往更多地止步于目的行为层面,缺乏交往行为的丰富内涵。哈贝马斯的真正问题在于,他在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时预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化。事实上,在前资本主义和未来社会,围绕生产展开的各种活动与交往,同样能够孕育出规范调节行为和戏剧行为,进而与世界建立起反思性联结。

哈贝马斯论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

交往合理性概念是哈贝马斯为解决现代性危机而提出的。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韦伯理论的关系及他本人后期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概念在现代合理性图谱中的定位似乎一直是悬而未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理解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先后在认识兴趣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中,从理性兴趣和行为领域这两个层面对这两种合理性做出过区分。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交往合理性的任务是,面对认知-工具合理性的过度膨胀,既要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分化的基本合理性之间相互独立的事实,又要在此前提下实现它们的有限统一。据此,面对自身合法领地遭到侵蚀的状况,道德-实践合理性应当依据交往合理性所提供的有效性要求、原则与程序,实现自身重建,具体包括道德、法律和宗教三个具体领域。

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沟通模式在急诊脑外伤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沟通模式在急诊脑外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2022年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救治的106例脑外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护理干预方法不同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3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脑外伤急救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采用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沟通模式进行干预。比较2组患者的确诊时间、手术准备时间、住院时间等急诊救治效果指标及家属护理满意度,同时比较2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状况、日常生活能力等指标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干预前,2组患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NIHSS评分低于对照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2组患者神经行为认知状态检查(NCSE)量表及格拉斯哥昏迷评分量表(GCS)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NCSE和GCS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确诊时间、手术准备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家属对护理人员沟通能力、健康宣教水平、操作技能、服务态度4项护理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5.67%和15.0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536,P=0.111)。结论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沟通模式应用于急诊脑外伤患者护理中,有助于减轻患者神经功能受损程度,改善患者神经认知功能,提升急诊救治效率和家属护理满意度。

作为否定性概念的“公民不服从”——哈贝马斯的公民不服从思想

“公民不服从”守护的是共同生活的底线,而非某种积极向往,因而是否定的。它不是法律体系的局部性要素,而是法律体系否定地自我指涉的悖论性结构;它与多数原则之间的张力并非源于政治决策形式上的逻辑矛盾,而是源于不同生活形式的实质对抗。法律体系与政治系统的自我革新无法消解公民不服从带来的疑难,二者共谋的权力内在循环机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法律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产生于社会交往,对交往权力的捍卫是哈贝马斯化解合法性危机、消解公民不服从问题的关键。这一关注社会整体与局部辩证关系的思想突破了实证科学范式的限制,推进了公民不服从问题的研究深度,但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暗含的无政府主义要素仍处于自相矛盾之中,无主体的匿名交往则将使其丧失社会斗争维度。

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概念的批判性重构

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是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具体分析各种不同的生活世界概念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基于普遍语用学立场从“文化-社会-个性”三个层面对生活世界概念进行了批判性重构,不仅阐发了生活世界结构要素与生活世界再生产过程,而且揭示了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的“互补关系”,以及生活世界再生产过程为生活世界结构要素获得所作出的贡献,从而为自己提出“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提供了前提条件。尽管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并不足以揭示后期资本主义危机之根源,甚至还有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嫌疑,但哈贝马斯基于普遍语用学立场重构生活世界概念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从而使得生活世界概念在哈贝马斯社会哲学中获得了特殊意义。

“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韦伯在考察工具合理性及其制度化时,把行为理论和社会合理化理论结合起来,将社会合理化的过程看成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并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诊断,开启了“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传统。卢卡奇和阿多诺赓续了“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传统。其中,卢卡奇吸收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他从形式合理性出发,把物化合理化的过程看成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阿多诺延续了卢卡奇的理路,采用工具合理性分析进路,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解为物化合理化。哈贝马斯从双重合理性出发,从生活世界和系统双重合理化及其关系层面考察资本主义现代化,延续了韦伯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时代诊断的主题,从而发展了“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西方学界已经形成了一种“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传统。这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病症,以及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些理论启示。

职业教育教师教材使用的三种取向分析——基于哈贝马斯认识兴趣理论的视角

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理论对于分析职业教育教师教材使用的取向具有指导意义。技术取向下,职业教育教师教材使用立场基于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教师教材使用形态表现为复制占据主导地位的机械执行。实践取向下,职业教育教师教材使用立场基于交往理性的价值取向,教师教材使用形态表现为一种解释关系下的调适性运用。解放取向下,职业教育教师教材使用立场基于批判理性的价值取向,教师教材使用形态表现为基于教学情境的自主创造。这三种取向各有优势和适用的范围,各有可能的挑战和风险,需要职业教育教师在教材使用过程中整合好各种取向,创设一种高质量的教学,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路转向——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

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逐渐成为全新的“理性”统治方式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从马尔库塞等早期批判理论到哈贝马斯及其交往行为理论,技术理性批判在转向过程中显露出一定的逻辑困境。马尔库塞在以往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试图构建具有否定维度的“新理性”以消解异化现实;哈贝马斯则在继承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以“生活世界殖民化”为切入点,以语言为中介重建“交往理性”限制工具理性扩张。然而,哈贝马斯同样未能正确认识技术理性内在的“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属性,脱离现实制度和生产关系单纯否定技术理性,使批判的总体理路向对技术本身的否定滑坡,其理想的话语状态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愿景。

虚拟仿真课堂中师生关系研究——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近年来,随着虚拟仿真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虚拟仿真课堂逐渐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虚拟仿真课堂能够模拟真实的学习环境并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分析理论,认为现在的虚拟课堂中由于交往对象的虚化、交往感情的淡化、交往规范受损导致师生关系出现了失真、冷漠、无礼的问题。基于此需要探索如何在虚拟教学环境中建立并维系良好的师生关系,通过相互尊重、信任和个性化的关怀来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只有不断优化和完善虚拟仿真课堂中的师生关系,才能更好地利用虚拟仿真技术,提升教育教学的水平和效果。

西方“数字公共领域”的缘起、特征与实质: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分析

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的媒体系统视为公开事实、反馈民意、辅助决策和实现“批判的公共性”之载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由于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遭到资本逻辑与政治权力支配,公共领域被“操纵的公共性”败坏。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重塑信息传播与公众交往的机制,使公共领域发生数字化转型。数字公共领域表面上扩大了公共性,赋予公众自主传播的权力,但也产生边界消解、交往碎片化和虚拟化的趋势。在资本主义国家,数字公共领域中的公众处于大数据技术全面监控和算法操纵之下,其自由选择受到扭曲,无法实现民主交往。

生活世界概念的社会学转向——基于胡塞尔、舒茨和哈贝马斯的分析

“生活世界”最初是胡塞尔晚期现象学中的重要概念,舒茨对其进行了社会学改造,哈贝马斯将其理解为“生活世界—系统”两层面结构社会的其中一个层面,从而完成了这一概念的社会学转向。这一转向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从内容上看,生活世界虽然最初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出现在胡塞尔晚期的超越论现象学之中,但有关它的阐释却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内容;舒茨为了使韦伯的意义理论在哲学上得到奠基,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进行了社会学的改造,生活世界为构成社会元素的行动提供意义,而行动也同样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哈贝马斯则从语用学的立场对生活世界进行了再改造,使之成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概念。从形式来看,胡塞尔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概念既包含了主观世界也涵盖了客观世界,是对近代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否定;舒茨进一步从社会学的立场强调了客观世界或社会世界的意义基础和文化内涵,他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解蕴含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哈贝马斯则从言语行为与世界的关系入手,把生活世界理解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揭示了作为交往行动背景的生活世界所具有的批判力量,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网络公共领域的理论基础、表现样态及建构措施——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视角

以自由讨论公共事务为核心指征的公共领域在网络时代发生了重要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意味着公共领域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也意味着公共领域开辟了新的发展可能。网络公共领域以公共领域的存在为前提,根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它要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出场条件,以关心普遍利益的公众为基本在场要素,以形成批判性公共舆论为表达自身的核心形式和立场态势。网络公共领域既有公众覆盖广泛、公众自由度高、舆论作用显著的优势,也有公众存在结构性缺陷、公众人格独立性缺失以及公共领域私人化和私人领域公共化的问题。要建构好网络公共领域,需要培养以信息理性、判断理性和交往理性为一体的网络公众主体理性;要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加强法治建设三方面引导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要牢牢掌握网络公共领域的理论建构权、话语主导权和工作管理权,从而促进网络公共领域发挥最大优势。

脱离感性活动的交往主体——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体概念的解读

哈贝马斯为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解释社会进化的目标,重新阐释了唯物史观及其基本范畴,尝试以交往行为理论克服思辨哲学的理论范式,为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展现出了其在当代境遇中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树,但他通过语言建构的理想交往模式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存在领域。由于未能彻底从意识内在性的思维范式中抽身,哈贝马斯误判马克思的主体概念仍旧属于认知主体的范畴。他不曾洞见主体概念只能由感性活动来定向——主体在感性活动中的自我生成,也无法领会主体的解放正是通过感性活动才得以实现。因此,哈贝马斯在解读马克思的主体概念时,构建的交往主体概念仍然局限于意识领域,未能触及社会现实。

哈贝马斯的商谈合法化理论

孙国东教授在第十三届“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研究生暑期学校以“哈贝马斯的商谈合法化理论”为题带来精彩演讲,从哈贝马斯理论中“communication”的翻译、沟通行动理论、“后习俗的道德意识”与商谈的必要性及商谈民主与现代法律的合法化四方面进行深刻全面的阐释。

高职教育的三种认识旨趣和实践探索——基于哈贝马斯认识旨趣理论的视角

哈贝马斯认识旨趣理论对于提升高职学生的认识旨趣与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技术的旨趣指向通过发现的方法,对技术知识和技能的认识与追求。实践的旨趣关注通过理解的方法,来获取交往和参与的探求与动机。解放的旨趣注重通过反思的方法获得自我认知和发展的探索与兴趣。这三种认识旨趣与高职学生的成长密切相关,需要在高职教育实践中进行整合,旨在引导学生认识技术的内在价值,发现新问题、新现象、新规律,理解实践和现实生活的意义,更好地认识和追求自我,继而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从发现、理解到创造的循环发展。

现代社会的分化与整合——重思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理论

分化与整合是现代社会的双重逻辑,保持二者的协调,是稳健推进现代社会发展的保证。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哈贝马斯从理性化的角度,区分了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重新界定了现代社会的分裂与危机,给出了社会整合的路径。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沟通理性,具体路径是沟通行为的合理化、构建合理的社会文化系统、充分发挥法律的整合功能,理论目标是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揭示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的运思逻辑,阐明其积极价值与内在局限,对于反思现代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具有积极意义。

理想对话情景能否在互联网中重建——基于齐泽克对哈贝马斯沟通伦理批判视角

何以祛魅网络公共空间的话语乱象,是西方当代诸多学者极为关注并对此进行了诸多论辩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哈贝马斯等学者试图通过沟通伦理营造理性和谐的网络公共空间环境,而这一理论尝试却遭到了齐泽克的批判,齐泽克认为其关于语言、主体及共同体规范等内容存在理想化的缺陷。由此,齐泽克提出了基于主体欲望负责的伦理规范来解决网络公共空间话语问题。事实上,当代社会更需要基于主体责任的沟通伦理来解决网络语言、网络交往行动、网络群体规范等方面的问题,以维护良好的网络秩序、建设和谐的网络文化。

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概念的再认识——基于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是其中的重要概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其著作《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概念的拆分、拓展、重组来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建,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新的理论构想。文章通过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概念的解读,来理解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而再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有新的启示。

规范之维: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审思

规范问题一直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中心论题,在元伦理学、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等研究领域有着突出地位。规范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哈贝马斯在完成历史唯物主义规范结构重建的基础上,强调了其中蕴含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现实指向,创新了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现代性批判范式。然而,他不重视物质生产力与社会劳动的根基性作用而空谈“虚的”主体间交往与学习,因此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陷入了西方哲学“坐而论道”的乌托邦困境,其规范价值在实践上受到了束缚与约束。因此,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必要认真审视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工作,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规范性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