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词学的范式意义——读《宫廷文化与唐五代词发展史》

《宫廷文化与唐五代词发展史》运用文化学的理论方法来考察唐五代词与宫廷文化的关系,在对唐五代词进行文化学研究的过程中,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历时态描述与共时态观照相交错,同时注重对作家作品心理视域的细部挖掘。既有理论阐释、审美观照,又有实证研究、定量分析;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颇具方法论的启示意义。该著作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在词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可谓别具一格。对唐五代词及其发展史作了更为清晰深入的探索与描述,为整个词史研究和词学研究向深广度拓展提供了一种新尝试。

大型辞书未收的唐五代《切韵》系韵书联绵词词形例释

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是研究联绵词的重要材料。文章选取唐五代《切韵》系韵书中“鍡鑘”“媿娞”“擨■”“踯躅”四个联绵词,分析联绵词不同书写形式是否应当被《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联绵词大词典》收录,同时梳理文献中联绵词各词形产生原因及演变路径。分析可知“[山鬼][山畾]、㱬郲、㱬郲、碨鑘、[石委]鑘”“[女畏]婑、媿娞”“踌[止著]”这8个词形应当被辞书收录。

唐五代韵书中的“册子装”

根据内容的区别,以及生产工艺、流传途径、阅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可以将古书分为不同的“层次”(如敦煌文献中“佛经”与“韵书”便属于不同的层次),层次不同,装帧方式的发展变化也有差异。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及传世文献中有不少韵书,“唐五代韵书”这一层次内有一种特殊的“册子装”,其发展过程反映了一条从“卷子”到“册子”的特殊演变路径。

唐五代敦煌地区榨油装置初探

唐五代时期,随着植物油的使用量和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榨油业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一项重要的手工行业,并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各类传世文献对这一时期的榨油装置均缺乏明确记载,故针对该领域的研究目前尚无进展。敦煌文书中与榨油业相关的记载较为丰富,对当时所用油梁的重要部件如大梁、油梁墙、油盘、立柱等多有涉及,结合其他史料可以对此展开相对深入的探讨。本文在全面整理敦煌文书并参考当代西北地区传统榨油装置的基础上,初步还原了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所使用榨油装置的基本形制。

从敦煌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唐五代“马文化”为中心

敦煌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活区域,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滋养了畜牧文化,马文化成为该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通过壁画呈现、文献书写、文学叙述等方式,以马文化为中心构建了唐五代特定区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王国维《唐五代二十家词》稿本考论

光绪三十四年夏,王国维以藏书为基础编纂了《唐五代二十家词》。手稿于其生前并未付梓,至编纂《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时,赵万里才在王氏遗稿中检得。在校勘中,王国维对汲古阁所刻词多有效仿,欲求全帙的想法十分明显。由于王国维仅预备作研读之需而无出版之意,书中不仅多有不合校勘体例的现象,且出现了大量传世文本的异文。赵万里对手稿重加校理,然屡有违背王氏原意处。吴昌绶也对自辑录词十分关注,得其支持,王国维重新辑录《南唐二主词》。《唐五代二十家词》早于《词录》《人间词话》。《词录》不仅与《唐五代二十家词》编纂呈现出联动关系,书中所录书册的版本、叙录亦与之有关。《唐五代二十家词》为《人间词话》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与论说背景,并影响到后者的撰写方式。

唐五代笔记体制的文化内涵

唐五代笔记体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作品产生的特定历史风貌,折射唐人感受世界的心理图式和精神结构。网状结构和程式特征体现中国传统审美意蕴。分类作品呈现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立场,表明唐人认知范畴的拓展和宗儒的政治取向。此外,唐五代笔记的条目划分、标题拟写、门类设置等体制,以及独特的著述方式,最终导向主体自我需要,追求撰述自主性,流露出唐人以实用为理念的心理诉求,带有特定时期的文化特质,符合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和唐代实用思潮的历史定位。笔记作为文人乐于采用的写作体制,不该被排除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之外。

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韩愈形象

韩愈的名儒形象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走向了仙道化,其仙道化塑造有三大标志:能识丹篆、死后从圣讨伐敌国和牡丹现诗预知命运。韩愈形象仙道化塑造的历史依据,是韩愈生平经历与诗文文献中流露的亲道倾向。韩愈形象向仙道转化的深层原因是中晚唐战乱与庸政的社会背景下,士人无力兴国与求仙避世的矛盾心理。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韩愈形象是唐末士人孤独彷徨身影的投射。

史地文献与唐五代诗词中的南越女性形象比较——从薛爱华《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出发

薛爱华在《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中梳理了四类南越女性形象。本文在薛爱华的研究基础上,以《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全唐诗》等为依据,探寻南越女性形象在史地文献与唐五代诗词文学中的差异性及其原因。总体而言,南越女在史地文献中多以剽悍、勇武的历史形象出现,而在唐五代诗词文学中却主要以美女佳人的文学面貌现身。从历史走入文学后,其形象呈现出审美化、类同化趋向,这与越女文学传统、中原文化的影响等不无关系。

敦煌唐五代时期“物权”文献研究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许多唐五代时期有关“物权”方面的文献,涉及所有权(含动产所有权、不动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用法律手段维护物权等方面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解读,可以生动地揭示出我国古代有关物权方面的法治状况和人们的物权观念,使我们认识到当时人们对于私有财产的重视和为保护私有财产所作出的努力。

敦煌莫高窟唐五代经变画中天女服饰之云肩式领型考释

本文着重分析了敦煌莫高窟唐五代时期经变画中天女云肩式领型的变化,梳理其款式及对应形制特征,在追本溯源的过程中提出吐蕃服饰与西亚服饰的流变可能是其特殊领型形成的影响因素,并论及此类云肩式领型是之后金、元、明、清时期宗教图像女性形象中广为流传的独立云肩之前提与基础。同时,以世俗服饰中的类似款式领型与之对比,从而揭示天女云肩式领型现实与象征的双重文化属性。

唐五代文人入蜀的可视化分析

唐五代文人入蜀这一重要历史现象体现出了文人变迁和文学的空间转移对文学发展造成的影响。其中,意象这一重要文学要素对于文本内部文学空间的塑造起着关键作用。在唐五代时期入蜀文人共同的书写下,成都风貌尽数展现,文化印记深入人心。杜甫入蜀对其自身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也因此为中国古代文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五代时期敦煌宴饮的社会功能

宴饮活动承载着各种社会功能和礼俗文化,唐五代时期敦煌宴饮活动频繁,宴饮活动扩展了敦煌民众的人际交往,是民众欢娱休闲、放松身心的重要方式。礼贯穿于宴饮活动始终,宴饮称谓、宴请帖、宴饮场合的规范、宴饮结束的答谢等皆体现着礼,主要包括主客礼让致敬之礼、长幼尊卑之礼,宴饮活动对礼的推行有助于教化社会。归义军节度使利用宴饮活动宣传施政理念、拉近与僚属及百姓的关系,宴饮是节度使维护政治秩序、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试析唐五代时期的报灾备灾机制

唐五代时期,司天台(太史局)通过变异天象预报自然灾害,具有国家灾情预报机构的性质。在接到灾情奏报后,唐五代政府通常会采取一系列传统的祈禳措施进行弭灾。会昌元年十一月,武宗就彗星天象下诏弭灾,在传统的祈禳弭灾措施外,还采取了劝种植、备仓储、令近江州县筑堤防等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积极防灾备灾举措。此后以至五代以降,帝王下令就司天监占得之灾害天象进行积极备灾的记载逐渐增多。但整个唐五代时期,就灾害天象而采用更多的依然是传统的祈禳弭灾措施。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唐五代词研究

村上哲见的唐五代词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探讨了词体源流的相关论题;二是对中唐的词进行探讨,对本身是绝句而被看作歌辞的作品和由诗人创作非诗长短句的词进行了辨析;三是着眼于西蜀词和南唐词这两大五代词群体,对五代词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讨论。村上哲见的唐五代词研究,在词学通论性研究方面有诸多创见,体现出其“诗词贯通”的基本学术思想和以实证为基、重视对比研究的特征。但瑕瑜互见,村上的唐五代词研究过度强调词的发展演变与艺术特征,对具体词人、词作思想内容的考察较为缺乏,历来深受推崇的李煜词未有深入论及不免有所缺憾。

唐五代敦煌佛教的隆盛与曲子词的流播及词调的衍生

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昌隆,寺学随之逐步兴盛,曲子词遂常被寺中学郎抄写于同佛教有关的写卷之上。这些曲子词常会在佛教活动的表演中歌唱,以吸引民众前来进而宣传教义,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词调的衍生。衍生的词调及其创作常被用来弘扬佛法,有时亦会演变为新的词调,对词体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词体的发生发展与佛教的繁荣有着潜在关联,从敦煌寺学的繁荣及佛教活动乐舞表演的炽盛等角度切入,审视曲子词的流播及词调的发生发展问题,或可更清晰地观见词产生之初的形态,深化对词体演进历程的认知。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94)未收韵书材料辑考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1994)是中古韵书材料的集萃之作,距今成书已有近三十年,期间学界陆续发现和报道了一些来自敦煌和吐鲁番的韵书残片(包括韵学相关残片),总计有48片26种。文章试对这些材料进行一番梳理、考辨与定名,以补周祖谟先生之未备。

政治秩序的投影:唐五代成都城的唐都风景

唐五代时期,从唐都长安而来的帝王和统治阶层为维护特定政治秩序,在成都城植入了以长安城为主的唐都风景。唐玄宗到达成都十多天后,唐廷权力中心名义上转移至肃宗处,成都城呈现的唐都风景较为低调;唐僖宗驻跸成都四年,为重塑行朝威权,在成都城营造了比肩长安的行在风景;五代前蜀统治阶层利用唐玄宗、僖宗在蜀遗景,借鉴唐长安旧景营建都城景观,模仿唐长安的宫廷生活场景,构建了唐都式的成都城风景,借此安抚统治集团,增强割据统治的合法性。唐五代成都城唐都风景的再现,是特定政治秩序在城市中的投影。

唐五代“胡化”现象与贯休罗汉像关系探讨

贯休是唐五代著名高僧兼画师,其所创作的罗汉像独树一帜且影响深远,开一代“禅月样”罗汉画新风。后世对其罗汉像的形成原因有各种看法与研究,大都属于形式分析和图像学等手段的研究范畴。我们运用社会学及历史学的方法考察其一生行迹,发现其创作如是并非偶然。我们推断,贯休的罗汉像之成因与其身处的历史时空中的“胡化”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或“胡化”之风更可能是贯休创作的真实渊源。

唐五代书目考略(下)

本文是《中国古代书目考略》的第二部分——唐五代部分。共辑得各类书目108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