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小说中公牍文的叙事功能及其文体意义

公牍文是唐代小说"文备众体"之中重要的一"体"。因公牍文使用场合、对象具有特殊性,所以唐代小说中的公牍文有上、下之分:上行公文主要用于神仙、道士、臣民上书帝王或皇帝、冥王上书天帝;下行公文主要用于天帝、皇帝向臣民颁布诏令。公牍文融入唐代小说,不仅承担着聚焦主题与升华主题、刻画人物性格、心理、暗示故事结局等重要的叙述功能,而且还充当了唐代小说文体的基本"骨架",与融入其中的史传、诗歌、论说文等相互组合,建构了唐代小说独特的文体形态。

邂逅风流:唐代小说《游仙窟》的世俗化特征

从唐代历史背景与文化传播的角度,重新审读唐代小说《游仙窟》,通过对小说主人公与十娘间以诗歌酬唱为手段互相试探、暗示、追逐过程的论述,反映出小说作者对男女两性之间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恋爱理想的向往和对儒家礼法的蔑视,得出小说《游仙窟》具有以表现青春、爱情和娱乐为中心的世俗化特征的结论。

戏剧性:观照唐代小说诗歌与戏曲关系的一个视角

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显示，从即兴抒情到讲述传闻轶事和虚构故事，再到编排戏剧场面，可以说是艺术思维成长的三大步，每一步体现为一种主要的文学体裁，即诗—小说—戏剧。戏剧性的实质是不同动机的人物在一定场合中的矛盾冲突，在诗、小说、戏剧中都存在着。本文以唐代的《长恨歌、传》向后世戏剧的演进为例，阐述戏剧性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过程，从一个视角揭示了诗、小说、戏曲之间的关系。

唐代小说创作方法的整体观照

本文在对唐代小说创作进行整体观照的基础上，采用“实录”、“寓言”、“传闻”等词语分别概括唐代小说的三种创作方法。这三种创作方法根本的区别体现在情节虚实关系的处理上。“实录”法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人物、事件的真实性，而“寓言”法和“传闻”法则注重情节的虚构。上述三种创作方法的出现，说明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到了唐代，已基本上摆脱了长期以来作为子、史附庸的地位。

唐代小说中昆仑奴现象考述

唐五代小说中出现不少关于昆仑奴的描写,尤以晚唐《传奇·昆仑奴》作为代表作。这些昆仑奴来自何方?他们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有哪些身体特征?主要分布于中国的那些地区?笔者试图从上述几个方面探讨唐代小说中的昆仑奴现象。

唐代小说中的阎罗王——印度地狱神的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其地狱观念伴随佛经传译和教义的流行而逐渐播布华夏。魏晋以降,外来的地狱信仰与本土固有的冥界思想相互融合,开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狱观念。本文从阎罗地狱信仰在唐代融入中国民众信仰的神谱,阎罗信仰与地藏信仰合流的原因和影响,以及阎罗地狱信仰在唐代小说中世俗化的表现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认为佛教地狱观念经过中国文化的洗礼在唐代基本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形成了植根中国文化土壤的阎罗地狱信仰,阎罗王也由印度的地狱神演变为中国的“世俗化”的地狱主宰。

唐代小说中人与异类的婚恋遇合及其文化折射

唐代小说中的人与异类的性爱主动角色的变化,反映了唐代男子对性欲的自觉追求,也就是男人好色的明显表现。同时,人与异类的婚恋遇合有着更多的世俗化的倾向,折射出唐代文人的婚恋观念,间接反映了文人与妓女的性恋现象。

唐代小说家张读及其小说《宣室志》

张读出生在一个小说家辈出的家族之中 ,《宣室志》体现一种多元容与的文化思想 ,这是其家庭文化氛围薰染的结果。《宣室志》在唐人小说中有颇高的地位 ,对后世小说戏剧也有颇大的影响。

除魅与遇仙——唐代小说中的书生旅行故事

书生作为一种突出的人物类型在唐代进入中国小说史。在以科举为背景的书生旅行故事中,除魅与遇仙是一对值得关注的主题。除魅主题以《玄怪录·郭代公》为代表,表现的是书生在旅行中凭借人类理性为世界除魅的经历;遇仙主题以《博异志·白幽求》为代表,表现的是书生在旅行中受到宗教思想的启示而对世俗理性的反省。除魅与遇仙主题的并存体现了唐代书生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思想困境。不过,书生心底的入世理想极为牢固,遇仙故事中的出世情节实际上是科举受挫之后的情绪发泄与自我安慰。

论《南部新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的价值

《南部新书》是北宋初钱易编撰成的一部小说选集,其内容和文字绝大部分来源于唐代的小说、杂史、杂传以及正史等书籍,该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通过此书可发现一些失传的唐代小说佚文,一些仅有节录本传世的小说可在此书中找到一些较完整的文字。在唐代小说以及《太平广记》等书的文字的校勘方面,《南部新书》

从唐代小说看士人科举的苦难历程

科举是唐代小说的重要主题,很多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士人参加科举、追求功名的苦难历程。主要包括寒窗苦读的煎熬、赴京赶考的艰险、干谒求人的尴尬以及科考落第后落魄等。这些都深刻、形象地描绘了士人在科举中所遭受的身心痛苦,艺术而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对全面了解唐代士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英语世界的唐代小说译介:翻译历史与研究现状

唐代小说并非传统小说的巅峰形态,但其在英语世界得到大量译介。选译篇目众多,译本数量庞大,译著形式多样,译介的历史形态独特,理论上足为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参考和借鉴。但与此并不相称的是国内对英语世界的唐代小说译介研究非常缺乏,原因在于缺乏对目标文化体系“主动译介”实践的关照、对非经典或非主流作品的忽视、译本识别存在困难和国内资料匮乏等。探索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外译策略,英语世界的唐代小说译介实践可资借鉴。

诗歌典故与唐代小说的流传传播

唐代文言小说的流传传播手段比较单一,因此,唐人常常借助诗歌进行小说的流传传播,将小说故事用作诗歌典故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一方面,它既向广大诗歌读者传达了小说的中心信息,同时又巧妙地打破了中国古代正统文人对小说的所谓的"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扬雄所不观","宣尼所不语"的接受壁垒,标志着唐代诗人对小说文体的关注,这对于提高小说地位,加速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和小说文体的独立,促使小说由士大夫文人阶层走向广大平民百姓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另一方面,它也能丰富诗歌内容,增添诗歌情趣,活跃诗歌语言。

论唐代小说的诗化现象

唐代是一个崇尚诗歌的时代。受这种崇诗风尚的感染,唐代小说呈现出一种诗化特征。唐代小说的诗化特征首先表现为小说文本形式中大量插有诗歌,其次表现为小说追求诗的情韵,表现诗的意境。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两者相辅相成。

英语世界唐代小说翻译的非文学取向

通过对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小说翻译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唐代小说的翻译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非文学需求和取向,即典型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建构需求。由于对华关系和政策的发展和变化,英语世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关于中国的知识建构需求也不一样,其唐代小说翻译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早期阶段,即对华认知的转轨时期,其认知需求的矛盾性决定了其在唐代小说翻译中表现出的俯视和仰慕共有的复杂态度;中期阶段,出于全面、深入认识中国的需要,唐代小说译介成为英语世界走近唐代和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后期阶段,英语世界从蓬勃发展的当代中国身上发现了昔日"盛世唐朝"的影子,试图从唐代小说中找到中国复兴和发展的规律,满足其为意识形态服务的迫切需求。

浅析唐代小说《离魂记》的重写现象

唐代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丽奇宝。她以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创作题材开后世文学重写的滥觞。文章以单篇《离魂记》为例,分析唐代小说的重写现象。这种重写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是《离魂记》对南北朝小说《庞阿》的重写,其二是后世派生文本如杂剧《倩女幽魂》等对《离魂记》的重写。

仕宦得意与情感外溢的困惑——唐代小说中仕宦与家庭矛盾问题新探

唐代科举制度的真正推行,带来了士林群体入仕途径与生存状态的新变化。士人在游学、游宦、经商的人生追求历程中,会遇到感情、家庭问题的种种困惑:或是因远离家庭而妻子感情外溢,或是仕宦途中偶遇美色诱惑而误入歧途,或是入仕掌权后面对家庭情感纠葛的评断……。这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家庭、情感、心灵层面的诸多问题,也全面生动、艺术化地再现于唐人小说的诸多篇章之中。这些作品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出人意外的情节建构,小中见大的独特视角,情感世界的复杂多变等诸多层面的问题,均值得深入研究。其中寓含的士人事业追求与情感诱惑的矛盾,道德约束与人性弱点的冲突等文化意蕴,在当下仍然具有着超时空的认识价值。

从热力图看唐代小说的长安里坊空间

唐代小说的里坊书写与唐长安城的地理格局一致,使其成为研究长安历史地理的特殊史料,但也易使论者忽视对小说本身文学特征及规律的探讨。而热力图则可以利用大数据及可视化的优势,揭示出隐藏在唐代小说文本背后的深层信息。热力图上里坊空间分布重心在东部、北部的集中,反映了唐代小说在创作传播上的士人化特质。其中某些里坊色度级别与其所在区域不符,这种“例外”恰好显示出地理区位与小说类型内容的关联。此外,将热力图的远读方式与传统的文本细读相结合,还可在看似平淡的里坊设置中发现唐代小说在情节结构上的精心设计。

唐代小说与唐人的婚爱伦理观

唐代文化开放,唐前期妇女婚爱生活放纵,但是,唐人依然看重婚爱伦理,这种观念不仅反映在法律条文和现实生活中,而且唐代小说多有描写。此乃儒学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结果。唐初儒学复兴。唐前期的妇女婚爱生活虽然感受着"开放"气息,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行为方式。小说家乃社会意识的代表,中唐以后妇教强化,他们感受至深,基于纯化社会风气和规范世人行为之目的,便借手中之笔反映了唐人的婚爱伦理观。